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消亡论”新解

民族国家的主权在全球化时代受到多方面的挑战,一些西方学者据此提出了“民族国家消亡论”,实际上推销的却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消亡的条件在全球化时代远未成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历史学方法,使来自于黑格尔辩证法这一错误思想根源的“民族国家消亡论”得到了科学的解析.     

作为形式的法律:帕舒卡尼斯的法律理论述评

在推行"新经济政策"的背景下,帕舒卡尼斯提出的"法律形式"理论意在强调法律形式是商品交换关系的法律表现.这一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批判了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发展了斯图契卡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帕舒卡尼斯认为道德和刑法也是商品交换关系的产物,且"法律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最完整的形态.帕氏的法律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关系微妙: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的同时,其理论也显露出可操作性不强、方法论单一的弱点,且该理论受政治因素巨大影响的现实尤值得后人反思.     

马克思阶级分析范式的在场性与当代价值

一些西方学者“无阶级的神话”与阶级分析“死亡”的论调掩盖了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异化关系,没有从经济根源来分析社会群体状况.没有经济平等而空谈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只不过是一种构建空中楼阁的幻想.以美国“占领华尔街”为代表的社会运动一再证明了当代世界阶级的在场性.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对于透析资本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垄断资本的剥削本质,进行社会公平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消除阶级差别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报纸消亡”四种论说的再思考

在新媒体得到迅速发展的今天,报纸消亡论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关于报纸消亡论的经验说、融合说、两分说和发展说等四种不同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由于其存在路径依赖现象,在今天的时代尚需进一步判断与思考。     

法律实效的概念分析

本文论述法律实效是一个重要的法学范畴,它具有实然性、变动性、可控性和可测性等特征。     

法律秩序的概念分析

文章介绍了国内外法律秩序概念的学术之争 ,确立了法律秩序概念的基本理念 ,即法律调整、形式合理和进化理性 ;同时 ,描述了法律秩序概念的外在特征 ,即具体历史进程中多元化型态。基于以上分析 ,最后对法律秩序概念作出了科学阐释 ,以助于人们完整地把握法律秩序的概念。     

论法律自然主义:马克思主义对自然法思想的重构

法律自然主义是一种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自然法思想的重构。传统自然法二元论的基本特征由于受到了怀疑论、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判而难以为继,只有法律自然主义才能将二元论法律思想合理地延续。其次,法律自然主义则以"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框架中解决了自然法学说中个体与共同体分离这一逻辑困境,并通过为应然法与实然法之间提供一种经验性的实践介质而解决了其实证性困境。此外,法律自然主义也以其法律消亡论开释了传统自然法理论中的固有矛盾,从而重构了一幅适合当代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版本的自然法理论。     

超越艺术消亡论:论苏珊·桑塔格的“新感受力”

"新感受力"是桑塔格"艺术色情学"的必然逻辑走向,桑塔格使用这个美学范畴意图解决"两种文化"对立所带来的艺术消亡论问题。"新感受力"的审美主体拓展与审美客体新材料的利用是一个过程的两面,新感受力是一种与代表科技文化的新媒介息息相关的怀疑智慧,携带一种有意无意抵制同质化的谋略。     

论法律家的素质与法律制度的有效性

本文主要围绕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对法律家的素质所提出的要求进行论述 ,即论述法律制度有效性的内在规定性 ;法律家的业务素质对法律制度的顺利运行和高效实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法律家的职业道德素质是法律制度高效实现的重要保障因素 ;法律家的法律观念与法律制度的建构、运行以及高效实现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契约论国家观与阶级论国家观的区别及融合

契约论国家观认为国家源于契约,阶级论国家观认为社会的阶级分裂产生国家;契约论国家观认为设立国家的目的在于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阶级论国家观则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工具;在对世界的影响上,契约论国家观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稳定、繁荣和进步,而对阶级论国家观的绝对化理解则使众多社会主义国家走了弯路。融合契约论国家观中的合理成分,引导国家踏上社会契约化之路,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论法律的宗教性——兼解读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

我国法律权威缺失的现状，促使一些学者从文化层面寻求良方。其中有人认为宗教信仰传统的缺乏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们频繁地引用伯尔曼关于法律与宗教关系的论断。但他们忽略了伯尔曼法律宗教思想的精髓——法律的宗教性的更深层涵义。探讨法律的宗教性实际上就是探讨法律如何才具有权威、如何被人信仰和尊崇的问题。     

特别法律关系论--特别权力关系论的扬弃

虽然我国的行政法理论没有确立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但实践中却存在着事实上的"特别权力关系".在这些特殊的行政关系中,依法行政原则一直尚未得到普遍的确认,或虽有法可依,但是由于诉讼救济途径的阙如,依法行政原则在事实上被"悬置".历史证明,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已经渐趋没落,不合时宜,我们应从务实的角度批判、借鉴大陆法系晚近的理论成果,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特别法律关系理论.     

