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逻辑下的道德实践——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之省察

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中蕴涵的内圣开出新外王理论,一直被学界误以为是"无中生有"模式的创造,这种理解基于对该理论作因果逻辑的判释。误解主要表现在:作为"内圣"主要内容的道德实践无法直接创造出科学与民主。若换从辩证逻辑的维度来审视道德开出新外王所具有的实践必然性,可能更有益于人们理解该理论。同时,"良知"所具有的道德与超道德两层内涵,又展示了它在辩证开显中的复杂性。     

熊十力“断染成净”说与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比较

儒家传统的内圣如何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理论之一,从熊十力到牟宗三,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两人的致思进路并不相同。熊十力"断染成净"说借鉴了佛教唯识宗的理论,以性智为体、量智为用,经过纯理智的修养过程,达致"性智全显"的境地,儒家传统的内圣由此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体现了体用相即的致思进路,这一理论在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中是比较圆融的。而牟宗三则另辟蹊径,提出了"良知的自我坎陷"说,认为良知本体需要经过自我的坎陷,才能开显出"纯粹知性",也即是科学和民主,牟宗三的这一理论引起学界较大的争议,多认为这一理论存在着缺陷,其原因就在于牟宗三没有完全继承熊十力的体用相即的方法。     

三分方法视域下的坎陷概念

文章以笔者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三分方法为基础,对牟宗三的坎陷概念进行诠释。依据三分方法,文化结构可以分为体欲、智识、道德三个不同的层面。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道德,不重视智识,要发展民主和科学必须在传统基础上"让开一步"、"下降凝聚",同时又要"摄智归仁",保留自己的优势。牟宗三创立的坎陷概念集中概括了这些内容,是一个极有意义的思想。     

从坎陷论的视角看李约瑟难题

坎陷论是现代新儒家第二代重要代表人物牟宗三的重要理论,这一理论虽然不是由李约瑟难题直接引出的,但在学理上也有一定的关联。从坎陷论的视角重新审视,李约瑟难题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原因即在于其对中国文化特质的了解不够充分,而这也正是坎陷论超越于李约瑟难题的地方。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李约瑟难题也就可以得到化解了。     

再议“坎陷”——对一种学术批评的回应之一

坎陷是牟宗三的重要概念,有两个具体指向,一是“坎陷的外王指向”,二是“坎陷的存有指向”。这两个指向虽然都离不开道德与认知的关系,但涉及问题不同,完全可以分开处理。“坎陷的外王指向”内含“让开一步”“下降凝聚”“摄智归仁”三个要素。“让开一步”意指让开身段,以发展自己不擅长的方面,这项工作必须在“摄智归仁”的前提下展开,不是嫌弃“道德无力”,不是主张“道德无用”。“让开一步”之后的发展方向是“向下”的,此即为“下降凝聚”,这一义理可以借助“多重三分法”得到有力的说明。“多重三分法”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有很大的学理潜力,代表着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方向,不应轻易讥为“儿戏之论”。     

牟宗三“心体”是王阳明“良知”吗？

仁与良心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王阳明以良知释良心,牟宗三以心体释良心、良知.虽然牟宗三所言的心体与王阳明所言的良知都是道德的根基,但是牟宗三所言的心体主要是指道德规范的整全,即全体的道德规范,而王阳明所言的良知并不是具体的道德规范,而是形成具体道德规范的原则,是判断道德规范的标准.此外,牟宗三所言的心体与具体道德规范的关系是全体与个别的关系,而王阳明所言的良知与具体道德规范的关系则是道德规范的原则与具体道德规范之间的关系.就此而言,牟宗三所言的心体并不是王阳明所言的良知.     

浅探牟宗三的心性论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既存有又活动"的最高实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这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特质.     

