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镣铐的舞蹈——浅谈《孽子》与《活着》的命运悲剧意识

通过对白先勇的《孽子》和余华的《活着》这两篇小说的比较分析,认为前者是先天的生理属性影响着主人翁,使其被主流的父权社会所排斥,后者是时代背景中无力扭转的命运悲剧在作祟。二者相较,蕴含其中的是浓重的命运悲剧意识。     

严歌苓同性恋小说创作及对普伊格的接受

严歌苓同性恋题材小说主要诉说着特殊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下完全性倒错者与偶然性倒错者之间的悲剧爱情故事。这些小说在同性恋者的构成方式、情感产生机制设置,话语权力中性观念的建构和同性恋者自我身份的认同等方面与普伊格的《蜘蛛女之吻》很相似,这种相似来源于严歌苓对普伊格情感的契合和创作手法的模仿。     

浅析《孽子》中流露的温情

白先勇是台湾当代著名的旅美作家,《孽子》是一部以同性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描写了一群同性恋者和从事男妓行业的"青春鸟"们的故事。对于这个生活在黑暗角落里的特殊人群,白先勇给予了深刻的同情和怜悯,他没有过分地渲染这个群体的特殊性,而是以热忱的笔触刻画了"青春鸟"们及其身边人的诚挚情愫。     

论白先勇小说的创作特色

白先勇是20世纪60年代台湾极具代表性的现代派作家,也是大陆读者比较熟悉、评论界比较关注的台湾作家之一。其作品不仅具有现代派作家共有的特点,更有自身的特色。总体而言,白先勇小说有三个创作特色：“中西合璧,悲剧色彩,感伤主义”。具体来说：（1）白先勇的个人经历对其小说创作有很大影响,使其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融传统于现代;（2）在小说的情节和人物的悲剧性方面有着浓郁的悲剧色彩;（3）在历史流变下的“对命运的感悟和思索”以及异域文化下的生存和放逐的视角下,白先勇小说富有感伤主义色彩。     

简论白先勇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悲剧色彩

著名美国华人作家白先勇是描写女性的高手,其小说有一个突出主题,即对女性命运深刻关注。其《游园惊梦》、《玉卿嫂》、《一把青》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无一不光彩照人,通过对她们命运的描绘,作品体现出浓浓的悲剧色彩。     

女性命运的凄婉悲歌——白先勇小说女性形象简论

白先勇的小说,以擅长刻画女性形象而蜚声海内外。其中,关注女性命运,尤其是表现在历史场合中女性心灵深处的痛楚与伤感,是白先勇小说创作的突出倾向。白先勇以他独特的叙事方式,将时代的变幻与动荡在女性的生活起伏中表现出来,唱出了一曲曲凄婉的女性命运的悲歌。     

人类同性恋现象的哲学思考

同性恋现象的产生有生理原因,有社会原因。同性恋是人类在性别问题上的"异化",是人类生理病态或社会心理病态。同性恋现象不符合以保证人类繁衍方式为核心的伦理规则。所谓同性婚姻,不是"婚姻",是与婚姻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不同概念,它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同居关系而已。因此,同性恋者有同居的权利,但是没有以婚姻的名义要求社会像对待异性结婚者一样为他们的同居公证财产和其他事务的权利。社会没有权力强行干涉同性恋,但是绝不能支持同性恋现象,必须采取措施降低同性恋现象的发生率,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白先勇小说的人物形象与沉沦意识

白先勇的小说中，沉沦意识是一种突出的、贯穿性的精神现象。解读白先勇的小说文本我们发现，无论是一落千丈的末路英雄。围城内外的的悲剧男女，还是认同危机下的海外游子，他们的生存图景都渗透出浓郁的沉沦意识。     

《孽子》边缘性叙事解读

本文从白先勇长篇小说《孽子》所反映的同性恋生活的内容出发,分析了同性恋者身处边缘的事实,尤其关注处于边缘之边缘的几位少年主人公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特点,并指出了这个群体为了彼此实现身份的认同所以固守边缘这一原因。     

边缘人的放逐悲歌——从《孽子》看白先勇创作视点的转移

<孽子>是台湾第一部正面描写同性恋的长篇小说,小说以"放逐"为主题,对处于边缘文化的同性恋进行了关注,展现了一群由孩子、老人等弱势群体所组成的同性恋边缘人被社会和时代放逐的悲剧人生.这种关注是白先勇创作视点的一次转移,虽同样是放逐主题,但他所关注的放逐对象已由普通大众转向了特殊群体--弱势群体与边缘人.通过对弱势群体这一边缘人的关注.作品的批判指向由人向社会转移,由此展开了对社会时代的严肃思考和尖锐批判,既增强了作品的批判力度,又提升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论小说《孽子》中的父亲形象

白先勇的《孽子》以其同性恋题材和对父子关系的描写征服了读者,小说中的父亲形象传达了作者对父子关系的思考.从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反抗意识和重塑父亲的意识可以明显地看到中西文化的精神特质在白先勇小说中的体现,传统的家庭教育以及留学美国的背景对白先勇心中父亲形象的形成影响颇深.白先勇在反抗传统父亲专制的同时,也在寻找有同情心并具有引导作用的精神之父.《孽子》吸收了传统父亲形象,也对其进行了重新塑造,并有所突破.     

论白先勇《台北人》的悲剧意识

从悲剧命运、悲剧情绪、悲剧氛围等方面分析了《台北人》的悲剧意识,并阐释了悲剧意识产生的原因,认为它既与作者独特的生活环境、人生体验以及与之俱来的美学追求密切相关,又是特定时代、社会的产物。     

从爱情模式看作者思想与作品主题——对白先勇短篇小说爱情叙事的一种解读

从白先勇以爱情为叙事主线的短篇小说中可提炼出一个基本的爱情模式:爱上———失去———毁灭。本文通过对这三个环节的分析和对爱情模式的整体把握得出结论:表现人性对爱与美的执着追求是白先勇爱情叙事中更为重要的主题,也是作者礼赞的感情观。     

白先勇短篇小说中意识流创作手法的流变

白先勇尝试运用现代派文学的表现技巧——意识流创作手法始于与台湾大学外文系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杂志。以后，随着作家自身经历的变化和对意识流创作理论认识的深入，其笔下意识流这一创作手法呈现出鲜明的“模仿试睑一成熟定型——在扬弃中提升”的变化轨迹。     

白先勇《台北人》与杜甫《秋兴八首》

白先勇认为,“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中所表现出人世沧桑的一种苍凉感,正是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本文试从白先勇代表作《台北人》与杜甫《秋兴八首》在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上的对照入手,说明杜甫对白先勇小说创作的影响。     

白先勇与青春版《牡丹亭》现象

白先勇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热演两岸三地,走红大江南北,有着明显的白先勇个人因素。青春版《牡丹亭》是白先勇圆“文化复兴”的梦;白先勇制作青春版《牡丹亭》,不仅因为《牡丹亭》是古典昆曲名剧,还因为他认同汤显祖的爱情理念,认同杜丽娘这位“情圣”的心理;青春版《牡丹亭》的制作和演出,是白先勇追求完美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