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开边湖南“蛮”地述论

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在推行“新法”的同时,曾开辟西北及南方一些民族地区,反变法派对此多有指责。熙宁七年(1074年),司马光抨击王安石的“阙政”有六点,其中之一是“中国末治而侵扰四夷,得多失多”。元佑八年(1093年),范祖禹批评王安石等人“启导先帝(神宗赵顼),用兵开边”。其一是王韶开边熙河,其二是章惇“开边湖南”。“开边湖南”,是指王安石派遣章惇等人对今湖南西南、西北民族地区的经略。这一举动,     

王韶佚文考

王韶是宋神宗熙宁间经略熙河而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军,官至枢密副使。本文用正史中的相关史料,结合王韶经略熙河的史实,对从王韶家谱中辑得的王韶五篇佚文进行了考证,以期对研究北宋神宗朝经略熙河的历史,对研究王韶这位北宋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有所帮助。     

宋、金时期安多藏族部落包家族考述

宋、金时期,安多藏族中有一支著名的吐蕃汉姓部落“包家族”,其来源是吐蕃化的汉姓丁家,最初居地在秦州宁远砦北,后迁徙于熙、河、洮、岷等地,并从此世居此地,其家族成员有宋代的包约、包顺、包诚及金朝的包长寿、包世显等。包家族归附宋、金王朝后,始终效力于宋、金王朝,与宋、金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瓦刺它卜囊”考

明代的西海蒙古中有一位十分活跃的人——蒙古部酋瓦刺它卜囊,他曾在“河洮事件”中最早向明朝发难,于万历十六年率五千余骑进攻西宁,掳掠了万余头牲畜,杀死明副总兵李魁,从此“益有轻中国心”,更为骄横,成为明朝在西北地区的劲敌。河洮事件导致西海     

鄯廓归唐

历史发展到公元九世纪40年代,吐蕃王朝进入她的末期,灾荒连年,“人饥疫,死者相枕藉”。吐蕃最后一位赞普达玛838年继位后国内危机四伏。他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兴本灭佛运动,从而激起了佛教徒的憎恨,在842年遇刺身亡。达玛死后,吐蕃内部发生了王后与王妃各挟其子,各有党羽,互争王位的斗争。从此吐蕃王室分裂,互相攻伐,境内分崩离析。吐蕃在各地的统兵将领也拥兵自雄,彼此争战不已。首先厮杀的是河湟洮岷地区的镇     

唃厮啰的交换贸易及货币形态

哺厮啰政权是北宋时期以青海东部为中心的一个强有力的藏族政权,在公元11世纪至12世纪初雄踞河湟地区,其首府在青唐,即今青海省西宁市,史称其辖地“占河湟间二千余里”,东至秦州西界,南达今果洛地区,北至祁连山,西据青海湖,大致占有《宋史·地理志》上的鄯、湟、廓、熙、河、洮、岷、迭、宕等州和积石军地,人口约百万。居民有吐蕃、党项、汉、回纥人,以及侨居境内的西域各地商人。其历代首领都接受宋廷的封赐,称臣纳贡,但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丝绸之路”北道在真宗年间被西夏控制后,众多西域贡使商人苦于西夏的“钞掠”而改走“青唐道”;响厮啰的统治者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大力发展经济贸易。各族商人络绎于道,纷沓而至,皆     

历史上甘南的民族贸易简述

汉藏两大兄弟民族,由于历史上相互依存,亲密交往,早已形成彼此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民族贸易作为联结生产与消费的纽带,在客观上符合各族人民经济生活的要求,对发展生产、繁荣民族经济以及增进各民族友好团结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沿的汉藏文化交汇地带。在历史上,洮(今甘南临潭、碌曲、卓尼、迭部等地)、岷(今岷县)、河(今临夏包括甘南的夏河县)、湼(湟水流域)等地区,是兼绾洮岷道、吐谷浑道、河曲道的枢纽,是东下三陇,南通益州,北控河湟,     

论唐代后期沙陀突厥东迁的四个问题

通过对沙陀突厥东迁的四个问题所作的考证与分析 ,作者认为 ,沙陀突厥东迁全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次东迁始于贞元六年 ( 790 ) ,系自北庭一带迁往甘州地区 ;第二次东迁之途曲折艰难 ,先于元和初年 ( 80 6 )自甘州南徙“河外”地域 ,继而于元和三年自“河外”东迁归唐 ,循西倾山而东 ,走洮水谷地 ,转北而趋石门山 ,款灵州塞 ,抵达盐州境 ;第三次东迁则极顺利 ,起自盐州 ,东经夏、银二州 ,渡黄河 ,赴陉北云、朔二州地界     

