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群体性事件中“谈判者缺席”问题的社会结构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而群体性事件愈来愈呈现出突发性、暴烈性、难以控制、难以协商等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群体性事件中“谈判者缺席”问题有关。“谈判者缺席”问题直接反映的是群体性事件的无组织化状态,而其深层社会结构根源在于转型期“社会中间组织的缺失”,这导致社会缺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载体,国家与民众之间缺失缓冲地带。当矛盾出现时,国家与民众直接互动,使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冲突以突发的、对抗的、难以协商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培育社会中间组织是应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社会治理方式。     

群体性事件原因调查

随着中国进入新的转型期,有些矛盾集中显现,并因此发生了“群体性”事件。这些以经济利益为主要内容的“群体性”事件,采取围攻、静坐、游行、集会等方式对抗党政机关,甚至破坏社会公共财物、危害干群人身安全、扰乱社会秩序,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群体性事件主要有     

论突发性群体行为的心理原因及其疏导——由“池州事件”引发的思考

群体性事件是各种社会矛盾所导致的特定群体行为,尽管其具体性质不同,但具有普遍存在性,影响社会的稳定。“池州事件”作为群体性事件的典型,反映了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在“池州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谣言使事态逐步升级。为有效解决群体性事件,可从心理层面和信息层面加以控制。     

对当前群体性事件的分析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同时也是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期,它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当前群体性的总体数量在减少,但表现方式日趋激烈,干群矛盾逐渐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各种利益矛盾、利益诉求渠道缺失等原因造成了群体性事件,因此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认真做好现场处置工作等来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     

关于稳妥处置我市农村群体性信访事件的探讨

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始终是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农村资源纠纷问题已经成为农村群体性信访事件的主要内容。结合基层一线公安工作实践,总结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处置经验,分析了农村群体性信访事件的诱发因素,并提出一些有效的创新举措和工作招法。     

转型期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其治理对策

针对近年来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呈现上升趋势这一问题,文章从分析社会转型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现状入手,从经济、政治、法治、农民自身等多方面深入分析转型期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原因,提出了发展农村经济,实施民生工程,拓宽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加强农村法治建设,建立农村社会矛盾监测与应急机制等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转型期群体性社会冲突的形成机制及安全阀调节机制研究

近年来,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的集中性、组织化的特点,已成为新的关注点.大量研究表明,利益补偿机制与表达机制的制度性缺陷以及相对剥夺感的社会认知和社会焦虑逐渐构成群体性冲突的外部和内部形成机制.科塞认为,安全阀机制可以使社会不满情绪得到发泄,从而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团结.针对快速转型期日益复杂的群体性社会冲突,我们迫切需要建立适合中国现阶段群体性冲突调节的“社会安全阀”机制,即为防止意外社会事件发生而建立的某种可以确保社会安全的装置或有意实施的安全体系.     

社会转型期集体表意行为研究——以吉林市社会弱势群体实证调查为例

近年来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在引起国内外关注的同时,也使得以社会和谐与稳定为主题的研究再次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将社会转型期所发生的一系列群众参与性事件笼统地定性为群体性事件在学理上是有失严谨的,对群体性事件和集体表意行为进行科学的区分具有重要的意义。对集体表意行为应当采取与群体性事件不同的处理思路,妥善管理和引导集体表意行为,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改善民生的重要前提,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而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开民声,即建立和完善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     

浅谈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处置对策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作为社会矛盾特殊表现形式的各种群体性事件数量日益上升,规模日趋扩大,范围不断扩展,已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公共安全的重要因素。以我国近年来发生的标志性群体性事件为对象进行深入研究和理论总结,对于有效预防和成功处置群体性事件,实现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战略意义。     

群体性事件演化轨迹的定性模拟研究

我国目前正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导致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所以,如何有效地预防和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对于保障社会的安定和谐有着积极的作用.本文综合国内外有关群体性事件演化轨迹的研究成果,基于定性模拟技术理论,对群体性事件演化轨迹进行了定性模拟,从不同的初始条件出发,得到了比较接近社会实际情况的模拟结果.且研究结果表明,诱因事件引起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爆发会导致次生事件的发生,政府对网络传播互动、谣言或不实信息产生与传播的控制和舆论引导能有效干预群体性事件的恶性发展.     

