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扶志的科学内涵、基本矛盾与实践创新

扶志是对精神贫困的全方位治理,包括提升贫困人群思想道德水平、重塑贫困人群思维方式、改善贫困人群生活模式、在贫困社会中传播先进文化的实践。扶志活动有主导性、协同性、动态性、长期性的基本特征。社会客观要求与扶志对象精神文明状况之间的矛盾是贯穿扶志过程的基本矛盾,有其具体矛盾的表现。精准识别精神贫困、拓宽自然和社会生活空间、采用协同参与的方式,是扶志实践创新的路径。     

就业激励和援助:贫困救助制度演进和优化的基本取向

就业援助和激励是政府对弱势群体就业实行专项援助和激发鼓励的社会政策或制度安排.促进有劳动能力的穷人就业历来是贫困救助的基本方案;引入和推进工作福利制是当代贫困救助制度体系改革的重点.在我国现行的贫困救助制度体系中,因就业激励和援助制度缺失,有劳动能力者依靠生活救助的现象突出.面向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群建立就业援助制度,建立生存保障与就业激励有效衔接机制,为其劳动就业给予必要的手段、机会和能力性援助,应是我国贫困救助制度优化的基本取向.     

西部地区社会救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宁夏为例

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三大支柱。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救助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是呵护贫困群体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为贫困群体提供最起码生存需求和最基本生活保障的最基础的救助制度。目前,宁夏已基本建立起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五保供养制度为基础,以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司法援助等单项救助为配套,以优惠政策和社会互助措施为补充,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框架。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反贫困问题研究

贫困是最无奈的生活方式，危及着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减轻和消除贫困，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而减轻和消除贫困的过程是与各国经济现代化的历程交织在一起的。由于当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相当数量的绝对贫困人口，且已危及到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因而消除贫困就被视之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的核心。同样，减轻和消除贫困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必然要解决的历史课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就把迅速摆脱旧中国留给我们的贫穷落后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工作。我们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艾滋病人群贫困的生产、传递与遏制——基于脆弱性视角的分析

艾滋病人群的贫困是艾滋病人群各类脆弱性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它基于艾滋病人群生理和心理的变化,由艾滋病人群的认知和行为所诱导,为艾滋病人群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利所加剧。贫困具有传递的性质,艾滋病人群贫困的传递包括贫困范围不断扩展的横向传递和贫困在代际之间延续的纵向传递。要遏制艾滋病人群贫困的生产和传递,必须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加大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力度、唤醒艾滋病人群的自我发展意识,降低艾滋病人群的脆弱性是针对艾滋病人群的反贫困工作的切入点。     

后小康时代农村反贫困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特征、行动金字塔和模块

2020年以后中国的反贫困工作的重心将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如何有效建立解决后小康时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做好反贫困制度的顶层设计是关键。研究发现:相对性、流动性、伴生性、层次性、高移化和动态性是后小康时代的中国农村反贫困的六个新特征。基于人类发展理论,从国际组织对基本需求的界定和标准中,能挖掘和提炼出一份"基本生活水平清单";未来反贫困的推进逻辑不是线性的,而是一个"反贫困行动金字塔模型":由"生存背包、发展背包和能力背包"三层组成,每次所放下的"背包"就是反贫困的实现目标;后小康时代的反贫困战略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的反贫困目标指向是解决贫困人群的"发展背包",预计10年,第二步的反贫困目标指向是解决贫困人群体面生活的"能力背包",预计5年。后小康时代的反贫困治理的制度体系设计雏形为问题导向式的闭环"6W反贫困制度模块":以贫困识别制度为逻辑起点,依次推向主体制度、资金投入制度、维度制度、评估制度,收官于国际产出制度,从而进一步完善和优化中国农村反贫困的治理体系。     

中国的贫困人口和社会救助指标体系

社会救助是现代化保障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基本手段之一,是对已经陷入贫困的社会成员提供最起码的生活保障的有效手段。在当代中国,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贫困现象还较为普遍地存在,因此,社会救助在我国整个社会保障制度中一直是一种最常用的保障方式。     

中国老年人主观福利及贫困状态研究

本文从两个方面研究探讨了老年人口的福利和贫困问题:第一,主观福利问题;第二,从主观福利的角度,观察老年贫困问题。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笔者认为贫困的概念不仅仅指收入或消费的客观福利指标方面,而且表现在个人感受的主观福利指标方面。本文测算表明,2006年中国农村老年人收入贫困发生率为9.7%。但是,从主观福利贫困的角度观察,贫困发生率要高得多,16.2%的农村老年人,11.5%的城市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评价为差或很差。按照本文的定义,这属于主观福利贫困。其中农村、女性、高龄老年人群中,贫困发生率最高。本文建议,中国新阶段减贫战略既要关注绝对贫困,也要关注相对贫困,还要关注多维度贫困和主观福利贫困。为了在2020年实现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战略目标,需要建立多维度瞄准贫困、统筹减贫的战略体系,完善减贫、养老保障、老年照料政策体系。     

内发型发展与开发扶贫问题

内发型发展倡导在地贫困人群在发展中的主体性,以及基于传统资源的、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作为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双重脆弱的贫困地区,贫困人群在开发扶贫中的主体性被忽略,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被“去能”,贫困人群对资本的依附关系进一步形成。从内发型发展的视角看,开发扶贫需要重塑贫困人群的主体性,谨慎选择外部资源输入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路径,将贫困人群的再组织化视为政府在扶贫工作中首要的公共产品供给。     