关于明朝成化年间“洮岷寺僧诡名冒贡”问题探讨

贡赐制度是明王朝统治河洮岷和西北藏区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它在明前期为加快藏区归附中央王朝、尽快统一全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到成化年间,“寺僧诡名冒贡”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在当时已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其根源是明王朝历经百年治理河洮岷及西北藏区各种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     

宋夏横山之争述论

在研究北宋王朝经制西夏的历史时,人们往往只注意神宗的“熙河开边”,及其继承者对青海东部的青唐(今西宁市)、邈川(今乐都县)、廓州(今兴扎北)、溪哥(今贵德县境)等地的攻取,往往忽视仁宗以来的赵宋统治者不断夺取横山,切断西夏右臂的图谋和军事行动,其实,对这两者的研究不应偏废。因为:第一,神宗时两者曾构成了北宋统治者经制西夏的总战略和总方针;第二,从其战略意义和历史作用看,后者实际上大于前者。本文不打算全面探讨这两个问题,仅就宋夏横山之争谈点看法。不妥之处,尚望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明中叶以降西海蒙古与明朝对河湟洮岷地方秩序的重塑

明中叶以降,大批东蒙古部落突破长城防线,辗转南牧青海,及至“隆庆和议”“仰华寺会晤”后达到巅峰,并逐渐向黄河南岸的莽剌、捏工二川转场,导致明朝主导下的河湟洮岷地方秩序被打破,酿成万历十八年的“洮河危机”。明朝不得已派遣深谙蒙古事务的郑洛坐镇经略。郑洛及其后继者采取一系列举措,才最终缓和了紧张局势。在平息“海患”的过程中,明朝逐步强化了对河湟洮岷地方社会的整合,这可视为其在西海蒙古压力下扭转区域关系失衡所作出的一种加速反应。明朝在汉藏走廊的经略无疑深受西北地缘形势变化的影响,客观上推进了王朝制度向“西番”地区的延伸,深化了蒙、“番”、汉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为日后西部疆域的稳定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国家在场”的展演：明清洮岷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重构

“国家在场”是研究“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重要表达理论。民间信仰是地域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变迁体现了地域社会和民众文化心理的历时变迁。区域内部不同的文化因子,孕育出不同的信仰事象。洮岷位于甘青民族走廊核心地带,也是汉族与土族、蒙古族、藏族等众多少数民族文化交融区域。洮岷汉人的民间信仰系统中,最为推崇的是“湫神”崇拜。“湫神”崇拜作为水神信仰,在洮岷地区历史悠久,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信仰记忆。明清时期,国家力量在西北边地下沉和进入,引起了洮岷地区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变迁,信仰变迁主要体现在信仰记忆的重构。在“国家权力的强势嵌入”和“地方社会的积极回应”两种力量的驱动下,洮岷汉人“湫神”信仰实现了湫神原型、祭祀仪式、祭祀地位和湫神传说的重新构建。洮岷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重构,是明清时期西北地域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彰显了洮岷汉人在“国家在场”理念下所表现出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实现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利和双赢。此外,洮岷区域信仰文化具有多元性,该研究有利于民族交融区域不同族群的民间信仰在保持文化差异基础上实现信仰文化认同和信仰文化共建,对构建凝聚力更大的民族共同体也颇具价值。     

宋代吐蕃风俗述略

史称为吐蕃的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自称为“博”,“藏族”乃是这个民族的汉语称谓.公元6世纪80年代,崛起西于藏高原,公元7世纪时统一了西藏高原,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帝国,并不断向东扩张发展.吐蕃在唐朝时最为强盛,自9世纪中叶以来,渐趋衰弱,政权土崩瓦解.居住在西藏本土的吐蕃各部分裂成为数众多的割据小国,彼此间干戈不已,内战不休,他们同中原王朝完全处于隔绝状态.而位于西藏本土以东的吐蕃部落,则脱离了吐蕃政权的羁绊,更是“族种分散,不相统一”,“大者数千家,小者数百家”,散处于河、湟、江、岷间.“吐蕃本西羌属”,其族种“百有五十种”,因此居住在“河、秦、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阶、利、文、政、绵、威、茂、黎、移州夷人,皆其遗种”.而居住在河西“西凉蕃部多是华人子孙”,且早已吐蕃化.宋代吐蕃就是指这一广大地域的吐蕃部族,即今藏语所说的“安多”(今青海和甘南地区)和“康巴”(今四川甘孜及西藏昌都等地区)藏族.     

