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交往的变迁与工业文明的起源

交往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自农业文明产生以来,人类交往形态经历了从地域性交往向跨地域交往,继而向世界性交往演变的历史过程.发生在亚欧大陆的跨地域交往及其向世界性交往的转变,是工业文明赖以产生的根本条件.     

郑和下西洋与亚洲国际贸易网的建构

西方殖民势力东来以前,15世纪初形成的亚洲国际贸易网,是当时世界上最稳定、也最为繁盛的国际贸易网之一。它的形成,与郑和下西洋密不可分。郑和使团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贸易使团,远航持续近30年,开通了海道,完成了中国对外交往从陆路向海路的重大转折,将"和番"与"取宝"结合在一起,在给区域带来和平与秩序的同时,所到之地进行互惠互利贸易,也促使国际市场繁荣,推动商业贸易兴盛,导向区域经济发展。由此东西方商路大开。郑和下西洋后,民间私人海外贸易以及移民海外热潮兴起。一种以东方的航海模式、贸易模式和国际交往模式建构起来的亚洲国际贸易网,繁盛地存在了一个世纪,直至西方殖民势力东来才有所改变。     

书大汉雄风写西域新篇——"两汉时期的新疆"学术研讨会概述

两汉是新疆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汉开通西域,意义重大,从此新疆开始了统一于祖国的历史进程.同时,两汉时期也是有文献确切记载的新疆历史的开端.所以,两汉时期的新疆历史研究,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试析文化冲突背景下的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已是客观的事实。不同民族文化的交往和借鉴将越来越普遍，特别是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现代文化将逐渐渗透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文明冲突和文明共存引发世界文明的变迁、演进、发展和多样化，不同文明在交融中发生碰撞而走向多元化。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趋势。我们要学会在复杂多极的文明世界中共存，学会从其他的文化中汲取有益的养分。     

德性与理性的历史变奏--对人类文明史一种解读

古代希腊以理性为人的本质,奠定了近现代西方理性文明的根基.古代中国以德性为人的本质,决定了中国的传统文明是一种德性的文明.从人性的视角来解读人类的文明史,可以看到,或者理性或者德性的文明都是对人性的一种片面性偏执.在对话与交往成为主流话语的今天,历史的发展要求克服对人性的片面性的偏执理解,理性文明与德性文明正寻求着在对话与交往中的统一.     

郑和文化价值的延伸与创新

郑和文化是近年国际上引人关注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是21世纪初郑和研究出现高潮形势下,学术界在探索其未来发展走向时提出的新命题.笔者在考察郑和文化发展历程及其价值传承规律的基础上,针对当前郑和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延伸和创新郑和文化价值的一些思考.认为郑和文化应融入国家航海日纪念活动,作为永续发展的重要平台;加强郑和文化与郑和有关地区的地域性文化结合,形成地方文化特色,成为推进郑和文化不断发展的重要基地;从郑和远航的历史中汲取人类社会共享的文明价值观,提高郑和文化的国际化水平;从文化视角促进多学科合作的郑和研究,展示郑和文化的科学、学术与文明价值.     

"新轴心时代"的前景与 "泛西方化"浪潮的终结

一、“轴心时代”文化精神变革的背景与内涵　　“轴心时代”这一概念是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来的。雅斯贝尔斯指出 ,在大约从公元前 6 0 0年前后至公元之交的这一段时间里 ,旧大陆 (即亚欧大陆 )各个文明区域中心都不约而同地发生了一场意义重大的精神变革活动 ,这场普遍性的精神变革活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态 ,并且开创了一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的几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他把这一段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精神变革过程称为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认为它对于世界历史的深远…     

论郑和下西洋与东西交往及东南亚地区的繁荣稳定

<正>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远洋航行史上的空前壮举,是震憾了当时东西方的伟大事件,它对当时中国,并对亚洲、非洲,乃至东西方世界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历史意义.本文,仅就郑和下西洋在东西方交往和东南亚社会发展中所起作用问题加以探讨.郑和下西洋是适应了当时东西方交往的需求郑和下西洋,是明代初期海外政策变化中的产物,自从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一变过去洪武年间的禁海政策,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对外方针,从而把中国和亚非各国的海上交往推向了新的高峰.如果说成祖朱棣不愧是具有远见卓识,雄才大略的封     

论郑和下西洋与明成祖的威慑外交战略

发生在600年前的郑和下西洋是当时最伟大的海上远征。从一个历史学者的视角看,郑和下西洋所引发的问题远多于能够令人满意的答案。笔者将郑和下西洋与明成祖的威慑外交结合,认为《明史》所说的“耀兵异域”是保障朝贡贸易和郑和下西洋顺利进行的必要手段。郑和下西洋是含有威慑手段的外交出使,军事威慑、朝贡贸易、文化交流共同构成了郑和下西洋的多重目的。     

