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的融合致思-论荀子对儒家幸福原则的改良

荀子的幸福观由儒家精英转向社会大众,对于“孔颜之乐”“君子之乐”奠定的德性原则有所改良.在性伪之辨上,荀子以性恶论为基础,由“性伪之分”起始而至于“以伪饰性”,构建了“合性伪”的幸福原则;在理欲之辨上,荀子对“礼”的起源做了理性主义的解释,由“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起始而至于“以道制欲”“合于文理”,构建了“统理欲”的幸福原则;在义利之辨上,荀子调整了孔孟思想中义利之间紧张冲突的状况,由人性“生而好利”起始而至于“以义制利”“先义后利”,构建了“兼义利”的幸福原则.“合性伪”“统理欲”“兼义利”致力于实现德性原则与功利原则的融通,“两得”成为荀子幸福原则的特质所在,从而使儒家幸福观呈现出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双峰并峙”的局面.     

“历史”范式的演进与人类“有限性”的研究

前黑格尔哲学通过诉诸不同形式的“无限性”来设定“有限性”,忽视了人之存在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现代哲学通过发现“时间性”和“历史性”回归“有限性”,但仍然没有达到现实社会历史层面.只有马克思哲学揭示了“有限性”和“无限性”的互为规定,从而真正走进了人的现实存在及其历史.     

《匈奴歌》新解

过去对《匈奴歌》的阐释失之于牵强附会。“焉支”与“阏氏”同音同义。“祁连”、“焉支”均为匈奴语的译音。“祁连”“象天单于然” ,那么“焉支”就“象地阏氏然”。匈奴人失掉了焉支祁连二山 ,不仅失掉了水草丰美的牧场 ,而且简直等于失掉了天和地 ,失掉了“家国” ,所以才有痛心疾首的呼喊。     

文学与政治的纠葛——“文革”时期的文学理论及其反思

“文革”时期的文学理论是在“两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样板戏”是“文革”时期文艺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畸形产物,国家凭借其示范机制培养政治信念以实现政治认同。作为“样板戏”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的理论总结,“根本任务”、“主题先行”和“三突出”等负载了极左的政治理念,使文艺成了“形式的意识形态”,丧失了自身的力量与尊严。     

乾嘉笔记的撰述话语及其意义指向

乾嘉笔记的序跋在叙述撰述缘起与成书经过时,经常会出现“偶有见闻/所得/意会”“随笔记之”“积久成帙”一类话语,虽偶有变体,但表述结构非常稳定。这类话语包含的要素,指向了不同的意义层面。具体来说,“见闻”表现了笔记撰述的“纪实性”或曰“实录”原则,“所得”或“意会”蕴含了笔记的“创作性”特征,“随笔”折射出笔记的文体形态,而“偶有”与“积久”两个时间词的组合则指向了笔记的成书机制。从笔记创作史的视角看,此类撰述话语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规范化的过程,至清代尤其是乾嘉笔记中而实现“凝定”。     

公共政策的价值导向：“德治”行政哲学模式的突破

本文通过对儒家“以德治国”思想进路的分析,指出了对儒家“以德治国”行政哲学的三种片面理解,提出了儒家之“德治”乃“贤民政治”或“民治主义”而非“贤人政治”或“人治主义”的观点。最后论述了“以德治国”在历史上未能实现的原因是形成了闭循环,并提出公共政策的道德价值导向是突破“德治”行政哲学模式闭循环的关键。     

荀子“礼”的三重规范意蕴

荀子的“礼”疏远了早期儒学的先验的道德性,凸显了客观现实社会的群体性特征。“群”,乃是荀子“礼”的根本属性。“礼”的基本内容也彰显了“治群”的基本功能。《荀子·修身》中讲：“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提纲挈领地概括了“礼”治群的三重规范。礼于人,荀子延续了“礼”对于人的德性约束,以礼法联结,强化了“礼”的规范力度;礼于事,荀子将礼义联结,“化性”之礼义落于群体生活中而“起伪”,规矩与德性相结合,强化了“礼”的行为规范意义;礼于国,“礼”为治国之本,荀子在治国中强调“分”,以“礼之分”建立一套群体社会的政治统治秩序,治国安民。三重规范联结交续,荀子的“礼”充斥了群体性规范与内容,亦由此建构了一个惟齐非齐、化性起伪、德行允协充义的规范世界。     

