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理论视角下文化负载词翻译的意象重构

文化负载词的独特性和复杂性给翻译带来一定的问题和困难。关联翻译理论把翻译视为一个认知推理的交际过程。合理地阐释了翻译过程中源语作者的意图、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和译者的翻译策略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探讨文化负载词翻译的文化意象重构问题,以期实现文化负载词翻译的最佳关联性。     

论广西文化艺术精品中文化意象的翻译策略

广西文化艺术精品中文化意象的翻译存在表现物象与体现窝意顾此失彼的问题.为此,译者可以把归化、异化两种翻译策略交融起来,传达文化意象的整体含义,实现目标语和源语的和谐翻译.翻译过程中应视具体语境,或采取归化的原则,或采取异化的原则,或采用归化或异化兼顾注释的原则.     

文化意象在翻译中的传递

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相同的客观事物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中所形成的主观意象是不同的。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应尽可能地弄清楚与地理环境、民族历史、宗教习俗等密切相关的语言现象，谨慎地处理某些特定的文化意象；否则，一个文化意象的缺损，极有可能导致文化涵义的支离破碎。     

从原型理论看文化意象的创造性叛逆——以《诗经》英译为例

从原型理论来看,翻译是一个原型范畴,即翻译过程是译者在原型理论框架下对源语进行创造性叛逆后而得出最佳译文的过程。在此以原型理论为框架,结合《诗经》中文化意象的英译实例,对《诗经》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创造性叛逆进行分析,证明原型理论对于中英文之间文化意象的转换和翻译具有指导意义。     

文化转型语境下的翻译策略研究

中国的翻译研究很长一段时间大多停留在语言层面,很少触及翻译活动所能产生的庞大文化力量,以及翻译活动与译者主体的互动作用。巴斯奈特认为翻译家应起到积极、创造性的能动作用,认为译者与原作者处于互惠互利的共生关系(relation of symbiosis)之中;译者并不透明的翻译不仅使原作超越时空的局限,具有后续的生命(continued life)和来世(afterlife),而且译者具有在改变原文本的同时进而改变世界的力量。①本文旨在从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语境的角度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翻译意图、理解策略和翻译策略,揭示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运用翻译策略中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翻译目的对翻译策略的影响——以《红楼梦》节选部分“黛玉吐真情”的两个译本为例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以沟通思想情感、传播文化知识、促进社会文明,特别是推动译语文化兴旺为目的。任何一部译作都是时代的产物,因而翻译的策略受到翻译目的的影响。从翻译目的论出发,对比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的《红楼梦》,探讨翻译目的对他们翻译策略的影响,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比较译本优劣不能单纯以译本是直译还是意译来进行,而要结合译者的翻译目的,分析译者在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时,要着眼于译者在进行文化传递过程中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及他们各自对文化交流所做的创造性贡献。     

感官隐喻的翻译浅探——以《红楼梦》两种英译本为例

作为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中的隐喻,其翻译和表达既需要从语言意义上来理解,更要从文化范畴来探究.《红楼梦》两个著名英译本——杨宪益夫妇与霍克斯（David Hawkes）的英译本中译者对感官隐喻的翻译处理表明：感官隐喻的翻译离不开文化的土壤——其翻译很大程度上基于译者的文化认知体验;这种体验重叠的程度决定了译者翻译策略的取舍.     

英汉翻译中的文化意象错位

语言是意义的符号,翻译便成为跨越文化的意义交流。文化之间的意象差异,影响译者对原文文化的理解,产生文化意象之物象的错位和文化意象之寓意的错位。通过对于文化意象的转化,达之于共性,准确理解语言传递的意义。     

古典诗词中鸟类意象的英译

鸟类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译者在英译时应该把它与诗人的情感、诗词的主旨联系在一起,把它作为文化语境的一部分进行分析。从文化的视角讨论鸟类意象在古典诗词作品中的英译策略,有助于向目的语读者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     

文化关系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其翻译活动受到源文、译者个人语言能力、素质修养等内部因素以及译文读者、社会意识形态、赞助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除此以外,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关系也会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本文主要探讨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关系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     

中西法律文化差异对法律翻译的影响

法律翻译,是从意义和风格上对法律概念、法律规范和法律文本等源语进行信息对等转换的过程,其跨越语言学、法学与翻译学三大领域。与商务英语翻译、新闻英语翻译等相似,法律翻译也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中西法律文化差异则是影响法律翻译的关键因素。因此在法律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根植于文化土壤,了解中西方不同法律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精髓,才能更好地进行法律翻译,达到源语与目的语的有机统一。文章尝试归纳出法律翻译中的三大主要法律文化差异及其影响,并进而探讨一些具体的翻译方法和策略。     