浅探牟宗三的心性论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既存有又活动”的最高实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这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特质。     

论牟宗三之“三统”、回应及其脉络

甲午惨败以及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促使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存在价值的深刻检讨与反思。在那存亡继绝的时期,新儒家三圣(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逆潮流反行,毅然挺身而出捍卫孔夫子。由此而开出的以熊十力为领衔,牟宗三、唐君毅等发展的心性之学,则成为一时之显学。牟宗三之三统尤为卓著。     

牟宗三"自觉"思想的理论意义

对道德本心能够"自觉",这种"自觉"就是康德所不承认的智性直观,这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这一思想包含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如果我们不再像康德那样将"自我"规定为"我思"之"我",而是视为一种"真我",那么对于这种"真我"的"自觉"就是无法否认的.     

简议牟宗三圆善论的理性主义困限

牟宗三的圆善论既是他的道德哲学，也是他的玄学本体论的最终归宿．本文着眼于近代哲学转向的大背景，探讨了牟宗三的困善论在改造和试图超越康德实践哲学的过程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选择，认为他不但没有走出康德的困境，反而加重了问题的复杂性．这一结局端在于理性主义认识的片面性和由此所导致的过分的道德乐观主义，使得圆善的设定只能成为一种良知的企盼，而与现实的道德生活却很难发生联结。     

牟宗三判定朱熹别子为宗标准的疏解与反思

在儒家系统内部,牟宗三判定朱熹的思想系统是别子为宗。牟宗三认为朱熹将道德的最高本体体会为“只存有不活动”,在功夫上强调格物致知的顺取,是儒家发展的转向和歧出。这种判定活动深化了朱子学研究,但是这种判定标准割裂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的一贯性。     

勃朗特姐妹文本中的文化弑父意识

对父亲伟力和父权神话的质疑和否定既是对男权价值体系的解构,又是文化弑父意识的一种体现。勃朗特三姐妹特殊的家庭生活背景和父亲不同寻常的乖僻性格造成了她们对父亲之存在的心理空缺与否定,在其文本中则成为一种文化弑父意识,具体表现为四种模式:父亲缺席,否定父亲,母盛父衰对比,父弱女强对立。     

牟宗三先生对康德“先验的观念论”与“经验的实在论”之辨析——兼论邓晓芒教授对牟宗三先生的误读

"先验的观念论"与"经验的实在论"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一对极其重要的概念,对它们的理解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对康德整个批判哲学体系的整体把握。牟宗三先生通过对康德这两个观念的辨析指出,康德的正面主张乃在于"经验的实在论",而非"先验的观念论",并指出"先验的"一词涵有双重意蕴。然而,邓晓芒教授在《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之一)——关于"先验的"》一文中对牟宗三的解读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通览全文,我们发现邓教授对牟宗三的批评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与曲解,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与辩解,并就教于邓教授与诸位方家。     

新儒学理论系统的建构——牟宗三“两层存有论”及相关问题检讨

当代新儒家中,牟宗三承上转下,在理论上表现特别突出.他将康德三大批判消融于中国传统儒道佛中,经由体系性的建构,成就了规模宏伟的“两层存有论”.其最大意义在于跨过了“逆格义”的限制,开启了活生生的觉知与思考.牟宗三的理论在根本上与“存有的连续观”的华人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对立于西方的“存有的断裂观”,进而表现在中西“象在形先”与“形在象先”的分野.     

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生活向度

文化生活场域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向度。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文化生产中,应当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生产的发展方向,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提升文化生产的价值内涵,努力完善文化生产的社会效益评价机制。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文化消费中,应当引导大众树立科学的文化消费观念,着力优化文化消费资源的供给结构,发挥文化旅游消费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     

牟宗三圆善思想的意义与缺陷

牟宗三写作《圆善论》的主旨是借助中国哲学的智慧来解决康德的圆善问题。但是,牟宗三通过诡谲的即和纵贯纵讲所能达到的只是道德幸福而不是物质幸福,他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其整个论述过程也存在着不少混乱。     

贺麟文化观的多维解读——以《文化与人生》为例

以《文化与人生》为例，多维解读贺麟的文化观，即：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现代化，重视文化现代化；强调文化发展自身的独立性，同时重视经济建设；反对学术与政治脱节，主张将学术作为政治的基础；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文化，反对割断文化传统，提出“儒化西学”的新主张；主张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检视，通过“推陈出新”，实现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