论瞿秋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贡献（上）

瞿秋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贡献突出体现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法律观之扒他系统阐述了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与国家同步产生的法的起源论、国家和法的本质、依赖于经济基础的法的变迁论、国家和法的消亡论。这些理论为我国现代法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信息，奠定了我国法学理论发展的基本框架，这正是瞿秋白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伟大贡献所在。     

论法律自然主义:马克思主义对自然法思想的重构

法律自然主义是一种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自然法思想的重构。传统自然法二元论的基本特征由于受到了怀疑论、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判而难以为继,只有法律自然主义才能将二元论法律思想合理地延续。其次,法律自然主义则以"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框架中解决了自然法学说中个体与共同体分离这一逻辑困境,并通过为应然法与实然法之间提供一种经验性的实践介质而解决了其实证性困境。此外,法律自然主义也以其法律消亡论开释了传统自然法理论中的固有矛盾,从而重构了一幅适合当代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版本的自然法理论。     

哲学的还是政治的——评桑德尔的至善论

作为公民共和主义理论的重要成员,桑德尔对自由主义的中立性立场持尖锐批评态度。桑德尔认可至善论,而其至善论思想可以分为哲学的和政治的部分。哲学的部分以自我与目的的关系为切入点,以道义论的道德主体概念作为批判焦点,刻画了人的本质的哲学人类学面貌,树立了颇具黑格尔主义色彩的交互性主体形象。政治的部分体现为公民共和主义的公共哲学思想,欲在公共政治安排上取代程序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然而,桑德尔的论述批判有余,建构不足,其理论只能作为一种补充性和批判性观点嵌入到当代民主政治的讨论中。     

法是理与力的结合：再访法的概念

西方法学发展中始终存在“二元”的悖论,未能真正揭示法律的本质内涵。马克思主义创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了一个科学、辩证、发展着的法律概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可以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的法律概念---法是“理”与“力”的结合。这个概念体现了法是实质性与形式性的统一体：“理”体现为法律必须承认事实和客观规律的作用,必须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人的价值追求（正义等）和愿望,必须吸收历史上有效的法律制度、技术和智慧;“力”体现为法与国家权力存在内在联系。     

法治与法律拜物教——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法治观的批判

自由主义理论以拜物教的姿态对待法律和法治,从而未能揭示法的阶级性这一本质,也未能回答关于法的价值的问题。与法律拜物教相反,马克思将法律界定为取决于经济基础或社会发展的上层建筑,法律仅仅是国家的一个功能性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三个方面批评了自由主义法治,指出其背后持有一种典型的法律拜物教观念。通过对自由主义法治的拆解、祛魅,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凸显了那些被人们所忽略或边缘化的政治、法律问题的重要性。尽管自由主义法治并未消亡,并且有可能成功转型为福利国家,但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是失败的。后者在今日所面对的任务,不是告别或转型,而是理论创新。     

法治经济的理论表达:规范视域的经济法学体系

经济法成熟的标志是已建立一套具有稳定性和适应性的法律规范体系。问题导向的经济法研究范式揭示了经济发展的制度需求,对经济政策进行了制度性解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造成经济法学体系的"法律空洞"。在法治经济要求下,必须建立引领和规范经济运行的经济法规范体系。以规范为基础的经济法学必须对已有理论进行系统化的规范性解释,为经济法规范体系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为此,必须言说经济法学总体论、结构论、功能论的解释体系,对经济法的制度背景、制度构成、制度实施进行体系解释。     

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法律移植背景下对当代法理学的反思

本文以法律移植与现代国家转型为背景,考察了最近20年来法理学思潮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到法律文化论和法律现代化论的内在发展逻辑,提出这些主流思潮坚持一种“没有国家的法律观”,它不仅是法律移植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且是法律共同体的职业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思考与法学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由此被称为“法律人的法理学”。基于反思这种法理学在处理国家与法律关系上的方法论误区,作者考察了当代法理学中的边缘学说,即实用主义法理学,对整个主流思潮的批判,以及由此形成本土主义方法论与本土主义政治立场之间的张力。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立法者的法理学”,试图在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上,重新把国家与政治作为法理学思考的中心,从而在技术意义上整合“法律人的法理学”,思考中国在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的转型中面临的理论问题。     

“灌输论”的现代价值

列宁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灌输论仍然是一种具有鲜明目的性、主动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其精神实质是强调思想理论教育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必要性,如何更好地发挥灌输的作用,使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更好地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意识形态“灌输论”与“生成论”的协同性——兼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制度化建构

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经历了从否定性到阶级性的转换。在意识形态概念性质演变的基础上,列宁和葛兰西分别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提出了两种视角不同的路径,即意识形态的“灌输论”和意识形态的“生成论”。两种路径的提出也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制度化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撑: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好“灌输论”和“生成论”的协同效应,提升意识形态宣传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要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和教育人民。同时,积极培养党的有机知识分子,构建无产阶级为主导的联盟,不断扩大社会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性。     

略谈审美的现实性问题

审美意识形态论关于“审美”的理解以浪漫主义美学为基础,注重审美的无功利性与自律性价值,但这种“非现实性”的美学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美学及意识形态理论存在差异和冲突。因此,新时期的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建构难以解决其理论基础的深层断裂问题。在当代文化现实与学术语境中,审美自律论作为一个历史性范畴受到广泛质疑。各种肯定审美的现实性、强调“艺术与生活统一”的生活美学观逐渐确立起来。而马克思主义美学本身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独具特色的生活实践美学,它关于审美现实性内涵的理解应当成为我们认识文学艺术审美性的前提,也应当作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论基础。     

民间法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与"法律多元"

通过对作为"本土资源论"理论基础的法律多元理论与历史唯物论及其"价值中立"研究方法的检视,可解析出其中包含的关于"国家法"与"民间法"关系的不同乃至相互矛盾的三种态度--转化、共生和中立.法律多元理论同时包含了"移植法-固有法"以及"官方法-非官方法"的双重结构,而其中"移植法-固有法"这一结构与"现代化范式"可能存在一种"选择性亲和".随着现代化范式"进入"法律多元理论,使得法律多元理论并不能作为与现代化范式相对立的理论取向.因此,对于本土资源论乃至中国民间法而言,法律多元理论的内在双重结构及其与现代化理论范式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到认真对待和清晰厘清.     

