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苏轼关系新论——兼论宋学流变中新学与蜀学之争

王安石与苏轼之间，虽然曾经一度因为道德文章而相互倾慕，但终其一生，二人关系“怨”多于“谐”。这不仅是因为二人个性气质之迥异，更是出于二人所学之不同。因此，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实质上隐含着新学与蜀学这两大学术流派在北宋中后期话语权力层面的交锋。     

苏轼同王安石的交往

一桩历史公案苏轼和王安石都是北宋文坛上有卓著成就的大家.苏轼与王安石的首次交往,现已不可确考,但嘉祐五年苏轼授河南府福昌县主薄的制词却是王安石起草的.制词称苏轼"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由此可知,这时王安石对苏轼已有所认识,也许互相已能开始有所了解.可是,据说此后不久,欧阳修劝苏轼的父亲苏洵同王安石交游,苏洵竞断然拒绝说:"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于是挥笔作《辨奸论》,文中以预言家的姿态,一口断定王安石其人"阴贼险狠".集历史上王衍、卢杞、竖刁、易牙、开方等坏人之大成,一旦由他当政,天下"将被其祸".苏洵死后,安石用事,他的先见之明,果然得到证实.     

叶适“洛学起而文字坏”文学史意义阐析

自北宋始,“二程”和王安石对文学的价值多有贬抑.至南宋,文道关系更趋紧张.叶适从重文的立场出发,提出“洛学起而文字坏”的著名论断,公开还击道学家对文学的贬斥,其内涵还包括对王安石新学戕害文学的不满.一方面,这是叶适在大张旗鼓地维护文学的存在价值和独立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主动延续北宋欧阳修、苏轼的优秀文学传统,开创南宋新文统的决心.     

“拗相公”拗得好!——有关王安石的两篇话本小说

明末短篇小说集《警世通言》里选录了两篇话本小说:一篇叫《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一篇叫《拗相公饮恨半山堂》,比较明显地反映了由王安石变法所引起的儒家和法家在文艺领域的斗争,值得读一读。先谈第一篇,说的是王安石作宰相的时候,苏轼去见他,在书房里看到了王安石的两句诗;“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轼心想,黄花就是菊花,菊花是不会落瓣的,自恃聪明,就在原诗后面加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写罢,不等王安石出见就走了。王安石回到书房看见了苏轼的续诗,认为他太轻薄,贬他到湖北黄州做团练副使。原来黄州的菊花是落瓣的,苏轼在黄州见到了这情景,才知     

三苏蜀学的“人情为本”论

三苏蜀学是北宋中期一个重要的儒学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认为,“礼”的精义是“顺人情”,圣人制礼的目的就是以礼来调适人情。三苏把“人情”作为古礼的本质内容,他们在解经时往往以人情为原则。表现在政治上,苏轼、苏辙以王安石为不近人情者,用“人情”、“公议”作为攻击王氏的武器。     

名人谜诗拾趣

苏东坡的影射诗宋代文学大家苏东坡喜制谜语诗,他和王安石持不同政见,曾以《花影》诗影射王氏新党的起落情况。诗云:“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此诗惟妙惟肖地明吟花影,又逼真传神地暗射王氏。一句指王安石于熙宁二年(公元1070年)拜相执政,换了一帮人马;二句指保守势力尽力撵王下台未果;三句指王安石被罢相。其诗灵机自运,意旨诡秘,神韵盎然,堪称谜语诗精品。曹操的药名诗相传曹操有一次得病,请名医华佗医治。他欲试华佗之才,先写好一首药名谜语诗:“胸中荷花兮,西湖秋英;夜空无云兮,初入其境;长生…     

为苏轼鸣不平

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短文,文中谈到苏轼给王安石“续诗”的故事。有一天,苏轼看到了王安石一首没有写完的诗,头两句是:“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轼认为这跟菊花的实际情况不符,于是提笔续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为了要用事实教训苏轼,就利用职权将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住了将近一年,适值“重九天气,连日大风,后园里的菊花纷纷落叶”,目睹此景,不禁为续诗的事     

