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言的性质与释义问题——从“桃之夭夭”说起

<正> 《文史哲》一九八五年第五期发表了吴秋辉先生的《“桃之夭夭”解》一文。吴氏认为“夭夭”实为“天夭”之误。窃以为此说不能成立。“夭夭”与“天夭”,确有形近致误的可能。但对古书文字正误的判断必须十分慎重,绝对不能以臆必来下结论。象“桃之夭夭”这样的     

解“兰”

古诗《焦仲卿妻》,内有“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数句,素称难解。即以“兰家女”而言,     

“捣衣”解

《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刊登陈绍仁同志《“捣衣”不是洗衣》一文,指出《李白诗意图》把“捣衣”画成洗衣是理解上的错误。文章说捣衣是“缝制衣服的一种劳动”,认为应“把诗意改画为一古代妇女在长安的一个普通房舍里正在为远征的丈夫缝制寒衣”。这种把“捣衣”理解为“缝衣”的看     

“约法三章”解

通常,人们习惯将“约法三章”理解为彼此之间的约定。其实,此解并不十分确切。“约法三章”语出《史记·高祖本纪》。原文是这样的;“沛公……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颜师     

“鄢郢”解

楚国是周成王时的封国,西周以后直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它始终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大国。在前后长达七、八百年的历史中,据记载,它的国都曾多次迁徙。大多认为文王以前封居丹阳,文王时始都纪郢(今湖北江陵北纪南城),昭王十二年北徙鄀鄀(今湖北宜城东南),不久即还纪郢.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徙鄀(?)阳(今安徽太     

“南面百城”解

修订本《辞源》一册427页“南面百城”条释义云:“南面指地位的崇高,百城指土地的广大,旧时用来比喻统治者的尊荣富有。《魏书·李谧传》:“每曰: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按:此注宽泛,且意有未明.“南面”一词,只可施于天子、王侯公卿、六部大巨,而州官县吏不与焉。“古者坐北朝南为尊位。君侯公卿大臣见僚属,则南面而居,晋谒者即北面而拜之.因以‘南面’借代君侯公卿大臣地位之崇高。皆为上层统治者”。“百”,此处非确数,谓其多也.“百城”意为“土地广     

“不分”解

《二刻拍案惊奇》卷二有句话:“妙观见说到对局。肚子里又怯将起来;想着说到这话,又有些气不分。”章培恒先生《校点说明》云。“‘气不分’不可解。联系上文来看,‘分’当为‘忿’之误。‘气不忿’即气忿,通俗小说中常见。”在卷二正文中,他又把“气不分”改作“气不忿”。(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按:“气不分”并非不可解。“不分”之语,古人常用。《南史·王僧虔》传:“庾镇西翼书,少时与王右军齐名,右军后进,庾犹不分。”“张不分”,意为“不服气”。     

“鲁学”解

"鲁学"的产生与鲁地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就其字面意义言,"鲁学"应当是指鲁地的学问,但实际上又不仅仅限于鲁地。其核心内容虽然是儒学,但同样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其中还包涵着丰富的古代典章文献的含义。秦汉之际,"鲁学"与"齐学"在经学内涵方面殊途同归,而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两地学问逐渐分化,"鲁学"开始从单一经学向文学方面演变,孔融是汉魏文风转变的重要代表。     

“少正卯”解

孔子诛少正卯见之《史记·孔子世家》。关于少正卯其人,众说纷纭:或谓“少正”其姓,“卯”其名;或谓“少正”为春秋时理财之官,故“少正”乃官职而“卯”其名。余以为“少正官职而卯其名”之说为是。然“少正”乃司法之官,而非理财之官。今按《礼记·王制》云:“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     

“咸秦”解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说：“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李白在此概述了其先世经乱离而流徒的一段经历。白本西凉李暠之后,公元421年北凉沮渠,蒙逊攻破西凉首都敦煌,暠子     

“诗言志”解

“诗言志”具有显性和隐性含义。从显性意义讲,“诗言志”指用诗歌来表达“赋诗者”的情感、意志;从隐性意义讲,“诗、言、志”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志”为内涵的“诗”,“诗”为外发的“志”,“言”为述“志”的手段和“诗”的外在形式。这说明“诗言志”的意义概念和事实概念之间具有对立、统一关系。     

“支援”解

“支援”之所以需要“解”,是因为实在有一“解”的必要。在今天,“一人有事,万人相帮,一地有事,八方支援”已蔚然成风,“支援”有了它的新意义和新内容,这是一。还有一些人,一事当前,先从本     

