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如何评估?——以中国地方法治指数为例

法治指数是判断衡量一个国家的法治(Rule of Law)状况及其程度的量化标准和评估体系。地方法治是国家法治原则和基本法治制度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法治理念与制度在实践过程中的微观创新。在已有研究与实践成果基础上,建构地方法治评估体系,并对每一项指标予以操作性细化,对于中国法治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

法治评估是基于评估法治状况和现实发展的需要而兴起的。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中的法治指数、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实践带动了部分国家与地区在更广泛层面展开法治的量化评估。中国的法治评估实践,经历了立法司法领域的评估考察、法治评估的全面探索两个阶段,表现出"嵌入性"、政府主导、法治理解广义化、法治评估区域化等特征。法治评估应该在"试错"中逐步实现区域评估的规范化、体系化与制度化,并作为区域法治建设的新增长点推动地方政府法治目标的实现。     

新时代法治价值观的现实承诺和生成逻辑

新时代法治价值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基础上提炼而成,凝结了国家、社会、个人对法治在意识形态、治国方略、社会文化方面达成的价值共识。在新时代坐标中,法治价值观秉承"问题意识"、立足法治建设,以贯彻实践性来实现法治的价值承诺;强化意识形态、深化治理方式,以贯彻创新性来实现法治的价值承诺;坚持人民主体、贴近群众生活,以贯彻人民性来实现法治的价值承诺。只有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变"中,才能更好地把握法治价值观生成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以及历史逻辑,使法治价值观按照规律产生并归于实践检验的结论中。     

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司法为民"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司法机关,首先要树立先进的社会主义司法理念。本文论述了法治理念的概念以及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司法为民”理念的内涵及其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并对如何实现“司法为民”理念进行了探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发展论纲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综合转型以及和谐理念在全社会各领域的全方位导入,作为统领和表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法治发展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形成、发展与实践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法治发展进程具有全面性与针对性、整体性与层次性、阶段性与大局性有机统一的特征。     

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文化基础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在汲取中国传统法治营养,继承和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的智慧结晶的基础上,借鉴并吸收西方国家法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现实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理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不仅为中国自主地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人类法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法治实践的探索发展和重要启示

从国家治理上看,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就是党领导人民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开展法治实践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人民开展法治实践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法制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依法治国的初步展开与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强调法制并实现了从法制到法治的发展;党的十五大后从法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党对法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法治中国建设全面展开.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法治实践的历史,可以得出四方面重要启示:走法治道路是党的性质、宗旨和执政理念所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党领导人民走法治道路的必然选择,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载体.这四方面是一个互相联系、逐层递进的关系,是以党的性质、宗旨为主体要素,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理念,结合中国国情特点而形成的有机整体,是我们必须一体贯彻、坚定不移、始终坚持的.     

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发展了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具有丰富的内涵,需要我们不断地挖掘和诠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当由以下理念构成:即良法之治、宪法至上的理念;规范公权、保障人权的理念;依法行政、服务行政的理念;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的理念.     

当代中国法治建构的理性审视

法治作为人类向往并追求的一种治国方略和理想状态,存在着人类所共同认可的一些具有普适价值的理性精神.这种共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搞清的首要问题.同时,由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各个民族在法治的理念和制度上又必然各具个性.因此,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要以史为鉴,既要防止法治浪漫主义,又要摈弃法治虚无主义,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之路.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法治话语之演进

自1946年创刊以来的<人民日报>上先后出现了六种法治话语.1949年前后,号召树立革命的法治精神.1962年,批判美式"法治"的虚伪性.1975年,批判儒家的礼治,主张法家的法治.1980年前后,批判儒家的人治,要求以法治取代人治.1999年,区别法治与法制,主张从法制到法治.2006年以来,提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六种法治话语,记载了中国政治六十年间的变迁轨迹.     

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法治解读

实现法治中国要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信仰;公平正义是法治中国的根本追求;法治中国应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改革行政执法体制,使执法更高效、更权威;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体现司法文明;依法破解社会矛盾。     

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的“法民关系”