王安石——北宋时期杰出的法家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北宋江南西路临川县人。王安石在青少年时期就立志不做儒生和书呆子。他博览诸子百家,以及医书、小说,不以儒家经典为限。对于儒家经典,他也不迷信“先儒传注”,而要“断以己意”。同时,对“农夫、女工,无所不问”,以验证书本知识的真确与否。他还比较注重社会考察。这样,他逐渐觉察到一些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形成了革新思想。他反对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谬论,指出:“尚变者,天道也。”“有阴有阳,新故相除者,天也;有处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这种“新故相除”的自然观和社会观,是他进行变法的思想理论基础。     

从《荀子》用例中探讨“安”字的若干特殊用法

《墨子·耕柱》中有一段文字,记述墨子同楚国鲁阳文君的对话,墨子问:“今有人于此,牛羊刍豢,雍人但割而和之,食之不可胜食也;见人之作饼,则还然窃之,曰:‘舍余食。’不知甘肥(“甘肥”原作“日月”,张纯一从曹本改)安不足乎?其有窃疾乎?”接下鲁阳文君答:“有窃疾也。”这里的“安”字,《墨子集解》的撰者认为     

叶梦得与苏轼——兼与王安石比较

叶梦得是两宋之交著名的政治与文化名人,作为蔡京的“门生”,被卷入北宋新旧党争之中,也因此常常被指为“绍述余党”。故“党熙宁,抑元祐”,就成为攻击叶梦得的主要罪证。本文择取新旧两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王安石与苏轼,窥探叶梦得与他们的关系及其评价。事实上,叶梦得与苏轼及其后人、门人和追随者之间存在着诸多学缘、血缘和情缘的复杂关系,其对苏轼学术渊源的秉承、生活旨趣的趋同和文学创作的规模,无不渗透出一股浓浓的“景苏”情结。相比较而言,叶梦得与王安石之间没有这样的复杂关系和特殊的“情结”,不过,在叶梦得的心目中,王安石和苏轼同是伟人,并无明显的轻重厚薄之分。     

宋代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从苏轼诗歌说开去

宋代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高涨,尤以政局稳定、文化承平的北宋中后期为最。折射在诗歌中,即是诗中突出的自我意识。在宋诗代表人物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笔下,诗中之“我”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自我意识最强者当推苏轼。苏轼在诗歌世界中的自我构建所彰显出的自我意识之强,超乎当时后世的诸多诗人,是宋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苏轼自我意识高扬的突出表现,就是在他的诗歌文本中有大量标识自我身份的自称。诗歌自称是诗人“自我”在诗歌中的审美投射,在苏轼诗中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一致的情况下,苏轼作为性格丰富的地方官长和幽绝之地的幽囚之人所彰显的自我意识;二是苏轼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不一致的情况下,诗人对理想“自我”的构建、追寻、回归与超越。宋代以号自称的文化潮流,表现出士大夫以第三人称的“他者”视野完成自我的检视,从而追求社会的认同。与欧阳修、惠洪、杨万里、陆游等其他士大夫相比,苏轼在自我检视中有着深刻的反省意识,这在宋代士大夫身上是十分罕见的。     

智对动物联

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朋友聚会,言谈之间,他对宰相王安石的新法有所抨击。一次,苏东坡回京办事,王安石请他到后花园,说：“东坡兄,今天我们不谈政事,专谈楹联好吗？”苏东坡微微一笑,说：“请王大人赐教。”     

身处逆境 雄心未已——读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

(一) 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下简称《念》词),是他所开创的豪放词风的代表作,在宋词的发展史上具有纪念碑的意义。但是对这首词的思想内容的认识,却一直存在着分歧,过去一些评论者较多地看重了它的消极成分;而在所谓“评法批儒”期间更被有意无意地归入“反对王安石新法”的“黑词”的范围。直到今天,还有人判定它所反映的“不过是他(指作者苏轼)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中的一种失败的心理罢了”,他“是托古讽今,含沙射影,抒发了他那顽固守旧派反革新潮流的强烈的思想感情。”     

