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诗词及相关问题研究述评

朱德诗词及相关问题研究经历了由点到面、由浅到深的发展阶段,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朱德早年组建诗社、朱德以诗会友、朱德诗词作品的研究等方面,今后必须增强朱德诗词研究的整体观念,对朱德诗词进行革命性、历史性、艺术性相结合的立体研究,继续搜集和整理朱德的诗词作品,强化朱德诗词及相关问题研究的薄弱环节。     

已上高楼更上层楼--论加强对毛泽东诗词研究的研究

国内毛泽东诗词研究经过四个阶段的发展 ,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就。然而对毛泽东诗词研究的研究还极少。要将毛泽东诗词研究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可以从撰写《毛泽东诗词研究史》、建立毛泽东诗词研究信息库、采用新方法、加强对毛泽东诗词的美学研究和艺术性研究等十个方面着手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海外毛泽东诗词译介综述

毛泽东诗词在海外的翻译和评价历来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海外掀起了毛泽东诗词译介的高潮。其译介形式主要有：毛泽东诗词英译单行本,毛泽东研究专著中收录的毛泽东诗词,诗词选集中收录的毛泽东诗词,传记作家的毛泽东传记中涉及到的毛泽东诗词。这些译诗尽可能向原诗靠拢,尽量减少误译,最大程度地向西方读者介绍毛泽东诗词、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同时也为日后毛泽东诗词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苏轼涉梦诗词探析

在苏轼2 000多首诗和300多首词中,涉梦诗词达352首。这些诗词分真梦诗词和欲梦诗词两类,真梦诗词有的记录其真实梦境,有的记录其在梦中的感受和状态,有的记录其在梦中所作诗词;喻梦诗词则主要抒发其古今如梦、劳生如梦的生命意识,而后者又主要表现为世事如梦和时间如梦两种形式。苏轼之所以大量创作涉梦诗词,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他本人的人生经历、敏锐的感受力及前人创作多涉梦有关。     

“毛泽东诗词”概念外延辨正

“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研究尤其是毛泽东诗词研究关涉的基础概念。然而,关于“毛泽东诗词”概念的外延至今仍存争论,未有定论。是否为“毛泽东本人”所作、是否为毛泽东“原创”、能否算作“诗词”、初稿和过程稿是否纳入、未经毛泽东定稿或同意发表的作品如何看待,是评判特定作品是否属于“毛泽东诗词”所要考虑的五个主要问题。对“毛泽东诗词”概念外延的理解是否准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能否基于毛泽东诗词开展客观严谨的学理研究,能否在新时代进一步推动毛泽东诗词的正面传播、阐释和运用。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青楼诗词翻译与文化展现

诗词是人们抒情达意的重要载体,历来学者的目光较多关注＂正统＂诗词而很少涉足＂非正统＂的青楼诗词。本文从妓女、歌女、舞女三个方面入手,来探讨代表了诗人词人最真切情感的青楼诗词的翻译方法及技巧,以向译语读者展现青楼诗词中文化的韵味。     

情感·美感·韵感--古典诗词"三感"教学略论

诗词本质上是一种表达情感的艺术,准确把握好作品的情感,当是理解诗词的关键;阅读欣赏诗词是一种审美娱悦过程,欣赏者在潜移默化中感受诗词特有的美学魅力;近体诗在句数、字数、平仄、用韵等方面均有一定的格局,词通常是按谱填写,合乐歌唱.诗词教学应充分运用"三感"教学法,即领会诗人情感、体会诗词美感、把握诗词韵感.     

浅析分层次古诗词鉴赏

通过对王维的一首寄相思的诗词的鉴赏,首先应对作者、作品的背景进行一定的了解,积极查看历史典故,了解诗词的文体特点和文化常识,并能通过诗词的内容划分其所属的体裁,然后对诗词所想表达的思想和内容进行分析,捕捉出诗词想表达的情感及意境,最后对诗词艺术表现手法进行掌握和总结,再点明古诗词鉴赏应注意的问题进,这是对古代诗词分层次鉴赏探究的阐述。     

吐胸中块垒 掀笔底波澜——读郑伯农《诗词与诗论》中的诗词

当今诗歌领域．新诗和旧体诗词二分天下。写作旧体诗词的人数可能比写作新诗的人还要多。据我所知。江苏就有78个诗词学会．3500多个会员。他们一年间正式出版的和自费出版的诗词．大大超过了新诗在江苏的出版数量。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写作旧体诗词的诗人中,既有对旧体诗词素有造诣的诗人,也有写新诗已经出了名的诗人．更多的是学习写作旧体诗词并取得成就的新诗人。     

中西诗学从对立走向融合——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诗学革命”

中国现代主义诗学是在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的双重文化背景下生成的 ,是本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和诗学融会的产物 ,它的成熟构成了对古典诗歌美学传统的“二次革命”。在这一生成过程中 ,西方现代主义诗学 /中国古典诗学、现代化 /民族化呈现出互相消长、对立、融合的态势。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在中国古典诗学的纵向制约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横向影响的双重作用下 ,在诗歌观念、诗思方式、诗学策略等方面产生了从古典诗学到现代主义诗学的种种变异     