世界各国“饭局”大观

中国的饭局,“饭”退于次,“局”才是最重要的。“夸官”、“炫富”、“敛财”、“请托”、“交友”、“忽悠”,各种“饭局”几乎浓缩了整个社会的万种风貌。而外国人的饭局通常是办成某件事后的庆祝活动,相比较而言便多了几分轻松,可以比较愉快地享受饭菜本身带给人的美好感觉。     

康德《判断力批判》的主要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在《判断力批判》中 ,康德把人理解为“完整的生命” ,并由此出发把人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通过审美判断联结起来。在审美鉴赏中 ,“事物自身”向鉴赏者“显现”出“自己”的意义 ,鉴赏者在“现象”中“看”到“本质” ,从经验中的“有”中“看”到了“无” ,召唤那个“无—本体—事物自身”到我们面前来。“无—非存在”并非人主观强加给“自然”的 ,“世界”作为“整体”存在于“作为整体的自然”之中 ,世界有一个“无”“在”。哲学正是在“整体”尚未“完成”时 ,“看”到了“整体” ,提前进入“整体”。“整体论”可以理解为哲学的目的论 ,它使世界万物有始有终 ,有“自己”。“理性”将“自然”作为人们“生活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 ,使它不仅仅是我们的工具 ,而且将其“评鉴”为“事物自己”。“自己”就是“自由” ,“自由”的意义只向“人”“开显”。人必须是理性者 ,是自由者 ,是目的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The Paralympics”翻译探析差之毫厘谬以千里——“The Paralympics”翻译探析

“北京残奥会”给中国留下了宝贵的物质及精神遗产,对中国残疾人事业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将“the Paralympics”译成“残奥会”,在中国人思想中产生了许多混淆.本文通过对“残奥会”的历史及“Paralympics”词源的追溯及分析,指出“the Paralympics”应该改译成“帕运会”     

“双创”升级背景下高职院校“专思创”融合教学模式研究

“双创”升级版是新时期深入推进创新驱动战略的指导思想,“专思创”融合教学模式是实现“双创”升级教育的重要途径,在“双创”升级背景下深入开展高职院校“专思创”融合教学有着重要的意义。该文首先明确了“双创”升级背景下“专思创”融合教学模式的重要价值,然后分析了制约开展“专思创”融合教学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专思创”融合的具体教学模式。     

改变学校面貌，要从点滴做起

“农村学校管理的一滴体会”回顾了自己一年的工作,从“抓师德建设,树教师形象”;“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健全人格”;“突出教学中心,扎实常规管理”;“适应课改要求,加强教学研究”;“实行科学管理,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层层落实责任,安全重于泰山”;“精心管理,实施好蛋奶工程”;“配合校建,努力改善办学条件”;“调动社会力量,携手办好学校教育”九个方面具体谈论了要想改变学校面貌,就要从点点滴滴做起的问题。奠定了“市级标准化学校达标”的基础。     

论艾米莉·狄金森的“家园”诗学

狄金森以矛盾歧义的方式谈论“尘世天堂”“死亡家园”“天国异乡”,以超前的现代意识应对宗教危机与父权统治,建构起一个灵魂自主自治的“诗歌家园”和开放的“家园”诗学。其中“尘世天堂”观体现了19世纪美国世俗思想的萌芽,即从神性永恒到世俗永恒的蜕变;“天国异乡”观揭示了她对基督教“天国家园”观的继承、反讽与解构;“死亡家园”的诗意构建,被其诗歌叙事揭示为“不可能的故事世界”。这些“家园”在活的语言中诞生,构成了无限可能性的诗歌家园,印证了狄金森“家园”诗学的开放本质。     