苏轼拘泥形似的艺术批评初探

对苏轼的形神观,至今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他重主观美、重神似而忽视形似;一种认为他重神似,也重形似,重主观也重客观。前名显然是一种误会,后者更接近苏轼真貌,但忽视了苏轼在艺术批评上拘泥于形似的局限。这局限主要表现在苏轼文论中的“理”上。苏轼“理”的内容,主要指事物客观规律。在理论批评上,苏轼十分重视“理”的掌握和表现,强调“循物之理”,以“理”作为衡量艺术真实性的重要标准,这是值得肯定的,其中也不乏丰富的内容和精辟的见解。不过,艺术的“循物之理”,是有所取弃的。它要循的是艺术所要表现的事物本质规律的真实,不是自然主义地去遵循。苏轼的“理”,正有一切循乎自然的自然主义色彩,对艺术所应表现的客观事物本质规律和不属艺术所应表     

试论苏武的“和陶诗”

苏轼的一生曲折而坎坷,晚年贬窜岭南,是他政治生涯中颇为不幸的一段。在这期间,苏轼虽贫病婴身,居无定所,但仍写了400余首诗。在这些作品中“和陶诗”约占1/3,是我们研究东坡晚年政治态度、思想感情、人生哲理、艺水追求等方面的重要资料。本文拟对“和陶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作些探索,并进而寻究“和陶诗”出现的政治气侯和社会背景,诗人特定的内心活动与特殊的艺术追求,这对全面而深入地研究苏轼或许不无裨益。谬误之处,识者匡之。 一 苏轼最初写“和陶诗”是他在扬州知军州任时,据诗人所述是“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之际,但他真正“尽和陶诗”,却在贬岭南后。这些“和陶诗”内容十分复杂,涉及面也很广泛,把握起来难度较大;倘换一角     

论王安石词风的形成

王安石词作不多且良莠参差,但其词作无论就涉及题材的丰富性及创伤风貌的独特性,特别是禅语词所占比重之多来说,在王氏以前并不多见。王安石填词是他词学观点的具体实践。王安石主张回复“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的创作道路,是东坡以诗为词的前奏。王安石的词学观点是建立于其诗化创作心理基础之上的,这是王安石词风诗化的根本原因。     

古汉语“其”字用法举要

《说文》无“其”,有“丌,下基也。”段注:“字亦作元,古多用为今渠之切之其;《墨子》书其字多作元,元与丌同也。”《说文》又有“丌,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从丌,丌亦声,读与记同。”段注:“《大雅》‘往■王舅’,假借为语辞也。《王风》‘彼其之子’笺云:‘其或作记,或作己,读音相似。’《郑风》笺云:‘忌,读为彼己之子之己。’《嵩高》传曰:‘远,己也’.笺申之曰:‘己,辞也,     

秦郎笔下饶姿态 底事轻訾“女郎诗”——评秦观诗

秦观是北宋后期著名词人,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他像苏轼一样,多才多艺,但其他成就多为词名所掩。他善写赋,苏轼观其所作《黄楼赋》,以为有“屈宋才”。又长议论,吕本中说“无一言乱说,观少游五十策可见”。他的书法亦大有可观,被黄庭坚誉为“妙墨”。而他的诗,更为时人所重,王安石“谓清新似鲍射”。评价秦观,主要应研究他的词,但其他方面似亦不可略而不论。特别是他的诗并非毫无可取,但自元好问讥评以来,人多以“女郎诗”目之,无形中对他的诗抱完全否定态度,这种     

释苏轼《王安石赠太傅制》中的"微意"

苏轼《王安石赠太傅制》是讨论王安石、苏轼二人关系乃至元祐更化之初政治变化的重要文献.古今学者对于该文理解不一,乃至有完全相反的认识.其原因在于对于制词本身所具有的显、隐二义认识不足.赠官制书,表面上是褒词,不失王言之体,但苏轼采取寓贬于褒、明褒暗贬的写作手法,表达了个人对王安石学术和新法的否定,这也意味着苏轼与王安石二人的关系虽已缓和,但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解.     

试谈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

苏轼一生40余年的仕宦生涯基本上是在北宋中晚期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复杂而又激烈的党派斗争中度过的。由于他在熙宁变法和元祐更化时期所持的政治态度,使他既无法见容于变法派,也未能见容于反变法派,并以此被谗罹祸,两遭贬黜。苏轼之所以走上一条悲剧性的政治道路,同他与王安石之间的个人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熙宁初年对王安石变法所采取的激烈反对态度都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