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亥之死

商先公王亥在易水流域活动 ,却遭有易氏杀害。被杀原因说是他与有易女子通淫。上古男女大防原不甚严 ,但商祖玄鸟氏与有易氏存在婚姻关系 ,有易氏与王亥是血亲 ,王亥屈做“风流鬼” ,实际上是犯了乱伦罪。     

殷商史中的几个问题

一、殷商都邑殷人自称为商。甲骨文记商王田猎从外边回到都城,每言“入于商”甲骨文出自殷虚,这是商代的后期都邑。《纪年》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五年更不徙都。”在此以前,商人是经常迁都,不常厥居的。殷虚在《史记》中有明确记载,《项羽本纪》说章邯与项羽期会于洹水南殷虚上、可知殷虚为洹水所围绕,其遗址在秦汉之际还是为世人所共知的。《尚书序》也说“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束晰谓壁中《尚书》作“将始宅殷”。在纣王时祭大乙与妣丙的《(?)其卣》中谈到“佳王二祀,既献于上帝”。卣文有字,此字上半部象牌楼形,古称为桓,下半部即为殷字。在字形上反身为殷,其字象人形,可能即人     

欲望、谋杀与复仇：发掘一段可能的先商史

《史记·殷本纪》所记先商殷祖十四世只有名字而没有事迹。先商史的研究也因材料缺乏而难以展开。传世文献关于王亥、河伯、上甲微、有易氏等的零星记载与甲骨卜辞和新出清华简相关简文相结合,让我们进一步弄清楚以上人物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有效探讨这一时期的先商史成为可能。研究发现,甲骨卜辞中的“汅”应该与清华简《保训》中的“河”和传世文献中的“河伯”同属一人,他先是联合有易氏和王恒设计害死王亥,之后又贿赂王恒获得了殷主地位,直到王亥之子上甲微以武力为父报仇之后才交出权力,而上甲微也因为能够重正并继承殷人统绪而享受殷人报祭。河伯、王恒虽然手上沾有王亥的鲜血,但由于他们在殷人建立的祖先祭祀的链条中不可或缺,也仍然作为殷人先祖而享受后代的祭祀。这一建构是对先商史的重要补充。     

《淮南子》引《易》论《易》考义

《淮南子》诸篇引《易》文字凡十三处,论《易》文字凡两处,皆有取于"德义"或者说《易》之义理,其受孔子易学影响的痕迹是明显的。我们从中看不出任何能说明孔子易学之前曾存在一种以讲阴阳灾异为内容的《周易》"古义"的证据。这些引《易》论《易》的文字并未提供超过传本《易传》的有关象数学或占筮技术的信息。由《淮南子》引《易》所见的与帛书易传《要》篇相关的文字看来,帛书易传于汉初似尚无一个广泛流行的定本,遂至失传。     

论《后汉书》槃瓠说之误及其误导

《后汉书·南蛮传》瓠说,一误将瓠为犬,二误将瓠为“长沙、武陵蛮”之源。此说广为流传,误上加误达1500年。本文认为：瓠本为黄帝后人,归入三苗部落并成为其著名首领;罗泌《路史·论瓠之安》言之成理;与“长沙、武陵蛮”有关的民族族源与远古九黎部落有密切的关系。     

评《牛僧孺年谱》

评《牛僧孺年谱》张固也朋党之祸，最著者为中晚唐之“牛李党争”。当时唐文宗曾有“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叹。宋有“牛党多小人”之旧论，近出“李德裕无党”之新说。以致学界于“牛李党争”一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丁鼎教授《牛僧孺年谱》（２１万字，辽海出版...     

《诗·豳风·七月》所咏的历史社会现实释证

周民族自后稷封于有邰,至武王翦商建国,成为中国第三个奴隶制统一的国家.从历史的历程来说:约历千年左右.从社会发展史说:自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社会转化为父系氏族社会;自原始社会解体,进入奴隶社会;自国家的产生,进入文明时代.周民族相传是帝喾后裔弃的子孙.有邰氏女姜嫄生弃.弃在原始社会时期做农官.开始种稷和麦,尊为农神,号称后稷,子孙世袭.公刘迁豳,改善农业,部落随着兴旺起来.从公刘到古公亶父,十代都居于豳.《诗·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姜嫄的儿子弃始为农官,子孙世袭.这段历史意味着周民族自母系氏族社会转化为父系氏族社会.后稷传至公刘.《史记·周本纪》说:“公刘,后稷之曾孙也.”但据《史记·刘     

