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声”与“兮”——赋、骚关系小议

历来对于骚、赋分体的理由,大概主要集中于带“兮“字的特殊句式或“楚声“的地域性特征。然而从两者来看,“兮“字并非当下《楚辞》唯一的特殊用法,“兮“也并不具有楚地特色;“楚声“一词真正的涵义,不全在于地域性而言。另外,赋、骚也具有共同的文体特征。     

文学史视野下的赋、骚关系诠辨——兼说“楚声”与“兮”

历来对赋文体的具体定义或界说,存在难以言说清楚的悼难,至于赋、骚亦各持异说：然历来对于骚、赋分体的理由,大概主要集中于带“兮”字的特殊句式或“楚声”的地域性特征。然而从两者来看,“兮”字并非当下《楚辞》唯一的特殊用法,“兮”也并不具有楚地特色;“楚声”一词真正的涵义,不全在于地域性而言。另外,赋、骚也具有共同的文体特征。     

试论赋对明清传奇宾白的影响

<正> 关于赋在中国文学史中的位置问题,郭绍虞教授曾著文论述,认为作为一种文体,赋的发展史,就是受不同历史时期诸种文体影响不断演变的过程。自先秦两汉以来,一方面有与歌相结合的诗体,一方面有不歌的小诗——短赋;一方面有楚狂《凤兮》、孺子《沧浪》等以“兮”字为特点的歌,于是便有骚赋的诞生;一方面有《庄子》、《列子》等寓言和苏秦、张仪的纵横之     

宋人诗话之楚骚接受

宋人诗话中不乏对楚骚的评论,其在屈原精神、楚骚文体特征以及推尊楚骚诸方面的一得之见,显示了宋人对于楚骚多角度、多侧面的理解与接受,有助于全面了解宋人的楚骚观.     

唐代试赋"以四声为韵"研究

"以四声为韵"是唐代试赋用韵中的一类.作者可以自主选择四声中的任何一个韵部押用,在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押韵次序为顺次.其中"周而复始"和"终而复始"与"两遍用四声"不同,只是在一遍用四声的基础上从平声始顺次加用一两个韵而已.与其他限韵类试赋相比,"以四声为韵"至少押四韵,而且各韵分属于四声中的相关韵部,但其他限韵类试赋会出现某一声的任何一个韵部都不被作为韵脚的情况.与"任用韵"一样,"以四声为韵"不具有"注题目之解"的功能.     

"辞"非文体论——与褚斌杰先生商榷

<楚辞>,即"楚人语词"."辞",不是文体名.当今学术界认为"辞"是文体之名,此说不能成立.<楚辞>与<楚词>并举,"辞赋"与"词赋"并称,"辞人"与"词人"同用.词、辤、(辤)(后二字今简作"辞")本义不同,但是三字古音相同,可以通假.本文考察了两汉至盛唐11种主要文献,论证了作者的观点.     

辨本:楚文化之质

一 宋人黄伯思曾将<楚辞>的特点总结为四点,即"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如果仅从地方性特色来看,黄伯思的总结是很准确的.作为楚文化的代表作品之一,其突出的外在特征也就在它的地方性--始终不脱一个"楚"字,几千年来的魅力不衰,亦与此相关.然而,如果要往深层次追究<楚辞>的内在特质,则黄伯思的总结又嫌皮相了些,比如这一"楚"字,除了在"语、声、地、物"等方面标示其与众不同的地方性差异外,在文化意蕴精神实质方面是否也有自己的特点?     

骚赋复兴与中唐政治——以贬谪文化为中心

中唐时期,骚体赋创作兴盛.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赋家横空出世,创作出大量根于现实生活遭遇、富有真情实感的骚赋名篇,成为唐代辞赋乃至中国赋史上的一个亮点.中唐复杂的政治使得一些正直士人落拓失意、遭受贬谪,内心充满怨愤.而屈贾开创的骚赋有发愤抒情的传统.二者桴鼓相应,促成了骚赋在中唐的复兴.遭受贬谪、政治失意既是中唐赋家创作骚赋的动因,也是骚体赋内容上的主线.     

赋体渊源索解——兼说"命赋之厥初"

近年来,关于赋体源流之探讨,学界多有论说,意见亦纷纭杂出,莫衷一是.笔者本文拟就赋体之初义切入,溯源综该各家之说,寻绎诗骚、战国行人辞令、隐语等与赋体文学的内在关联及其各自于赋体文学之促生之功.继而比较屈宋创作心态之异,倡言成熟赋体作品成自宋玉之手.兼论宋玉当为文学史上以"赋"名篇之第一人.     

唐代律赋的"雅"与"丽"

唐代律赋的宏观评价体系目前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非律赋"式的批评方法导致律赋批评的文体特色褪化.应当指出,唐代律赋体制因素与艺术风格之间的密切联系,集中体现在"雅"与"丽"两大关键词:之上."雅"是涵盖唐代律赋风格的第一要义;"丽"作为另一要义,有"媚丽"和"清丽"之分.在唐代文学家和律赋批评家心目中,"雅"与"丽"二者之间的理想关系表现为"丽不伤雅"的和谐统一.     

