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格鲁派高僧推动藏传佛教中国化个案研究——以宗喀巴、释迦也失为例

明代是我国藏传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发展时期。明初,宗喀巴严明戒律,整顿藏传佛教界修行弊端,创立格鲁派教义体系,建立寺院教育和管理制度,完成了藏传佛教本土化的历程。之后,宗喀巴弟子释迦也失两次入京朝贡,建立了格鲁派与明朝中央政府密切的朝贡关系。同时,他在内地传法十年,促进了藏汉佛教的交流交融,增强了汉、藏、蒙等多民族间的团结。他们为明代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青海的蒙古族寺院

<正> 蒙古族在青海的历史悠久,但笃信藏传佛教格鲁派,“实始于俺答”。明万历六年(1578),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应俺答之请曾来青海传教。万历十年(1582),三世达赖应请去内蒙参加俺答葬仪再来青海,并在今海南、海东、海北地区活动两年。三世达赖的青海之行,使格鲁派冲破民族界限,迅速传播到蒙古族中。后来,格鲁派上层认定俺答曾孙云丹嘉措为四世达赖,更使“宗喀巴的宗教在蒙古之国显扬得如太阳一般”。十七世纪初,格鲁派在西藏受到藏巴汗政权的威胁,求援于顾实汗。从此,和硕特蒙古与格鲁派结成联盟,顾     

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生平简述

大慈法王释迦也失是藏族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明史》有他的简略传记,一开头就说:“大慈法王,名释迦也失,亦乌思藏僧称为尚师者也”。接着介绍了他与明朝交往的事迹,由此可见以往史家对他的重视。释迦也失不仅是西藏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的创建者,而且也是格鲁派喇嘛到汉地和蒙古等地方传播黄教及沟通藏汉、藏蒙等民族关系的先驱者。他一生的活物,对维护和发展藏汉、藏蒙等民族的团结起过重要的作用。为了认识这位历史人物及其对祖国的贡献,笔者根据藏、汉文史籍的记载,在此作一简略的论述,不当之处,敬请有关专家学者匡正。     

格鲁派初兴阶段与中央政权的关系

15世纪初,格鲁派通过宗喀巴的宗教改革而创立,以其纯正的宗教思想和严密的佛学体系而新兴起来,格鲁派的兴起改变了当时西藏各教派和地方政治势力的格局,引起了明王朝的重视;而初兴的格鲁派亦顺应了明初以稳定与巩固西藏地方政治秩序为重点的治藏政策,与中央政权建立起密切、稳固的关系。     

论塔尔寺在藏传佛教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正> 青海湟中塔尔寺,作为我国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虽在安多藏区与甘肃夏河拉卜楞寺齐名,但就藏传佛教格鲁派而言更具特殊的历史地位。     

和硕特汗王统治西藏始末

固始汗应格鲁派领袖之请,于1641年底出兵西藏,消灭第悉藏巴政权。从此,西藏地方开始在和硕特汗王的直接统治之下。随着固始汗的病逝,由于种种原因,和硕特汗王对西藏的统治权逐渐转移到格鲁派领袖身上。和硕特部最后一位汗王———拉藏汗尽管在1705年重新夺回西藏统治大权,但由于其举措失当,最终导致1717年在与准噶尔部的战争中兵败被杀。拉藏汗的被杀,标志着和硕特蒙古对西藏75年统治的结束。     

二世策墨林活佛任摄政前后的藏内吏治积弊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西藏摄政二世策墨林活佛因“侵占百姓田庐,独断专行”等罪名被清廷下令放逐。摄政权力无法受到约束,格鲁派内部的争权波及商上事务,驻藏大臣才疏及驻藏衙门设置的不完善,三部藏内章程的不足与实施过程中的制约,这些当时藏内吏治的积弊,应是在政教分离的制度里所实行的地方性政教合一制深层次的弊端所在。     