主体性视角下的译者文化身份探究

翻译必定是语言的诠释和重构，语言重构必然导致原文的信息嬗变。这种变化既由于不同语言的自身特点所致，又和译者的思维和遣词造句的风格以及文化身份紧密相联。尽管传统翻译理论忽视译者的作用，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所以，译者的重要地位显而易见。同时，译者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社会，必然受到所属社会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他们的文化身份对于翻译作品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明确译者的文化身份可以让译作更好地传递出原文中承裁的文化内涵．     

文化差异下的英汉成语翻译

成语在不同语言系统中都是历史传统的积淀,语言的精髓体现。本文从英汉两种语言的共性和个性人手,深入分析在文化差异下的双语间的个性差别,并从文化传统,宗教,神话传说和思维方式等方面进行详细阐释,探讨译者如何运用翻译策略才能将源语的成语以最恰当的方式转换成译入语,既不失源语的特色,又便于译人语读者理解。     

从生态翻译学看广告翻译中的“三维”转换

根据生态翻译学,广告翻译是译者适应广告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而广告翻译生态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体内各因素相互联动.在广告翻译中,译者要从整体广告翻译生态环境出发,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方面综合权衡,在不断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过程中进行恰当转换,力求创造出“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     

关联视角下的读者观照与翻译研究

译文读者的角色在翻译过程中至关重要,时刻影响着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关联理论的读者观照对于当前翻译策略的发展趋向有着充分的解释力,应该在翻译教学中得到重视。     

德庇时《三与楼》重译的伦理阐释

英国著名汉学家德庇时于1815年最早将《三与楼》译为英文。1822年,他在初译的基础上重译该小说。与初译本相比,重译本在遣词造句及篇章结构方面显现出迥异的翻译策略,反映出译者前后在翻译伦理上发生了从存异到求同的嬗变。这一变化是译者所处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意识形态影响、诗学修养及自身身份共同作用的结果。     

论思维模式差异视角下的文化调解人

跨文化交际翻译对加快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提升其在世界文化之林的地位和影响具有重要的桥接作用。在跨文化交际翻译中,作为文化调解人的译者应牢牢把握思维模式差异性对民族语言差异性的重要影响及决定作用,熟谙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是思维模式差异在语言上的具体体现。为了切实履行好文化调解人的固有职责,译者应该对汉民族思维模式影响下的一些特殊汉语表达方式进行深入剖析,并合理运用恰当的翻译策略。使译文能够真正地被异域文化接受,将"排异反应"降到最低值。这势必会给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注入新的活力,促进跨文化交际的蓬勃发展。     

注释：文化缺省的翻译补偿策略——从注释看《格列佛游记》三译本：是讽刺经典，还是通俗读物？

依据夏廷德的翻译补偿原则,对讽刺经典《格列佛游记》的三译本注释进行了多维度的对比分析,肯定了译者在帮助读者了解异域文化知识方面的作用,但是译者在实施注释补偿时,有时不能体现重点,前后矛盾;有时甚至会背弃著者的意向和翻译目的,无法再现原著效果。如果缺少准确规范的翻译注释,文学经典的译本可能被降格为通俗读物。     

语篇翻译中的意图性分析

从意图性与翻译中的功能对等、意图性与翻译中的隐含含意的传递以及意图性与语篇翻译策略的制定等三个方面对意图性在语篇翻译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强调指出意图性作为语篇语言学家Beaugrande&Dressler提出的七项语篇标准之一,译者在翻译时必需考虑意图性。     

纳博科夫翻译观中翻译行为的限制性与创造性阐释

纳博科夫认为翻译的唯一目标是语言之间信息的准确转换,并强调译文必须与原文在内容、语言形式、句子结构等方面保持高度一致。纳氏在其英俄、俄英译著中,尤其是《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英译作品中践行了逐字逐句直译的翻译准则。翻译行为的绝对忠实对译者而言是极其不易的,这既是翻译的限制性,也是翻译行为的根本问题。基于纳博科夫英俄文学翻译作品的文本材料,分析其翻译行为在词汇、音韵以及语法等方面的限制性。翻译行为的限制性与创造性这对二元对立因素,本不存在绝对的好与坏,但纳博科夫认为翻译行为不应带有译者的个人风格,亦不应是译者的创造性行为。纳博科夫肯定翻译限制性以及否定翻译创造性即是贯穿其翻译观的重要观点,纳氏的流亡背景以及"俄罗斯情节"则是其翻译观形成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