实践与人的现实生命--对"生存论本体论"的一点辩护

“生存论本体论”是近年来国内哲学界不少学者试图从一个新的理论视野来深入阐发马克思哲学所作的一种具有较大影响的理论探索。本文以哲学史为深层背景 ,通过对实践概念与人的现实生命之间内在关系的探讨 ,着重阐述了“生存论本体论”的理论根据、主要问题、基本内容和根本旨趣。笔者希望通过这种有益的讨论 ,切实活跃和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从“法律的统治”到“法律人的统治”——对当下中国法律人观念的反思

通过对法律人观念的分析揭示了其所依赖的前提以及由此导致的论争.首先是法律与人的关系,这一层面展现出的是一种被型构起来的二元对立图景,即法治和人治;其次是法律普遍主义与法律特殊主义之间的对立,在这一层面揭示法律人观念的法律普遍主义前提;最后阐明法律人的观念在根本意义上以中国人的生存秩序观念为前提.如果说中国人的生存秩序观念要建立在政治共同体的意志决断以及蕴涵在生存活动之中的法理基础之上的话,那么当下中国法学自我反思和重构的基本要求就必须重新考虑某些已经被我们遗弃了的东西.因此,重新思考法律、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也必将占据我们思考法律问题的核心.     

作为形式的法律:帕舒卡尼斯的法律理论述评

在推行"新经济政策"的背景下,帕舒卡尼斯提出的"法律形式"理论意在强调法律形式是商品交换关系的法律表现.这一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批判了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发展了斯图契卡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帕舒卡尼斯认为道德和刑法也是商品交换关系的产物,且"法律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最完整的形态.帕氏的法律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关系微妙: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的同时,其理论也显露出可操作性不强、方法论单一的弱点,且该理论受政治因素巨大影响的现实尤值得后人反思.     

法律拜物教批判: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一种解读模式

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独特性在于它是"法律拜物教批判",是批判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法治理念及资本主义社会法治实践的法律理论,这是英国分析法学家柯林斯的基本结论,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独特性以及把握它的当代价值具有启发意义。法律拜物教把法治看作为不可质疑的教义或必须信奉的原则,看作为国家的最优结构和终极理想,相信依靠法治,权力得到制约,权利得到保障,社会就会成为公平正义的社会。马克思主义法学不是停留在对法律表面功能的认同上,而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从整体社会形态的宏观视角出发,以一种冷峻的眼光审视现代社会流行的法律理论、法律观念及法治实践,为法治进程的未来推进提供了独到的见解。     

从“资本的逻辑”到“决断的逻辑”——以施米特与凯尔森的分歧为视角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切入,构造了“资本”这个“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施米特从政治危机切入,构造了一种区别于凯尔森“纯粹规范论”的“主权决断论”。施米特深刻地揭示了“决断”这一似乎是完全空洞的概念在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但他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黑格尔“辩证的决定论”的经济学版本,则是忽视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的辩证法”中所蕴含的内在张力,误读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如何以马克思“资本的逻辑”为参照,构造一种“决断的逻辑”,以作为把握现代政治生活的“抓手”,当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     

“民族国家消亡论”新解

民族国家的主权在全球化时代受到多方面的挑战,一些西方学者据此提出了“民族国家消亡论”,实际上推销的却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消亡的条件在全球化时代远未成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历史学方法,使来自于黑格尔辩证法这一错误思想根源的“民族国家消亡论”得到了科学的解析.     

我国商事代理的理论基础及其相关规则的完善——基于比较法的考察

我国商事代理制度不尽完善,突出地表现在两种理论基础并用及其相关规则存在瑕疵。取消区别论,以等同论作为我国商事代理制度的唯一理论基础并完善相关法律规则,是健全我国商事代理制度的首要选择。     

从制度论、危机论到发展论——论西方政党创生理论的变化

政党在创生、起源时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国政党组织的演变和政党制度的建立,制度论、危机论、发展论等几种重要的西方政党起源理论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政党产生的动力和制度基础做出了合理的分析,同样具有理论上的自洽性和概念上的明晰性,可以作为我们分析的理论工具,本文对这几种理论进行一个较为详细的述评.     

马尔库什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解读

针对苏俄马克思主义基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误读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在缺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尔库什界划出三种类型的意识形态概念:论战的—揭露的意识形态、系统的—解释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哲学的意识形态;从起源论和功能论的角度区分了两种意识形态解读模式,揭示了马克思拜物教批判中意识形态观的隐性转变,阐明了李嘉图和黑格尔理论中包含的"致力于解放的"意识形态概念,回答了艺术缘何具有"永久魅力"的问题。马尔库什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区划保留了意识形态概念传统理解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同时又避免了苏俄马克思主义明显存在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的理论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