王恒事迹考

殷先王世系,据王国维考证,在王亥(《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作振,《汉书古今人表》作垓,《世本》《作篇》作胲、《帝系篇》作核,《吕氏春秋》作王冰,《天问》作该,《山海经》、《竹书纪年》及殷卜辞作王亥。观卜辞中凡祭王亥皆以亥日,知亥为本字,余皆通假字或形误)与上甲微(《国语·鲁语》作上甲微,《山海经·大荒东经》郭璞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作主甲微,“主”为“上”之误。《史记》、《汉书》及今本《竹书纪年》径作“微”)之间当有王恒一世,古史学界都认为这是关于殷商史的一个重要发现(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近世史家     

独标清奇深寄慨,尽去绮罗拓新风——王安石词读后

过去论宋词的革新,大都推功于苏轼。宋胡寅《题酒边词》:“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谬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近人蒋兆兰《词说》:“宋代词家,源出于唐五代,皆以婉约为宗。自东坡以浩瀚之气行之,遂开豪迈一派”。清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更进一步谈到了苏派词人:“有宋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黄山谷、秦少游、晁无咎皆长公之客也。山谷、无咎皆工倚声,体格     

青海和硕特蒙古族概说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蒙古族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的民族。 蒙古,《旧唐书》称蒙兀,《新唐书》称蒙瓦,《辽史》、《金史》称“盟古”、“萌古”,《元秘史》称“忙豁勒”,《蒙古源流》中称“蒙部勒”。它是我国古代北方许多部落长期发展逐渐形成的一个民族。 唐朝中期以后,原来居住在额尔古纳河流域的蒙古部落逐渐西移,到十二世纪初(辽亡以前,即公元1125年前)已移至克鲁伦河中域,以后又移到克鲁伦河、斡难河、土拉河上源、肯特山以东一带(即今乌兰巴托东北一带的草原)。在它的周围,西有斡亦     

《楚辞·天问》与先商族婚姻形态研究

《楚辞·天问》“该秉季德,……何变化以作诈,而后嗣逢长”一段,是研究先商史的重要资料,王国维、顾颉刚等先生对此都有讨论。通过对相关资料的分析可知该节反映了王亥、上甲微父子都与有易氏女有婚姻关系,原因即是先商族存在的收继婚和兄终弟及制度,王亥死后,王位和有易氏女传给王恒,而在王恒之后,又回传给王亥之子上甲微。这一问题的梳理,有利于了解先商族史迹和婚姻、继承制度。     

说“蚩尤”

说“蚩尤”田晓岫一、蚩尤是农部落的名称蚩尤见之正史，载于《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纪。因其有与黄帝争战失败的经历而闻名。历代史家为之作注。首先想说清楚的问题是：蚩尤何许人也？裴马因撰《史记集解》引应劭曰：“蚩尤，古天子”；又转引《汉书音义》臣瓒引《孔子三...     

钱钟书论《沧浪诗话》

本文阐释钱钟书论《沧浪诗话》三题:一、诗分九品而皆可“入神”。诗文之风格品调,犹时之有四候,物之有万端,人之有千面,选色之有环肥燕瘦,品庖之有蜀腻浙清,非能一概而论也。才气本诸情性,学习并归陶染,因人而异,临文而变,然其善者皆可以“入神”。兼论渔洋误解沧浪之原因。二、释“妙悟”,兼论诗禅相喻之异同。三、论“别材非书”、“别趣非理”及诗之“极至”。《大风》之颂、“拔山”之唱、易水之篇、敕勒之歌,造化神功,浑然天成,“非书”之佐证也,马迁博学鸿才而吟咏靡闻,孟坚老于掌故而“质木无文”,此无“别材”之数例也。兼论“别材”、“别趣”、“事障”、“理障”。     