西方法治理论的职业主义存在局限,中国法治理论要深入理解法民关系的理想类型和一般原理。法民关系是法律人与普通人围绕法律解释权分配形成的主体间关系。法民关系的两个"理想类型",是以法官和律师为核心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主导的"消极法民关系"以及以当事人和法官为核心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与普通民众主导的"积极法民关系"。二者既在具体案件中围绕法律解释权的分配形成了不同的"微观司法环境",又在总体上基于司法公信和法治信仰构成了不同的"宏观法治状况"。应从植根国情的法民关系出发,探索中国法治的发展道路。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宏伟目标,并就法治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从"法制"到"法治"的升华,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转折。法治中国建设首要而基础的任务就是保证宪法全面有效实施,而只有让法治成为全民信仰才能引领法治中国建设新征程,只有领导干部带头守法用法才能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生发于法治中国的建设实践之中。在知识论语境下，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学知识效应的发生机理、实践进路和法治现代化功能，是对法治中国实践成就如何由经验形态知识到原理形态知识转变的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涉及法治中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促动知识转化的主体、知识生成的逻辑、政理和法理的联系、新概念到新范式的升级、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塑造、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构建和中国法治话语的生成等一系列问题。处理好这些问题，对于有效沟通法治中国的实践成就与法学知识体系、破解法学发展的“卡脖子”难题、促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中国法治实践变迁与法理学研究转型升级——以“中国的”法理学如何可能为视角

中国法理学乃至法学研究不断转型升级的学术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发展史。二者之间存在着正向函变关系:一方面,法治实践在价值理念、制度建设、运作理路等方面的变革创新,为法理学研究提供了动力基础;另一方面,法理学研究通过在理论基础、研究主题、研究聚焦等维度的转型升级,为不断变迁的法治实践做出了理论因应。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变,我国的社会生活和法治建设已然进入新时代,而法理学研究也正在逐步迈向"法理"的理论自觉时代,并在内在品性、外部特质、思维属性等方面逐渐呈现出法理化、回应性、思辨性特征。总之,与法治建设同频共振,这无疑既是法理学得以发展的规律性启示,也自然是发展"中国的"法理学的必由之路。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创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统阐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确立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部署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认真学习和领会四中全会精神,准确理解和把握四中全会决定,深化认识和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治方针、法治道路、法治体系等的丰富内涵与深远意义,深入探讨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法治规律与特色法治的关系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一步探讨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政治前提、法治社会是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依法治国是重大改革的制度保障等加快建设法治国家的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无疑有助于从政治高度上提升对四中全会精神和决定的认知,在理论深度上加强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认同,在实践维度上加快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历史地、现实地和面向未来地看待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四中全会精神为统领,创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对不断加快法治中国建设步伐、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法治中国的“理想图景”——走向一个实质法治概念

"法治中国"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个重要政治概念,其提出本身有着学术上的基础和脉络。通过对一元普适主义的西方法治观的反思和批判,法治中国话语的兴起,就构成了"法治中国"概念的思想基础和学理脉络。其中,邓正来的"理想图景论"与其他法治中国话语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它在反对一元普适法治观的同时,主张一个实质法治的概念,代表了中国法治话语的一种实质转向。其主张的实质性"法治中国"概念,又跨越了实质法治概念可能面临的两大陷阱,得以避免实质法治概念存在的"反法治"悖论,即通过方法论个人主义路径,拒斥提供一种同质化与整全性的实质法治理论;通过主张一种对话的普遍主义,从而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避免由于否定法治的规范性内涵而成为一种特殊主义的法治观。     

地方法治何以可能和正当

地方法治是相对于国家法治而言的一种地方治理法治化的过程和状态,地方法治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看,都是法治国家体系形成和完善的一种地方知识。地方法治有若干核心问题已由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其中最主要的是地方职权的法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定、地方自治的法定。法治中国的战略部署和实现路径也将对地方法治建设产生重大影响。地方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和探索成为了法治中国建设丰富、多元的样本。我国地方法治何以可能和正当可以从地方知识的视角、宪法法律的规定、法治中国的影响、地方治理的探索等方面予以证成。     

能动司法与规则治理

在司法的基础理论上,能动司法并不能构成一个时代的整体性司法哲学。能动司法在中国的展开是中国规则治理这一法治理念和司法理念的推进与落实,在司法实践上是中国法条主义司法的惯性发展和逻辑递进。因此,能动司法在中国的展开还主要是在中国司法机制内部的全面展开,是在贯彻规则治理的中国法治理念下,以充分发挥法院和法官在司法审判当中的"能动性"为内容的一种能动司法,以克服司法解决社会纠纷能力的有限性和判决缺乏社会后果考量的局限性。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读《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和谐法治保障若干问题研究》有感

王允武教授《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和谐法治保障若干问题研究》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付梓出版.该书从法治角度研究中国民族地区社会和谐问题,对优化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作了系统的理论探索,丰富了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建构的智识资源,对民族学和法治理论贡献了不少值得注意和重视的理念与命题,是有相当实践意义的原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