五世达赖喇嘛印章的考证

清朝统一全国之后,西藏佛教格鲁派(黄教)著名的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错应顺治皇帝的邀请,于公元一六五二年(清顺治九年,藏历第十一饶迥水龙年)亲自率领藏官员侍从三千余人来到北京,受到清朝中央政府极为隆重的款待。顺治皇帝特地为达赖喇嘛在安定门外修建了一座黄寺,作为留京期间的住所。翌年春,达赖一行启程返     

“印、藏、蒙同源说”之我见

印、藏、蒙并非同源,早已陂公认。可是,关于“印、藏、蒙同源说”的来龙去脉,至今尚未见到完整的阐述。自陈寅恪《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一文发表以来,随声附和者不乏其人,皆说:“印、藏、蒙同源之说,盖八思巴《彰所知论》以降。”近年来,此说被许多文章引用,实有乖史实。故有必要明本正始,穷其源委嬗变之迹。 1 “印、藏、蒙同源说”始见于《黄金史纲》,而集大成于《蒙古源流》。《黄金史纲》云:“达赖·苏宾·阿勒坦·三答里图汗有三子,长子博罗出,次子锡巴古齐;幼子孛儿帖·赤那。因内部失和,孛儿帖·赤那北渡腾吉思海,来到札惕地方,娶了一个名曰‘豁阿·马阑勒’的女子为妻,在札惕地方定居下来,成为蒙古部落”     

阿毗达磨六十数位名义考

纵观人类文化,世俗文化精华部分往往借助于宗教文化保存下来。随着佛教的流传,印度的数学也传播到我国蒙、藏、汉各地区,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蒙、藏、汉族的有关学科。以蒙学界而论,对万以上数位称谓起初一概借用梵文名称,后来部分藏文数位借词已代替了梵文数位借词,并渐渐地融于蒙古语词汇中,一般不再被看作是外来语,甚至不少人误认为是蒙古词了。在藏学界中时而也可发现类似情况。因此把梵文数词当成藏文数词者有之,把藏文数词当作蒙文数词者也有之。更有甚者,运用数词名、义不符,位次颠倒。现举一例: 蒙古族近代大文学家尹湛纳希写道:“蒙文的数量词有一至十、百、千、万,还有塔尔宝玛(正确译音应为帖儿本——引者注,下同)、萨雅、考拉迪(古译用字应为俱胝)、顿希固儿(正确音译应为东秀儿)。”我们暂且不论翻译方面存在的问题,就内容而言,这     

走出“佛苯之争”的迷思——论第二次金川战役前金川地区苯教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关系

第二次金川战役后,清廷在金川地区实施了"废苯兴黄"的宗教政策,以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取代在金川地区居统治地位的苯教。或许是受到历史上"佛苯之争"以及清廷与藏传佛教格鲁派结盟传统的影响,研究者大都将黄、苯二者放在竞争与敌对的格局中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考察。事实上,战前格鲁派与金川地区苯教已有频繁的交流,两者间的对立可能并非想象中那么严重,甚而有相互影响乃至和谐融洽的一面。因而有必要就第二次金川战役前格鲁派与苯教的关系作进一步的考察。     

“塔尔寺六族”与塔尔寺

<正> 位于青海省湟中县鲁沙尔镇南一里许莲花山中的塔尔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祖师宗喀巴的诞生地,自明嘉靖39年(1560年)创建以来,经400多年的不断扩建发展,逐渐成为国内藏传佛教格鲁派6大寺院之一。长期以来,它不仅成为一座为藏族、蒙古族、土族以及一部分汉族佛教信徒们从事佛事活动的宏大场所,还因为保存了大量的佛经典籍和文化艺术资料,而成为一座具有辉煌建筑的民族文化艺术宝库。我们今天研究这座寺院的历史沿革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追溯这座寺院的建成发展时,就会发现它不仅与明清以来中     

汉传佛教禅宗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初步比较

摘要：对世界的两种舍离：禅宗坚持般若性空,格鲁派坚持缘起性空;对主体的不同态度：禅宗坚持人性高于神性,人是最高价值,格鲁派坚持神性高于人性,佛是最高价值;对世俗政治的不同关系：禅宗坚持政教分离,王法高于佛法,格鲁派坚持政教合一,佛法高于王法。从二者的比较中,我们也许可以得到关于人性解放、文化重建、宗教问题处理等方面的一些借鉴和启示。     

聚乙烯/有机蒙脱土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性能

用聚醚多元醇(POP)N303与Na基蒙脱土(MMT)制备出聚醚插层蒙脱土.经热失重分析及X射线衍射(XRD)测试表明聚醚已进入蒙脱土层间;将聚乙烯(PE)与聚醚插层蒙脱土熔融复合,制得了分散效果良好的纳米复合材料,经塑料注射成型机压片制样,测试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结果显示:添加有机蒙脱土的质量分数为3%时,复合材料的抗拉强度有所提高.     