论王维的佛教诗

从文学品鉴的角度讲,山水诗与佛教诗,是王维奉献给时人与后人的两道文学盛宴。王维现存佛教诗40余首,大致可分为佛理诗、佛语诗、禅趣诗三类。佛理诗以宣扬佛学理念、言谈佛理为主,佛语诗是"佛家语"与"文学语"互为结合的产物,禅趣诗在艺术与审美上则是佛教诗的最高境界。王维的佛教诗不仅对于佛教文学的的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于唐诗内容的丰富,典故艺术的创新,以及将山水诗推向艺术的巅峰等,都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与影响的。     

论外国散文诗的文体生成及对中国新诗文体建设的影响

散文诗是一种世界文学体裁 ,散文诗文体在生成发展过程中与诗、散文等文体相互作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诗是中外类似于散文诗的文体在特定时代契合的产物 ,是西方散文诗文体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 ,文体特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西方偏向于散文 ,在中国偏向于诗 ,甚至被长期视为新诗的一种诗体 ,极大地影响了新诗的诗体建设。“散文诗”作为这一文体的“称谓”是不准确的 ,造成了这种文体与诗和散文两种文体的串义现象 ,导致了中国散文诗的文体建设与新诗的文体建设的混乱。     

柏拉图禁诗令今读

在诗艺价值和诗人地位被普遍怀疑的今天,重读柏拉图的禁诗令有特殊意义。柏拉图禁诗的主要理由是诗艺远离真理。柏拉图的“递相摹仿论”,割断诗艺与理式的“质素性”联系,把诗艺的内容设定成不具有超越性的纯粹具体的表象。后世反柏拉图禁诗令的诗学理论家从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立场出发建构了诗艺内容和超越性存在的关联,从而赋予了诗艺以极为崇高的地位。诗艺的当代危机在于:后现代对柏拉图形而上学的彻底颠覆意味着把诗艺重新带入无超越性的形态。     

新诗还是应该叫白话诗

新诗,也曾称为白话诗、自由诗。但"新诗"一名不能标明其任何文体特征,"白话诗"古已有之,"自由诗"在格律体新诗出现之后已不能概括全部新诗。人们目前能够想到的命名,如"现代汉诗"、"现代诗"、"语体诗"、"西诗"等,都不大得体。"胡诗"虽然比较传神,却不大可能被普遍接受。故这一诗体,还是叫回它最初的名称"白话诗"为宜。     

论清代辞赋的变革

辞赋是融合儒林与文学、介乎诗文之间的文体,清代辞赋体式变化虽已穷尽,但辞赋堪称中兴。清人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变革：一是在辞赋史内部,兼容历代赋艺,提倡以古赋为律赋;二是在辞赋史与学术史结合的层面,辞赋面向学术,以清代学术入赋,使辞赋具有现实性;三是在辞赋史与文学史关系的层面,提倡以秦汉之文、韩柳之骨为赋,清代的股文也使清赋具有新特色。     

浅谈诗歌的美育价值

我国是诗的国度,诗是语言艺术的珍品,具有感人心志、移人性情的作用。诗歌的美育是以诗歌为审美对象开展审美教育,以审美为主要手段来感受诗歌,这其实就是孔子的"诗教"。本文从孔子"兴、观、群、怨"四大功能探讨了诗歌的美育价值。     

谈周邦彦的词

周邦彦的词 ,在词的发展史上起着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是北宋词风向南宋词风转变的枢纽。在慢词长调中 ,以赋的手法入词 ,一改柳永词的平铺直叙 ,多为转折、跌宕回环 ,结构之法丰富多彩 ;在秦观词情深词雅的基础上 ,更重言情体物 ,向思力精工、缜密典丽发展 ;大量融化唐人诗辞入词 ,使词更加雅化 ,善造深融和雅之境 ,影响波及南宋、明、清 ,成为婉约之大宗     

明代诗文的功利化趋势——嘉靖、隆庆文人何良俊诗文解读

在唐宋诗文成就的重大压力下,明代文人虽努力使诗文创作恢复唐宋盛世面貌,然诗文仍无情的受到清代文人的讥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明代诗文功用的转变原因不可忽视。奉和、雅集、题画之诗充斥明人诗文集,不幸的是此类诗歌仅仅成为日常雅致生活的点缀及交往的媒介;文章之中的代笔、请托之作更是比比皆是,文人往往借此显己扬名、赚取润笔,所以文章的衰落也就在所难免。主要生活于嘉靖、隆庆年间的松江文人何良俊即为其中的典型。     

“以史释诗”的有效性与局限性管窥

“以史释诗”是一种用“史”的眼光将诗与史结合起来,对诗作史的解读与还原,以求回归诗歌创作“原生态”,回归诗章“本义”(meaning)与诗人“本意”(intention)的诗注方法。这种方法,一方面开启了诗的历史化解读,另一方面阐释重心由“诗章之义”转向“诗人之志”,诗人的背景资讯备受瞩目。说诗者在对诗人背景资讯的瞩目与对话中,达到对诗歌的深刻理解与深度阐释,“以史释诗”的有效性大为彰显。然而,背景史料是一把双刃剑,当它与文本信息交互不一时,便又造成了对文本阅读与理解的障碍,“以史释诗”的局限性由此呈现。故说诗者在诗歌阐释活动中不可拘泥于背景阐释,宜多途径对话,多途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