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拜物教批判: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一种解读模式

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独特性在于它是"法律拜物教批判",是批判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法治理念及资本主义社会法治实践的法律理论,这是英国分析法学家柯林斯的基本结论,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独特性以及把握它的当代价值具有启发意义。法律拜物教把法治看作为不可质疑的教义或必须信奉的原则,看作为国家的最优结构和终极理想,相信依靠法治,权力得到制约,权利得到保障,社会就会成为公平正义的社会。马克思主义法学不是停留在对法律表面功能的认同上,而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从整体社会形态的宏观视角出发,以一种冷峻的眼光审视现代社会流行的法律理论、法律观念及法治实践,为法治进程的未来推进提供了独到的见解。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法治观念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治观念。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在批判人治、武人政治、帝国主义法治并认同法治有助于保障权利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郑重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法治主张。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法治观念源自于对英国议会式法治的批判，他们认为法治与德治、人治、专制截然不同，就是宪法的统治；法律约束人类行为，以平等为基本精神，政治人物应当模范遵守法律，且不能制定溯及既往的法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主张通过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建立民主共和国或立宪国，法治是民主共和国或立宪国的一大标志。他们基于中国法治实践的问题，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法治观念中国化的基本立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法治观念中国化的基本方法。这一理论开创，对于当前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建设，具有奠基性意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思考

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中国化,必须紧密结合不断回答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提出的现实问题来展开。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立场和现实立场的基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源泉。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必须从中国具体实践出发,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精髓;必须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极成分;必须充分借鉴西方法治经验。     

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我国法治转型现实课题的法理解析

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是我国法治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现代宪政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必然要求。我国在实现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的转型过程中会遇到一些现实问题,突出的表现为法律理念的更新不彻底;法律意识的培育不成熟;规制国家公权力的法律制度不健全;法律实践中公权与私权、公益与私益关系的价值取向有偏差。认识并解析这些问题,为探究一条符合法治化目标要求的改进路径奠定基础,是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面临的紧迫的现实课题。     

法治概念的多样性与一致性——兼及中国法治研究方法的反思

当下中国的法治理论普遍强调法治的价值内涵,而政治哲学的差异和道德主张的不同导致了对法治的多样性理解。在影响较大的几种西方法治学说之间,有着较为明显的一致性理论倾向,即仅仅强调法治的形式内涵、工具内涵、程序内涵,而并不触及法治的外部价值诉求或政治理想。法治是一个实践的概念,道德上的理想与政治上的抱负是法律应担当的使命,而法治所关心的乃是法律统治地位的确立与法律的有效实现。将法治狭义地界定为形式意义上的一种社会政治实践方式,一方面使得这一概念作为分析工具获得了使用上的便利,另一方面十分有助于从这一"简单化"的概念出发开放出与法治有关的种种理论问题,有助于区分和探求法治的实践路径或实践模式,有助于关注到法治的工具合理性及其有限性,有助于总结和发掘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人们对法治所寄予的价值期待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特别是确立当下中国法治实践的应有的价值目标。     

试论新闻法治

一、新闻法治及其现状 新闻法治,首先是一个新闻立法的问题. 新闻立法是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有关新闻采集、传播、出版、交流的法律规定的条文,是国家法治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般包括新闻出版法、新闻记者法、新闻审查法、新闻自由法等等.     

法治与法治意识

法治意识作为一国公民的理性品质,构成法治国家的精神底蕴。它既是法律规范化的思想动力,又是制度建设的精神支柱。它不仅影响法律规范创制的质量,而且制约着法律规范转化为现实制度的全过程,从而决定制度建设的成败。法治意识作为法治国家的内在灵魂与精神支撑,不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标志。全面认识法治与法治意识,是实现法治国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认真对待权力--法治视野下法律与权力关系的反思

自由主义者认为,法治的精髓是以法律制约权力,法治意味着"法律至上",这一判断的逻辑前提是片面的,理论根据也具有浓厚的主观理想化色彩.事实上,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是双向的,而不是单纯的制约与服从.从动态角度看,现代法治意味着以权力制约权力而不是以法律制约权力.     

论法治的悖论及其超越

法律至上是最基本的法治原则,这一原则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紧密结合,从理念变为现实.但这同时也形成了法治传统模式的内在悖论,即法治本质地要求限制国家权力,但又不得不依赖国家权力而使自身制度化、组织化以获得实践的能力.当代,内含这一悖论的法治模式日益表露出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法治的自我发展产生了超越的要求与动力,逐渐兴起的社会中介组织已成为推动法治转型的强大动力和坚实支撑.     