国外历史记载里的吹牛现象有多严重

<正>一、韩国"朝鲜民族起源于帕米尔高原,迁徙经过贝加尔湖,来到不咸山,在那里定居下来,公元前6000年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并唤醒了红山文明和黄河文明……"——引自《大朝鲜帝国史》《大朝鲜帝国史》之内容与传统历史大相径庭,将古代朝鲜描述成一个领土涵盖中国、朝鲜半岛及日本的大帝国,中国古代人物、部落、日本皇室为朝鲜民族后裔,韩语为全世界语言之母等此书曾被韩国的士官学校用作教材。《大朝鲜帝国史》其分五卷:第一卷:描述朝鲜民族起源,把朝鲜民族与中国传统史的东夷民族联系;第二卷:描述朝鲜对日本的开化及殖民;第三卷:描述朝鲜与唐朝的对     

谈《说文解字》的声训

声训在《说文解字》中(以下简称《说文》)所占的比例很大。黄侃先生说,《说文》列字九千,以声训者十居七八而义训不过二三。他着重指明了声训的重要性:“文字之训诂,必以声音为之纲领”;“完全之训诂,必义与声皆相应”;“凡‘也’字上说解字与声音有关者,皆不可忽略。”因此,本文拟结合习见的古文句例和熟语,谈谈声训,特别是《说文》声训的体例问题。     

王笠夫的“狼牙山五壮士”情结

题记有一种情怀,让他用手中的笔杆子,再现历史的悲壮与震撼。有一种责任,催促着他不知疲倦地行走于弘扬民族节气的道路。有一种力量,推动着他深深扎下爱国主义的根。"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河北省易县属古燕国,多慷慨悲歌之士。公元前,燕人荆轲从易水旁出发,赴咸阳刺秦王,以死报国,留下了千古绝唱。半个世纪前,在易水旁的狼牙山上,再次传出一曲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的气吞山河的豪迈颂歌。     

我国史前都邑的形成及其特点

史前时期的晚期,作为某地区政治中心的城市(都邑),从其发展历史看,它与国家几乎是同时地产生。自来国家的兴起皆由氏族经济发展到部落时开始,先占据某地,逐渐扩大,兼并四邻、把制度施加于人,为此而组织统治(政府),建立堡垒、制度、法律并筑城郭,又营建宫殿、沟通交通,开展贸易,集中财富、会萃人才,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等。我国历史上往往称都即国,都国互易,如《吕览》之「悬于国门」,国即指都。     

张载“诗说”的诠释特色

张载《诗说》的研究现状与其学术价值极不相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张载《诗说》以“置心平易,以意逆志”为诠释理念,这在他的三大《诗》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以顺天、尊君为诠释内容,这在他说“顺帝之则”、说文王必敬事商纣、说后稷之生中有充分的体现。在诠释方法上,以诗、《易》、“气”说《诗》,此则张载《诗说》独有;以古礼、情理、文理解《诗》,是宋儒解《诗》的常用方法。张载《诗说》并非皆合《诗》旨,却是时代尊君思潮的反映,故而值得研究;其诠释方法并非全都新颖,但这些“陈旧的方法”却参与了宋代《诗》学的共构,故而值得关注。     

《易传·说卦》与孔子

传统的说法都认为全部《易传》是孔子作,从司马迁、班固到孔颖达“更无异论”(孔颖达《周易正义序》)。到宋代始有欧阳修谓《系辞》、《文言》、《说卦》以下三篇(包括《序卦》、《杂卦》)“皆非圣人之作”(《易童子问》卷三)。以后便间有相类似的疑问和异说,但孔子对《易传》的著作权大体尚能维持。清末,尤其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疑古派,他们对经、史、子等古籍中的许多问题提出怀疑而展开广泛的讨论,从而对于《周易》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的传统说法     

曹植《髑髅说》之创作时期考辨

学界对曹植《髑髅说》创作时期之判定,可谓众说纷纭,除未定者外,举凡前期及后期皆有学者主张,然而无论主张前期或后期之学者,其论据皆颇为不足,因此诸说皆难惬人心。对曹植本文创作时期之推估,笔者以为其关键在于对曹植本文最末段文字所显现的生死观的理解,因此推估本文创作时期即以此为核心,并配合对《髑髅说》上下文连贯性之理解、曹植思想中诸家杂糅的倾向、曹植后期困顿抑郁的精神生活、“生之欢乐不下于超越性世界”观点的有无,以及《髑髅说》与曹植前期作品《辨道论》相类的反神仙论辩手法等分析角度,推估《髑髅说》当属曹植前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