先秦法的概念隐喻

一些中外学者站在法律工具论的立场对先秦法的概念隐喻进行识解,主要立足于法被喻为“规矩”“绳墨”“斗斛”“仪表”等器物在功能上所承载的意义,而忽视了它们在性质和价值上所蕴含的意义。在隐喻的意义结构中,法在性质上的意义是基石,价值上的意义由此延伸而成,共同构成法的意义核心。而法在功用上的意义只表明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向外展示自己的一种能力。因此,法的概念隐喻主要通过对法的性质和内在价值的塑造,建立能够将包括国君在内所有人的行为纳入法的约束之中的思想理据。一方面,它暗示立法不是对立法者私意的表达,而是对社会公共认同标准的仿效。另一方面,它旨在创立“使法必行之法”,使一切治国行为依法而行。据此可以认定：先秦法的概念隐喻不是要把法律变成统治的纯粹工具,而是统治的根据。     

法律的实质理性——兼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伦理

法律的实质理性是与法律的形式理性相对应的范畴。作为法律的内在逻辑品质 ,它以规则性、现实性、时代性、保守性和价值性作为基本内核 ,并经此逻辑品质上达法律的伦理品质 ,而构成法律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的基本特征 ,形成了法律从业者区别于其他职业社群的规则意识、现世主义、时代观点、守成态度和世俗信仰。探讨法律的实质理性 ,旨在揭示法之所以为法的根本禀性和特征 ,探讨理想的人类法律生活的基本样态 ,从而 ,在通过法律而生活的意义上 ,追问究竟什么是理想而惬意的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     

正确理解共产主义实现与宗教的消亡

宗教有着特定的社会作用,宗教的精神价值、人本取向和对主流文明的普适性,使宗教教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共产主义实现也需要宗教教育的支撑。当共产主义到来的时候,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不同宗教的界限将被消灭,宗教将被代之以具有科学色彩的"心灵哲学"。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阐释体系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面貌在不长的时间里不断被改变着。历史面貌的改变,或由于新史实的发现,或由于对史实阐释的变化。现代文学史面貌的改变属后一种。对现代文学史的阐释影响最大的是进化论、阶级论和启蒙论。本文分析这几种阐释体系出现的背景、局限,用现代文学史实例证明"史无定论"。     

认识的语境论形成的思想根源

认识的语境论是这样一种观点,即由特定知识语句表达的命题依赖于说出这个句子的语境.具体地讲,认识的语境论主张,由给定的知识语句,如"S知道P","S不知道P".依赖于产生它们的语境,也即,知识的形成与理解是语境依赖的,在某些语境中,S知道P,而在另一个语境中,S不知道P.这两个陈述在各自的语境中都是正确的.语境不同.认识标准的高低程度不同,在不同的语境中进行对话、行动就会产生争论或者冲突;不同的语境设置了不同的认识标准,而且这些认识标准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认识的语境论是对我们认识判断的最佳解释之一,能够回答怀疑论的问题--为什么在大多数语境中我们能够判断我们拥有知识,而在一些语境中我们不能判断我们拥有知识.这一观点既有不少支持者,同时也受到质疑和批判.     

法律工具主义的“是”“非”与法律信仰

法律工具主义论者在对法律信仰进行批驳的同时却又走向另一极端。其实,法律既具有工具性,又应被信仰,只是层面不同而已。法律工具主义的是在于其具有功用性的一面,而纯粹法律工具观又和法律所体现的正义、自由之精神及人们视其为神圣的情怀相背离。法律深受现实利益、人的生存要求、法律实践之影响,人们对法律信仰的同时显示出较强的脆弱性。为使法的信仰强盛起来,必须加强法律权利之完善及执法环境的改造。     

兜底的宪政秩序:从国体论视角切入

在确立现代国家的宪制原则时,国体论重视国家的阶级属性,强调国家由谁执政的决定作用.政体论无视国家的阶级属性,重视国家对所有国民、公民的权利保护,因此更看重政权的组织形式.从后者伸张的各种政体理论支持种种宪政民主的治国方略,而国体论是不是完全可以排遣政体论的这类主张,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实际上,国体论主张的阶级专政,由于确立了人民民主的前置准则,它也无法完全脱离开宪法需要、宪制规则和宪政秩序.只要一个政治体寻求政治稳定和统治有效,它就必须凸显一种兜底的宪政秩序.否则,它就会丧失国家权力的掌控权,陷入无法自我维持的政治动荡.     

论人身权的法律保护

人身权和财产权是侵权法保护的客体.要实现人身权的保护,最为重要的是公民在价值观念上的转变,即由传统的重视有形财产权向现代的重视人身权观念转变.当前在我国法律实践界出现了一些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新型权利形态,这些权利之所以以前没有出现,要么是权利的自然属性受到了压制,要么是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不足.这些新权利实质上是我国在特定历史时期公民权利意识启发的开端,预示着中国的法治建设步入了正常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