法治三论

关于法治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所涉及的只是有关法治的三个问题,当然是比较重要的三个问题,意在抛砖引玉,就教于高明。在谈到正题之前,需要对“法制”和“法治”这两个概念的关系作些解释。就本来意义来说,“法制”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以及有关法律方面的各种制度。从这个意义来说,只要有国家就有法制,因为国家的意志就体现在法律上面,为了执行法律,就得建立一整套制度。但是,我们现     

传统文化与法治:法治中国特色的思考

中国的法治之路是中国特有文化条件下的实践活动,必须探讨如何把握中国法治建设与文化的互动,对法治过于形式化的批判倾向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法律在自身的内部以及与其他社会文化都存在着文化的流动,因此,一个国家法律的自我表达总是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其表现为具有浓烈的地方性知识形式所反映的一种社会规则,这必然深深地影响着一国法治的存在方式。从中国传统文化与法治相互关系来看,治道以人的主体至善为根本,以强调人的主体至善为基本路径,这也是中国法治在中国文化流动中所表现的特殊性。     

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演进理路与生成逻辑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经历了三次法治目标的飞跃。“法律信仰—法治信仰—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演进理路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过程中从现代国家建构到普遍法治建设再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进程中国家经验积累和政治认同的结果。法律信仰体现了现代国家建构中国家规范的核心地位,法治信仰从价值维度、目标维度和实践维度三方面对法律信仰实现了超越,社会主义法治信仰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理论逻辑、文化传统和文化自觉的历史逻辑以及坚持党的领导的实践逻辑来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和未来期待。     

“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了吗?——与张一兵教授商榷

张一兵教授及其同仁认为,法国1968年的学潮和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政治上和哲学上已经终结。笔者对此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否定辩证法》对概念拜物教的批判是物化和异化批判传统的继续,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虽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明显的反差,但不意味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终结,而是意味着它的转型。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原来的“他者之镜”是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它今天的“他者之镜”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只要西方国家还有思想流派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对马克思的事业和社会理想保持着某种理论和实践的忠诚,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知识潮流就没有终结。     

试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传承与发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深刻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传承与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渊源之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奠定政治基础,马克思主义民主平等正义理论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价值支撑,而辩证唯物主义为其提供方法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也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进行了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法治中国"的战略目标,深刻界定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提出"德法共治"的战略主张。     

德国"法治国家"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及教训--兼及对"法治江苏"建设的启示

德国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国家中具有典型意义。早期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自始就具有实质要素 ,但后来法治国家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形式化倾向 ,最终导致法治国家蜕变成为“法律国家”甚至“暴力国家”。“二战”后 ,法治国家获得了崭新的实质内涵。法治国家的概念和原理具有普适性 ,中国应当采纳国际通行的法治国家的理念和标准。形式上的法治国家概念固然具有认识价值和重要性 ,但实质上的法治国家才是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终极目标。建设法治国家是一个历史的进程 ,在社会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率先实现法治国家目标完全是可能和必要的。江苏应当率先贯彻法治国家的各项原则 ,落实法治国家的各项要求 ,使江苏成为法治中国的先导区和示范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鲜明特点及其理论逻辑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鲜明提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是一个内涵深刻、意义深远的重大论断。以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重大战略决策,正在有力促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进程,当代中国的第二次法律革命已经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建国六十五年来的中国法治发展之路,历史性地确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所蕴涵着的深刻的理论逻辑力量。     

法治体系及其意义阐释

在当前法治与改革共同推进的大背景下,共产党的执政策略更加注重法治方式。法治体系的建设,就是从静态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善转向动态法治治理体系的建构。作为法治精神的展现和延伸,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在法治意识形态的指引下,在一党执政的治理体制中,国家、政府、社会共同推进的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法治建设进程。其内容不仅表现为从立法到守法的系统工程,而且更加注重法治理论的培养、法律方法的实施、以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从法治建设的角度看,法治体系的概念正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共产党执政方式、实现依法执政目标的具体措施。     

略论法治进程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法治进程”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从法的精神到法的制度的整体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时代变迁过程。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应立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这一深广视野来审视法治及其理论建构,并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立、双向制衡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营造法治的本土化根基。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依法治国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集大成,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法治思想从法治与党、法治与人民、法治与治理、法治与活力、法治与改革、法治与德治等六个方面做出了原创性贡献,提出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揭穿“党大还是法大”这个伪命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发展理念,突出法治的人民性;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突出法治的全面性;以法治效能为导向,坚持秩序与活力的有机统一;协调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强调凡属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     

我国法制建设．应以实现“法治国家”为最基本的出发点

我国法制建设应以实现“法治国家”为最基本的出发点王先勇一、法制与法治的关系法制，即国家的法律和制度的简称，这里涉及到国家法律与制度的关系问题。国家的法律是调整或规范国家制度的形式或手段，国家的制度是国家的法律对有关社会关系加以调整或规范的结果；如果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