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治"命题的反思

法治是法律人的理想与要求,是法律职业得以存身的基本理念。法治命题是一种评价性命题,是在控制人的思维基础上规范人的行为。但由于法治的要求与社会、文化背景等存在着很多的联系,同时也与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冲突,因而对法治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看,法治确实是与一个社会的现实情况相适应的。但我们始终不能忘记法治作为一种理想是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力量。所以要搞好法治建设,我们首先要回到法治的逻辑起点,搞清楚法治究竟是什么,然后才能发挥法治理念的批评行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     

法治体系及其意义阐释

在当前法治与改革共同推进的大背景下,共产党的执政策略更加注重法治方式。法治体系的建设,就是从静态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善转向动态法治治理体系的建构。作为法治精神的展现和延伸,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在法治意识形态的指引下,在一党执政的治理体制中,国家、政府、社会共同推进的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法治建设进程。其内容不仅表现为从立法到守法的系统工程,而且更加注重法治理论的培养、法律方法的实施、以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从法治建设的角度看,法治体系的概念正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共产党执政方式、实现依法执政目标的具体措施。     

实质法治、形式法治与中国的选择

相比较而言 ,实质法治论是一种较为妥当的理论 ,形式法治论有一定的缺陷。但是相对于单一的实质法治论 ,本文主张多元的实质法治论。本文认为 ,并不是只能够存在一种类型的实质法治 ,法治的类型可以是多样的 ;在一定条件下 ,不同性质的法律、不同的政体、不同的文化都可能为法治的实行提供基础和条件。中国选择了实质法治理论指导法治建设 ,法治建设的目标不仅是通过完善一套形式性的法律制度以规范和维护社会秩序 ,而且是通过这套制度以推进民主建设和人权建设。     

法治与法治意识

法治意识作为一国公民的理性品质,构成法治国家的精神底蕴。它既是法律规范化的思想动力,又是制度建设的精神支柱。它不仅影响法律规范创制的质量,而且制约着法律规范转化为现实制度的全过程,从而决定制度建设的成败。法治意识作为法治国家的内在灵魂与精神支撑,不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标志。全面认识法治与法治意识,是实现法治国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意义阐释——以法治为修辞改变思维方式

作为法治中国的核心要素,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也主要在国家（政党）、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展开。其中,如何透过诸多修饰词,正确解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意义,是摆在法学研究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在此过程中,法治国家主要是解决执政党依法执政的问题;法治政府主要是解决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行为的法治化问题;而法治社会主要是在法律对社会组织与公民、政府之间的权力进行明确划分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管理体制现代化的问题。法治国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法治政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而法治社会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真正基础。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中国建设研究

法治国家是现代社会一种最文明、最先进的政治法律制度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法治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对“何谓法治中国”“法治中国何以可能”“如何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础理论命题进行了深层思考和透彻分析,构建了法治中国建设的理想图景和实践路径,打破了以西方法治为参照物的视野偏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论我国城市法治文化建设

城市法治文化是相对于城市人治文化而言的一种先进文化形态,是法律制度、法治精神在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实践的累积和全体市民法律信仰水平的体现。把我国城市法治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城市法治文化建设是城市法治的客观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城市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我国城市在城市法治文化建设中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因此,迫切需要进一步推进我国城市法治文化建设。     

宣示法治:文本、立场与实践

法治作为一种全球性意识形态,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能找寻到的最优的治国理政方式。选择法治,就意味着主张规则之治、法律主治、良法之治,并认可法治是善治的价值符号。中国在迈向法治的道路上,经历了分歧、确认、追仿、彷徨等不同阶段,法治建设的徘徊反复归因于法治主义立场的摇摆模糊。法治评估是法治实践的最新形态,简约而坚定的法治主义立场是法治理论与实践有效对接的桥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的实现,任重而道远,关键在于法治理论的践行。     

法治成长中的宗教之维

当今中国较之西方社会不存在法律和宗教意义上的二元对立,但社会特有的另一种现实的二元对立——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却以一种引导性的信仰体系为社会所选择。在社会转型时期,初创的法治正面临着普遍存在着的法律情感薄弱和法律信仰的缺失。因此,有必要对法治国家语境下的宗教及其角色定位做进一步探讨,从宗教的独特作用中确认其功能性定位,以发挥宗教在教育提升、完善道德规范中的作用,推动国家在构筑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法治社会时与宗教的良性互动。     

论现代法治信仰的培植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精神意蕴就是社会成员内在性的法律信仰。我国要实现法治化 ,首先必须树立个人乃至全社会普遍的法治信仰。而现代法律教育是培育整个社会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的一条重要途径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当代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省思