《汉书》"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探微

汉宣帝提出了"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的汉赋观."辞赋"概念的采用主要基于"辞"名与"赋"名不分及秉承屈骚传统.采用"大""小"言赋,则是受到传统大小言说方式的影响及源于汉赋创作实践的总结.大赋与古诗同义,其"义"主要包括:一是"仁义讽谕";二是"观鸟兽草木名".小赋具有辩丽特点,尤其是"丽"的审美观念在汉赋...     

"三闾"渊源考

本文综合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传统文献、民间传说以及学术史等多种信息,考述昭、屈、景三姓渊源以及"与楚王同姓"的过程.本文结论的是战国三大姓昭、屈、景均源于楚王族,"与楚同姓",昭氏源于楚昭王,屈氏源于楚武王,景氏源于楚平王.     

评“《诗》有楚声”说

《江汉论坛》1980年第4期所载潜思荃同志《<诗>有楚声论》这篇文章,着眼于“兮”字,从“音律、语言”上论证出《诗经》有楚声,是由“民间流传”而“南风北吹,南音北传”的结果。这个看法似乎值得商榷。“兮”字在先秦诗歌中广泛出现,尤以《楚辞》为多,这是否仅仅是一个楚声问题?楚声的涵义是什么?有“兮”字的诗歌是否就是楚声?《诗经》篇章中的“兮”字是否就是“南风北吹,南音北传”的结果?对于这些问题谨陈一孔之见,望批评指正。     

中国古代文体命名与释名中的"因情立体"

"因情立体"是中国古代文体生成的重要特征.就文体命名而言,为数众多的"心"部字与说明行为的"言""口"部字、指示载体的"竹""木""糸""石"部字,共同构成中国古代文体命名的三个主要来源.以文体释名观之,人之喜怒哀乐皆可成为诗、骚、哀、诔、辞、吟、操、曲等特定文体生成的情感动力.考虑到"体"在"体制"以外另有"体势"与"体貌"之义,"情"亦有一时情感与长久性情之分,还可借由"情"与"体"的同异离合,重审传统文化及文论中的"体有万殊"与"情有多端"、"为情造文"与"为文造情"、"自骋骥騄"与"鲜能备善"、"文如其人"与"心声心画总失真"等经典论题.     

魏晋南北朝文论中的"丽"及相关范畴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丽"(包括"华"、"艳"、"采"、"绮靡"、"妍媚"等)被看做是诗、赋及其他所有文章的一个重要特征,尚"丽"成为一种审美风尚.这一风尚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但一味地追求"丽",也使文学创作产生了一些流弊,"丽而不淫"、"辩丽本于情性"即是对一味尚"丽"的矫正.     

论楚辞体的内在特质兼说楚骚传统

本文认为,宋人黄伯思对楚辞体特征的论说,只是对这一文体语言外壳的描述,未能涉及问题的本质。笔者指出,楚辞是一种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的特殊文体,而浓烈的抒情性则是楚辞体最突出的本质特征。文章从情感内涵、情感特征、抒发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解析,同时还从文学史的角度对楚骚传统展开论述,认为爱国主义文学传统、“士文学”传统、“骚文学”(骚体诗形式)共同构成了楚骚文学传统。文章最后还对屈原以后楚辞体文学为何辉煌不再的原因进行了简要探索。     

音乐地理学视阈下的武宁打鼓歌

武宁打鼓歌具有浓郁的赣西北音乐文化特征,它是山地稻作文化衍生的独特艺术样式.特殊的表演方式发挥着以歌促劳,以歌传史的作用.武宁打鼓歌是吴、楚声腔相融汇,比、兴、赋手法并用的艺术活化石,值得保护与传承.     

先唐"九"体源流述略

"九"在古代文体史上虽未被列为一体,但现代已为不少学者承认可单独成体."九"体命名源起于古乐曲名<九歌>,开创于屈原<九歌>、宋玉<九辩>,在汉代基本定型,魏晋南北朝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以悼屈抒怀为主要内容,袭用<九歌>、<九辩>、<九章>、<离骚>的句式、语词、意象,形式上多分为九个部分,语言多用"兮"字的文体特征,遂使古乐曲名演变为一种特殊的文体体式.     

论巴金文学创作的"反地域文化"特征——兼谈对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的反思

在巴金的巴蜀文化研究中,"出生地"与"作品"简单对接的思维模式潜藏其中.完整考察"出生地--地域--地域文化--作家--作品"的过程,可以发现巴金文学创作的巴蜀文化特征没有充分的根据.而且,巴金文学创作"内返性"、"超越性"、"时间性"的特征对"地域性"构成消解,表现出"反地域文化"的特征."反地域文化"特征成就了一种独特形态的文学,也成就了巴金.巴金文学创作的这种现象,值得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认真反思.     

从出土文献看《离骚》篇题解

关于楚辞《离骚》篇题的涵义,当今学者主要有歌曲名、楚音苗语、地名"蒲骚"、离别骚臭等新解。这些说法看似新颖,但并非完美,学者仍须审视传统观点。从出土文献看,汉初就有了抄写在竹简上的楚辞,近年新见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七、八辑就有五篇早于屈原时代的楚辞资料。从古文字学角度看,战国楚简文字里就已经出现用作忧愁义的"蚤"、"■"诸形。又、尤、忧古音相通,"蚤"、"■"训"忧"自无问题。秦汉人误把"蚤"、"■"当作表示骚动义的"蚤"字,遂致千年聚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