五代宋金时期甘青藏族部落的分布

吐蕃部落自唐末以来遍布河陇之地,东起陇山之首,西至阳关之西,均有其部落族帐居住。《宋史·吐蕃传》称:“自仪、谓、原、环、庆、镇戎暨于灵、夏皆有之。”这一段话我认为是有问题的,上述几州军并非吐蕃主要住地,而环、庆、灵、夏、镇戎等地都是吐蕃、党项的杂居之地,吐蕃的主要居地均在上述州军的西面或西南面。《邵氏闻见前录》卷十三载:“吐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河、秦、邈川、青唐、洮、岷     

洮岷“花儿”的戏谑事象与戏谑理论探讨

洮岷花儿以古朴的民歌样式和丰富的民俗文化的完美结合而显示其独特个性。花儿会是洮岷人民盛大的狂欢节日。田野资料进一步说明 ,“狂欢”是洮岷花儿的一般性格 ,戏谑事象在民间生活中的广泛存在是这一性格的重要内容。对戏谑理论的探讨和建构是基于实地的田野材料。这些初步的理论也许对认识现实的民间文艺和文化现象中的戏谑事象会有一些借鉴意义。     

对洮岷地区端午龙神赛会中崇拜女性龙王的思考

前言 洮、岷地区,就是现在的甘肃省临潭县和岷县及其毗邻地区。临潭县古称洮州,岷县古称岷州。这两个县在地域上是相连的,又因为这两个县在古代民族、历史的变迁上有诸多的相似性,在地方史志上,常常把这两个县合称“洮岷地区”。     

九甸峡水电工程非自愿性藏族移民搬迁现状调查

一、基本情况 九甸峡水利枢纽引洮工程是甘肃省历史上最大的跨流域调水工程。早在1958年，甘肃省政府就曾开工引洮河水，解决中部干旱地区10个县百万人的饮水灌溉问题，但受当时技术水平和经济条件的制约，终因工程规模过大、国力民力不支等因素，于1961年被迫停工下马。2002年，中央通过甘肃省“引洮工程”预算设计方案，工程再次启动。     

会笑又会哭的剑川格美河

云南省剑川县金华镇东4公里处海拔2977米的挂榜山岩隙山洞里流出一条一半是黄色一半是红色的河,——“格美河”。格美河全长5.6公里,在山前广阔的绿草地上像一条流虹,呈半圆形注入剑湖。白天,当人们在远处赏河时,河水发出哈哈哈的笑声。随着笑声,河面时时泛起一张张“笑脸”;当人们在近处赏河时,河水发出哇哇哇的哭声。随着哭声,原来连在一起流淌的红、黄两色水立刻分开。夜晚,当人们从侧面赏河时,整条河底一朵朵彩色透明的连花显现夺目;而当人们从     

嫩江流域锡伯古城调查

分布于大兴安岭嘎仙洞附近的锡伯先民,曾在唐朝时期进行了一次大迁徙,即从嫩江上游的扎兰河,陀罗河流域迁徙到嫩江中下游的乌裕尔河、绰尔河和洮儿河流域。关于这次大迁徙,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沈阳太平寺锡伯家庙碑文记载道:“历史明载世传之锡伯部族,原居……扎兰托罗河流域,以后在齐齐哈尔、墨尔根(今嫩江县)、伯都纳(今吉林省扶余)等处”。至此,这一带才逐渐形成锡伯先民重要的生息地。     

论明代对西北边陲重镇洮州卫的经营

在我国大西北,河湟洮岷地区都属于战略要冲。在历史上它们各代表着一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对周围地区具有显著的辐射力和凝聚力。在明一代,地处今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的洮州卫就尤为突出。此地西控诸蕃,东毗中原,北蔽河湟,历来为秦陇藩篱,西北边陲重镇之一,是中原通往青、川、藏的交通孔道,也是藏回汉各民族商业贸易往来的商埠,地理位置特别重要。所以,历史上曾先后成为吐谷浑、吐蕃、党项、(口角)(口厂斯)罗与中原王朝长期争夺的地区之一,许多历史风云人物在此弹丸之地曾献演过震撼一时的壮烈史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