初论文明史研究

文明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学者着手研究较早,但对“文明”一词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我国学者的研究刚刚起步,而对“文明”一词的定义也不能令人满意。其实,“文明”与“文化”一样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文明”比“文化”的含义更广,人类脱离了原始蒙昧时代,便开始了文明社会的历程,开始了文明的创造。文明史是历史,但不同于一般历史,文明史研究应该在对人类历史进行完整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将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的历史作为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来观察,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探讨和阐述与文明有关的问题,力求全面地总结人类历史上创造和积累的一切文明成果,揭示文明的起源、孕育和演进的规律     

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

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若干有关下西洋终止的传统观点存在问题。首先是海禁说不能成立,下西洋与明朝紧接着下颁的禁海令之间没有直接关连,朝贡贸易与海禁是明朝两种不同内涵的政策;其次下西洋有“充溢库市”的一面,耗费巨大乃至物力不支说是一种误解;最后下西洋终止有偶然因素和必然性,下西洋推动亚洲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改变,拉近了海外市场与中国的距离,从此中国不必舍近求远前往印度洋,终止与中国从先进到落后没有逻辑的联系。     

郑吉“数出西域”考论

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排比分析,推论认为：《汉书·郑吉传》所载郑吉“数出西域”,很可能是指他曾参加过太初元年（前101年）击大宛、元凤四年（前77年）刺杀楼兰王、本始二年（前72年）护乌孙击匈奴等事件。     

古代早期的中国南海与西海的地理概念

四海是对中国周边海湖和地区的称谓,早期的四海没有确指海域,只是泛指和对举而言。受地理形势和人们认识的限制,春秋越国所临海既可称“东海”,又可作“南海”;秦以后,“南海”主要指今我国南海以及其南的东南亚、太平洋印尼至澳大利亚以及印度洋的海域。而早期的“西海”所指地域也多难考求,后人们认识扩大,“西海”指代我国西部和西域各湖泊不一。     

略论“礼是郑学”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称“礼是郑学”，究其原因，一因郑玄礼学著作甚多，特专精于礼学；二因自郑玄兼注《三礼》，始有所谓《三礼》之学；三因郑玄能将其礼学付诸实际运用，为朝廷制礼；四因郑玄能以礼律己，“非礼不动”。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郑玄兼注《三礼》之后，后世之治礼学者皆以郑学为宗，而不可舍其书，自魏晋至隋唐皆然，故孔氏有“礼是郑学”之称。     

春秋战国经济、政治和思想的协进与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文化生态性

春秋战国对我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影响,以及我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性,学者们从很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大体上没有从大文化生态的角度进行探讨。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思想文化活跃的社会转型时期,三者在时空上一致,相互促进,生动地展示了技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之间在互动中形成了一种差序的文化生态：一、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协进为新的封建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形成和思想文化的繁荣提供物质基础;二、旧的上层建筑的解体和“百家争鸣”的出现奠定了我国封建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上层建筑的基文章化形态;三、文化扩散和教育下移以及“百家争鸣”的形成从思想文化上巩固了社会变革的成果为以后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合理论证和预设。     

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将宣传变法的阵地由国内移到了日本,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梁启超办报以“广开民智”、救国报国为宗旨,提出了“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以及经济上独立等基本原则。他把报刊当作维新派的阵地,鼓动“兴师讨贼”,传播西方新思想,主张报刊应发挥“监督政府”和“响导国民”的作用。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不仅具有一定的反封建进步意义,而且也是新闻报刊史上的宝贵财富。     

重释《传》、《笺》关于"昏时"、"昏期"问题的差异

毛亨、郑玄对<诗经>解释的差异可以从他们对"昏时"、"昏期"问题的不同理解上体现出来,这种差异一方面是由二人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于所阐释文本系统的开放性,也正是这种开放性,才使中国古代的学术史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     

司马迁的"与时俯仰"经济观

司马迁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商品经济,提出了"与时俯仰,获其赢利"的经济观;主张"随时而逐利",赞扬士农工商的致富,并根据他们致富的情况,将其区分为"本富"、"末富"和"奸富",这是司马迁的首创;他还将西汉的经济政策分为五等,最好的政策是"善者因之",将国家干预政策视之为"最下者",这在经济思想史上有积极意义。     

天妃、南海神崇拜与郑和下西洋

明永乐七年天妃、南海神几乎同时受封,时正值郑和第二次下西洋,两者受封必定与郑和等出使海外有关。由于两者司辖地域不尽一样,历史发展脉络亦不尽相同,在郑和前两次下西洋中的作用不一,导致了其封号的不同。永乐两封号的出现与不同地域和阶层民众信仰不同有关,而天妃、南海神崇拜与郑和下西洋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