那些正在消失的境外华文电波

消逝的华文电波,用上世纪文革时期流行语来讲,都属“敌台”。“敌台”在文革期间,主要指当时“敌对”国家和地区的华语或者英语广播电台。“缺钱”只是消逝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在于,“敌台”已经“过时”了。而现在,又有一个曾经的“敌台”,作古了。     

"兴亚院"与战时日本的"东亚新秩序"

1938年12月,日本侵华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之后,为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目标,近卫内阁决定设立“兴亚院”,作为决定和实施对中国占领区政策的总机关。本文主要运用日方的档案资料,考察了“兴亚院”的设置与正式成立过程,分析了该院的组织结构与性质,并简述了“兴亚院”成立初期在处理“中国事变”上取得的“业绩”,特别是成功诱降汪精卫集团。因此,可以说“兴亚院”是地道的“灭亚院”,它的存在,验证了战时日本“东亚新秩序”的本质,并为我们今天认识日本侵华历史提供了又一个“物证”。     

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理论坚实的基点

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意识形态”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它大致经历了肯定性—否定性—描述性三个阶段。将“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是目前通行的理解。“审美意识形态论”没有膨胀“审美”,更没有空置和淡化“意识形态”,也没有割裂人的精神活动与历史的关系;相反,它彰显了艺术实践的政治内涵———“元政治”。巴赫金的“意识形态科学”论述了“审美”与“意识形态”的融合,“审美意识形态论”是文学理论坚实的基点。     

“言志”诗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影响(英文)

否定与批判“言志”诗学,曾是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标志。但从五四新文学开始,“言志”诗学不仅没有被剔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范畴,相反,却借助于西方话语得到合理的传承。“言”救亡图存的启蒙之“志”,与“抒”忧国忧民的个人之“情”,中国现代文学都未摆脱“志”者“大情”、“情”者“小志”的传统思维,具体表现在：主“思”派提倡文学创作的功利意识,进而以“志”代“情”回归“道”统;主“情”派则提倡文学创作的真情实感,进而以“情”传“志”,回归“道”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虽然涂抹着光怪陆离的“西化”色彩,但其重新“释道”与巧妙“言志”的本质特征,恰恰表明了它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而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后走向了“西方”。     

论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以“资本”为批判视角

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论题凸显了民族文化的焦虑,“资本”开创的时代,“不断变革”、“不停的动荡”、“不安定和变动”是其主要特征。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思考自己的存在方式、生活样式。文化的“世界性”的前提是“民族性”,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应在“交往”中不断建构。     

姚最《续画品》美学思想初探

姚最与谢赫同样以“六法”作为绘画批评的基本标准 ,之所以在品评上产生分歧 ,主要是因为谢赫囿于齐梁宫廷审美趣味 ,一味要求画家“六法”“兼善”、“该备形妙” ;而姚最在品评中则以“气韵生动”为最高美学原则 ,对“六法”的把握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姚最“心师造化”的命题以儒家的社会功能论为出发点 ,虽强调“心”与“造化”融为一体 ,但与庄子的“心斋”、“坐忘”却并无必然联系。姚最从“心师造化”出发 ,不满贵书贱画的现象 ,并对书法可能给绘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提出了警示。“心师造化”填补了“六法”作为我国绘画创作和批评理论总的纲领和体系的缺陷 ,与“气韵生动”相辅相成 ,对中国绘画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当“大腕儿”遭遇“乌龍”事件——看那些名人、名企的“权、利”纷争

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众多名人“被出书”、“被代言”,域名、商标遭抢注事件一再证明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iPad商标之争,林书豪域名被抢注,迈克尔·乔丹讨要自己的姓名权,“大衣哥”朱之文被代言……一个又一个“狗血”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现实版的普及教材,也为企业和个人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