新世纪底层文学的现实关怀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变得日趋严重,社会底层人群的生活状态越来越引起有识之士的重视,秉承新写实小说关注现实的传统,众多创作者把目光投向了社会底层的现实人生。底层文学创作反映了社会底层人群的贫困生活现状,并进一步揭示和反思物欲、权欲对底层人们生活的深刻影响,同时也传达出底层人群人性中美好的一面以及他们对美好人生的渴望。     

贫困度量的国际探索与中国贫困线的确定

由于贫困是一种具有社会建构性的概念,如何度量贫困成为国际社会政策学界和扶贫领域中的难题之一。基于"生计维持"和"基本需要"的概念,"绝对贫困"长期以来一直是贫困度量的概念基础,其度量程序首先是衡量物质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生活的最低水平,然后测定维持这一水平的生活所需的收入或消费水平。然而,贫困具有相对性,即贫困者在物质和社会生活的条件上处于一种相对于他人的匮乏状态。相对贫困的度量大多采用平均收入比例法,即当地民众平均收入之下的一个比例。无论是基于"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的概念,中国的贫困线都相对偏低。     

中国城乡社会安全网的覆盖面与横向公平性问题

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国政府在社会安全网的重新编织上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社会救助体系开始制度化,近四千万贫困人群从中受益。但是,社会安全网的发展并不平衡。农村地区贫困人口多,但社会救助受益者反而少,甚至众多生活在赤贫状态下的农民没有这项权利。由于救助标准的差异,很多地区依照当地生活标准处于赤贫状态的民众也无权享受社会救助。社会安全网的健全,必须重视横向公平的实现,即让不同地区的贫困人群能够享受大体相同的社会救助。     

我国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重点从社会保险转向了针对贫困人群的社会救助制度。这些制度的实施不仅为城乡贫困人群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对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各项社会救助制度的迅速推开,这些制度在设计和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开始暴露出来。其中最突出的几个问题包括:贫困人口的瞄准机制;保障标准低与"福利依赖"以及边缘贫困人群问题。为克服这些问题,要积极探索实施适度普惠型福利的可能性,同时要加强对有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提供及时的、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     

贫困:对人权的侵犯

法律无法界定贫困,尽管我们不愿承认这一事实。是笼统地解决贫困问题,还是只顾极端贫困,在这两种意见的矛盾中有某种含糊,由于这种含糊,民主国家无视贫困这种不平等的经济和社会动因。结果,对极端贫困的反应,特别是当它们成为公开的目标或重点时,恰恰侵犯了它们在形式上应该表达的基本平等权利和尊严。于是,扶危救困的措施不仅没有提供摆脱危困的出路,反而使危困人群安于穷苦,在受人恩惠时庆幸自己不致有极端贫困之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人靠施舍的最低福利而生活,他们没有“权利”。在一个宣扬没有工作就没有人权,没有公民权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世界里,我们是否应该学会将贫困视为一种不可避免、不可回避的现象?     

地震灾害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基于生计资产体系的评价

基于农户的生计资产体系,以甘肃省西河县XJ村为例,分析2008年汶川地震灾害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地震灾害发生后,直接受到损害的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其中损失最严重的就是体现为现实物质的物质资本,因此灾后农户的生活状况明显下降.为了维持基本生活,贫困农户必须将能够直接用于交换的少量的金融资本转化为物质资本.此时的农户虽然物质资本有所恢复,但由于金融资本的极度匮乏,短期内其贫困程度表现为大幅加深.长期内地震灾害增加了农户走出贫困的难度.     

城市反贫困投入研究

城市反贫困投入研究郭正礼一、城市绝对贫困发生率和贫困原因（一）绝对贫困发生率及其变化：消灭贫困，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或者说最低生活保障。是任何一个现代工业国家的主要社会发展目标之一。这不依不同国家所选择的政体相异而转移，亦不因实现这一目标时所...     

城乡协调发展背景下的新贫困问题

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带来了新的贫困人群:农民工、失地农民和留守人群。新贫困人群随着城市化进程将会不断扩大,并成为新时期贫困问题的重要方面。尽管新贫困问题已非常突出,但现有城乡分割的政策体系却不能做出有效回应。未来的扶贫政策应逐步建立起城乡一体的扶贫政策体系、社会福利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当务之急是建立专项的扶贫监测体系和瞄准机制,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扶贫项目,逐步减缓新贫困问题,提高城市新增人口参与市场的机会和能力以及应对脆弱性冲击的能力。     

医疗救助对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作用研究

医疗救助为低收入家庭获得必要的医疗服务和维持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贫困脆弱性是指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运用预期贫困脆弱性测度方法对上海市城乡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量,结果表明:医疗救助制度对缓解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作用;相对于城镇低收入家庭而言,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更高,医疗救助对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大;医疗救助对不同医疗支出负担的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缓解程度也存在差异。     

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救助模式

合理解决城市贫困问题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实现社会公平、保证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必须从物质帮助、机会供给、人文关怀等方面入手.物质帮助是解决城市贫困的最基本手段,机会供给是最终的解决之策,人文关怀则是帮助贫困居民从精神上脱贫的重要途径.     

中国城乡社会救助的横向公平性

作为公共服务,城乡社会救助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横向公平,即各地的贫困人群均可获得大体平等的最低生活保障。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实现了这一点,中央政府补助金拉平效应对此贡献良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完全依赖地方政府,其给付水平的横向公平性较弱,但依然在大体平等的范围之内。与此相对照,各地农村传统救济的给付水平呈现高度的不平等性。因此,为了让各地生活在极端贫困状态下的农民平等地享受社会安全网的保护,推动农村社会救助从传统救济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过渡势在必行,而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