法治文化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就其本体而言,法治文化强调的是以法治为重要因素的生存方式或社会运行方式。作为一种生存方式或社会运行方式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满足人的物质、精神的丰富和心灵的慰藉,即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现代西方法治,其纯粹依赖以人性恶为基础产生的法律只是以一种外在强制力实现对人的约束,缺乏对人的一种内心塑造,难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我国应传承儒家思想中体现人文精神的精髓部分,强化道德教化,促进良法的制定和法律的自觉遵守。同时,结合我国伦理社会的特点及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文明要求,吸取西方法治中的“权利保障、权力制约”的先进文化,实现我国的法治理想。     

论法治国家的治国之法

在法治的含义中,最重要的是治国之法自身符合法治精神、原则和要求,即治国之法不能是任意的一种法律,而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因为这是法治的特有要求,是法治得以实现的保障,是实施法律强制的道义基础。从民主和法治的观点看,治国之法制定得良好与否,最终的权威的评阶主体不应是国家机关、堂权者和特殊人物,而应是构成社会主体部分的公民。公民了解了法律,便使外在的法律规定内化为主体的知识,实现了主体对法律规定的认同,为普遍守法奠定了坚实而广泛的基础。为把法治建设顺利推向前进,在治国之法建设方面,需要继续努力。     

论法学教育中的法治精神培养

法治精神作为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中人们对法治进行理性追求和崇敬的思想理念,是与制度层面以及法律实践层面的法治相辅相成的。法治精神是法治社会的灵魂。整个社会法治精神的匮乏已经成为制约法治现代化的严重障碍。法学教育中重视法学知识和法律技能而忽视法治精神养成培养是当前法学教育的误区。法学教育应当强化法治精神养成教育。     

论建设法治中国重在提高领导干部法治素质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领导干部是我们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中坚力量。因此,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问题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通过对法治素质内涵的解读,根据领导干部法治素质存在的问题及对法治中国建设负面影响的分析,探索提高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有效路径。     

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实现法治

法治与市场经济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两大特征,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式将依法治国写进宪法,表明法治己成为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目标取向,为中国进一步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一、市场经济是法治的“创造者”和“催生刘”（一）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市场经济既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也是一种以社会分工为前提、商品交换为核心、市场为中介、国家强有力的法律为保障的经济制度。翻开法治历史,“无论是法治的最初提出,还是其最终实现,都与市场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法律的作用覆盖面越大,否则,法律的作用微…     

社会转型与法治根基的构筑

中国当下的法治进程是在社会整体转型的基础上展开的。而现代法治并不仅仅是一种制度,而更主要的是一种生活状态、行为方式和文化模式,简单的法律移植、制度建构或者对传统秩序资源的过多企望,都难以带来期望的现代法治秩序。事实表明,对转型期的法治进程而言,更重要的则是培育和构筑法治的本土根基。只有培育和建构法治的精神根基、社会根基和文化根基,法治才会在中国大地生根发展,真正的法治秩序才会到来。     

法治与法律拜物教——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法治观的批判

自由主义理论以拜物教的姿态对待法律和法治,从而未能揭示法的阶级性这一本质,也未能回答关于法的价值的问题。与法律拜物教相反,马克思将法律界定为取决于经济基础或社会发展的上层建筑,法律仅仅是国家的一个功能性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三个方面批评了自由主义法治,指出其背后持有一种典型的法律拜物教观念。通过对自由主义法治的拆解、祛魅,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凸显了那些被人们所忽略或边缘化的政治、法律问题的重要性。尽管自由主义法治并未消亡,并且有可能成功转型为福利国家,但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是失败的。后者在今日所面对的任务,不是告别或转型,而是理论创新。     

用法治推进社会平衡发展——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方式

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与法治联系起来,就是用法治方式实现社会的平衡发展。法治是化解社会主要矛盾常态的方式。其前提预设是能把社会主要矛盾纳入法律调整,使社会主要矛盾分解为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矛盾。法律关系主体有公权力(国家、政府等)和私权利(公民、法人等)主体两种。从法学的角度看,社会主要矛盾可以分解为权力冲突、权力与权利冲突、权利冲突。法治国家建设可以解决权力冲突;法治政府建设可以化解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矛盾;法治社会建设可以解决权利纠纷。法治中国建设就是在反对权力和权利绝对化过程中实现社会的平衡发展。     

当代公民法治认同与法治政府权威提升研究

法治认同实质是一种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文化心理基础。当代公民法治认同的现实基础在于认同是一种利益期待,法治为公民提供一种正当、现实的利益保护。法治树立权威的正当性基础在于民众对法治的内心响应与理性权衡,法治凭依政治属性和政治向心力能最大化凝聚人心、形成共识、树立权威。法治政府权威提升既需要一种内在的情感认同、价值引领,更需要一种外在的实践规范、制度保障;先立法、后行为成为一种法治常态与法治认同,为提升法治政府权威打造了畅通的制度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