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策略探讨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突发公共事件以其爆发的高频率和造成的恶劣影响日益受到大众的关注。该问题的产生与我国转型期社会的利益冲突、社会矛盾以及政府的不当处置行为有着一定的联系。本文以近期发生的湖北省＂石首事件＂为例,对群体性突发公共事件的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从法治视角看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成因

在社会转型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凸显,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众多方面。而法治因素则是诸多成因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主要体现在：公民权利的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法治的社会基础薄弱。     

转型期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社会转型加快了社会结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变迁,导致现实社会中各种矛盾的激化。当下的群体性事件具有主体的多元性、对抗的趋强性、组织的策划性、矛盾的复杂性等表征。转型期社会控制机制的弱化、群众根本利益受损、腐败行为和官僚主义等成为群体性事件爆发的重要因素。要防控群体性事件,必须建构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和宣泄减压机制、建立健全的社会监控和预警机制、构建完善的矛盾调处机制和失责必究机制、培育规范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缓冲机制。     

维稳与改革的博弈与平衡——我国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定性之困惑及解决路径

由于社会转型期民主法治尚未定型与成熟,基于公权力的公信力危机,我国群体性事件面临着定性困惑,由此也注定了其处置的困境所在。国家的政策取向应当从压力维稳型向改革维稳型解决模式转变,维稳成本向改革成本转移,变被动改革为主动改革。实现相应保障条件成就基础上的宪政体制改革乃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出路。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应本着"慎法"精神,在宽容与法理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做到谨慎立法、谨慎执法与谨慎司法,避免留下历史后遗症。如果从此种意义上理解"大调解"及"大调解"基础上的司法能动主义,则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群体性事件“新思维”的法律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处于新旧交替阶段,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引发了了大量群体性事件,并且规模和表现形式不断升级,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2009年的<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指出2008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并强调处理群体性事件"需要新思维",笔者就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新思维"从法社会学角度提出几点思考.     

群体性事件及其评判

作为我国当前“社会问题”之一的群体性事件，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它 已 成为我国社会稳定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在准确把握特征、透视主因的基础上，才 能真正理解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属性和客观危害，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判，从而更好地预防和 处置群体性事件。     

网络群体性事件:舆论生成与政府决策

网络群体性事件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类型研究的基础上,可以梳理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舆论生成过程:公共话题聚合→舆论场出现→意见领袖出现→网络与传统媒体间互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过程进行分析,结合危机设计、理性设计、渐进设计和社会设计等四种公共行政领域行动的模式,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设计出不同的处理方案,从而形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政府决策机制.     

政府社会多维互动实现善治——社会互动维度下群体性事件应对机制探析

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是群体性事件，政府与社会合法有序的互动机制的缺位与失灵是当前社会冲突的强度和烈度加剧的主要原因。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转型必须通过长期的、广泛的社会互动来实现。建立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改革信访制度，规范听证制度，加快培育社会中介组织，搭建多样化的互动平台，通过政府与社会的多维有效互动，构建“参与社会”，是实现善治的现实途径。     

光复初期台湾群体性冲突事件述评

光复初期,台湾发生了不同类型的群体性冲突事件,有军民冲突、警民冲突、执法冲突等,其中禁舞废娼冲突、查缉摊贩冲突、房产争执冲突、米价暴涨冲突损害到民众的切身经济利益.多数群体性冲突事件都是由于民众切身利益遭到侵犯,利益诉求长期被漠视,群起抗争,官员对民众冷淡麻木、滥用警力激化矛盾.多数群体性冲突事件具有非对抗性,基本上属于经济利益诉求等问题,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如果长官公署妥善处理,是可以预防和处理好的,却久拖不决,新旧矛盾与问题交织在一起,酿成大祸.长官公署的经济政策、改造台湾社会的方法有其错误的一面.根本原因是大陆籍官僚的腐败和低效导致了长官公署的钝化和失灵,损害了其作为全社会代表的角色,发展结果是对转型期台湾社会的失控.官民矛盾不断激化,民众的矛头直接指向长官公署.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不能总结经验教训,反而同意撤防驻台军队,于是控制台湾社会的军警力量薄弱,更大规模的群体性冲突事件一触即发.     

论媒体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群体性事件屡有发生,日渐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分析,媒体作为人们了解信息的通道、沟通政府与公众的桥梁,以及社会舆论的引导者,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担当着重要角色。媒体应积极发挥作用促成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最终实现社会的繁荣、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