《格萨尔》是藏族人民的英雄史诗

<正> 蒙文《格斯尔》与藏文《格萨尔》的关系,是国内外学者们经常探讨的一个热门论题。数十年来,百家争鸣,莫衷一是;各抒己见,互相启迪。在此,笔者也想鸣放一番,就教于方家。 (一)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至关重要的是应首先承认《格萨(斯)尔王传》是中国藏族的英雄史诗,无论是藏文本,还是蒙文本,都发祥于藏族土地。在二者的关系问题上,藏文《格萨尔》是源,是母本;蒙文《格斯尔》是流,是子本。     

术丹汗的改宗及与却图汗、藏巴汗结盟一事考述

由于藏地敌对各派对蒙古各部王公势力的争夺,藏地宗派间的“红黄之争”也在一定程度上蔓延至蒙古地区。但林丹汗的宗派倾向是直接服务于其政治军事目的的,而不是相反。如果历史上林丹汗确曾改宗红教,这也是与当时其兵败后西进青海及意图与尊奉红教的却图汗和藏巴汗结盟的情势有关。他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占据青海、图谋西藏的政治动机。林丹汗尊红教毁黄教的形象是后世蒙藏格鲁派史家“红黄之争”的特定历史阐释模式塑造出来的结果。     

《圆悟佛果禅师语录》究竟有多少卷--北藏、龙藏十七卷与径山藏二十卷差异的原因

<圆悟佛果禅师语录>现在能看到的版本有以明永乐北藏本(简称北藏)为底本的<中华大藏经>,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简称大正),明<嘉兴大正藏>(即径山藏,以下简称径本)、清<乾隆大藏经>(简称龙藏)等共4个版本.其中大正藏、径山藏在分卷上基本一致,龙藏和北藏在分卷上统一.笔者在校对这四个本子时发现它们之所以有"二十卷"与"十七卷"之异,一是因为分卷的起止不一,二是部分内容上有互置的情况.     

十七世纪初叶的西藏政局与五世达赖喇嘛的认定

<正> 一、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前后的西藏政局 1622年,年甫6岁,出身于西藏山甫穷结家族的阿旺罗桑嘉措被认定为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的转世灵童,迎至哲蚌寺盛床。成为(?)传佛教格鲁派的中心人物。 众所周知,到16世纪中叶,格鲁派作为西藏社会中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已发展成为一个实力强大的集团。随着其经济、政治势力的不断增长,它必然要更深地卷入到当时西藏各教派和政治势力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去。到16世纪下半叶,辛厦巴家族取代了后盛仁蚌巴家族,成为敌视格鲁派的噶玛噶举派的支持者。随着辛厦巴家族势力的迅速膨胀,以及同噶玛噶举派的进一步联合,它已成为格鲁派的劲敌。     

试论喇嘛教格鲁派与和硕特蒙古相互结纳的根源

和硕特蒙古从1637年固始汗率部攻占青海开始,到1717年拉藏汗被杀为止,中经四代,统治青康藏高原长达八十年之久。在这八十年间,对藏族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宗教文化以及与清王朝的关系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本文拟就喇嘛教格鲁派与和硕特蒙古相互建立关系的根源做一些初步探讨,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统治述论

和硕特蒙古统治西藏期间,由于自身实力和格鲁派势力的消长变化以及外部势力的介入,其与格鲁派的关系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状态,双方在西藏政局中的主导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本质上说,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统治过程,就是其与格鲁派上层在西藏最高统治权问题上的较量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