“不忿”解

李端《闺情》诗:“不忿朝来鹊喜声”句,《唐诗选》把“不忿”解为“恼恨,嫌恶”,并说这句诗开辟了一个“‘不忿’得要把喜鹊弹死”的“新的写法”。我以为此解未必确切,“不忿”解为“不恼恨,不嫌恶”似更有韵味。因为如若把“不忿”解释为“恼恨,嫌恶”,那就不是写闺情,而是写闺怨了。据《说文解字》:“忿者,悁也”。忿就是恨、怒。《札记·坊记》:“从命不忿”。这里的“不忿”就是“不恼恨”。诗中明是“不忿”,怎么能解作“恼恨,嫌恶”呢?从全诗来看,这位思妇对远人的思念已非一日,她彻夜不眠     

“和调累解”之一解

《学术月刊》1962年第1期,陈绍闻同志的“读书偶识”一文,论及《荀子·富国篇》,“和调累解”一语的意义,对于前人王念孙、俞曲园、王先谦等人的注释,提出不同的意见。这是非常有益的,它有助于对荀子思想的研究,但我对这句话的解释,还有不同的看法,愿提出来求教于陈同志和各位专家。《荀子·富国篇》的那段原文是:“故君国长民者,欲趋时遂功,则和调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说乎赏庆矣;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后徐责其在人者,威乎刑罚。三德者诚乎上,则下应之如景响,虽欲无明达,得乎哉?”陈同志同意“说,读为悦。”并同意王念孙“速乎急疾,威乎刑罚下皆当有‘矣’字,与说乎赏庆矣对文”的说法,而对于“和调累解”一语,认为:“‘累’     

“擒”字解

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残简,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整理小组的释文及注,对读者是有很大帮助的。其中一篇是《禽庞涓》,禽即古擒字,整理小组在本篇说明中说:“本篇记述孙膑……在桂陵大破魏军,俘获庞涓。”注文中也说:“简文记庞涓于桂陵之役被擒,与《史记》所记不同。”据报刊转载日本友人也有这样的看法,说可以纠正《史记》的错误。但以上的说法,却值得商榷。     

“寝衣”解

<正> 《论语·乡党》篇中“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句,杨伯峻今译为“睡觉一定有小被,长度合本人身长的一又二分之一。”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寝衣”是衣还是被?(二)“寝衣”究竟有多长? 关于“寝衣”,郑玄注“今小卧被是也。”(刘宝楠《论语正义》卷十引)孔安国亦注“今之被也。”(邢昺《论语注疏》卷十引)杨伯峻似即据此而释为“小被”,其实不然。同为郑玄,其注《周礼·玉府》的“掌王之燕衣服”句云:“燕衣服者,巾、絮、寝衣、袍(?)之属。”刘宝楠谓:“郑解‘燕衣服’为近身之衣。巾、絮、袍(?),昼所服;寝衣,夜所服。”(《论语正义》卷十)可见,郑玄还是把“寝衣”视为衣属的。而孔注又本之于郑。     

“以意逆志”三解

自孟子倡“以意逆志”说以来,后世学者因对此句“意”的涵指理解不同,故曾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解说:或谓“意”为读者之意;或谓“意”为作者之意。汉代赵岐主前说,其《孟子注》道:“人情不远,以己志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     

“时时”解诂

“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它出自《战国策·齐策》,目前大学、中学语文教材均选有此篇,但是对其中一个词,历来未有确解,今特申述之。文章写到邹忌进谏之后,接着一段是“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其中“时时而间进”一句中的“时时”,历来注家大多未作注解,盖以常义对待。而作注者,又望文生训,以今义误解古义。如目前电大所用的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注为:“时时、经常、往往。间(jiàn)间断、间或。”这样一来,“时时而间进”就成了“经常地间或进谏”,岂非前后矛盾。其实,“时     

“齐天太圣”解

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致杨霁云》的信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太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胡诌几句,自省殊亦可笑。”(《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六一二页。) 鲁迅这段话中的“齐天太圣”一语,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对此语的注释是: “齐天太圣”原作“齐天大圣”,即孙悟空。孙悟空翻如来掌心的故事,见《西游记》第七回。这条注释说“齐天太圣”原作“齐天大圣”,认为是鲁迅写信时在“大”字上多写了一点,形成了笔误。其实不然。查鲁迅书信手稿,原信上写的确是“齐天太圣”,此四字并加有引号,清晰可辨,可见是鲁迅有意如此写的。     

“聊斋”二解

<正> 蒲松龄“孤愤”解蒲松龄是我国十七世纪一位著名的作家,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封建文人。他后来能够成为作家,并非他的初衷。他象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未尝不想一举成名,走科举晋身之道,进入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