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诗学批评与纪昀诗学

《四库全书总目》的诗学批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自问世以来,一直为诗歌史研究者所重视。作为《四库全书总目》的总编纂,纪昀的诗学思想在《总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总目》诗学批评的思想内涵及其倾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诗学社会学视野与诗歌批评话语——耿占春的诗学批评

在"失去象征"的日常诗歌话语场域建立诗歌的意义评价机制,这是耿占春诗学的主要特点。因此,他的诗学建构是在社会学视野与知识分子个体感知性话语之间的创造性凸显。他力求通过把概念理论化、细节主题化的方式,令人信服地呈现了"后象征"时期中国当代诗歌理论批评的"小诗学"图式。     

论李流芳的诗学思想及其批评史意义

晚明嘉定著名文人李流芳论诗以情性为本位,重视诗歌艺术形式的功能价值,这两方面共同构成其主情论诗学思想的主体.基于此,他还提出了"各成其一家"、"画会之诗总不似"等诗学见解.在与公安派、竟陵派人物交游的背景下,李流芳论诗既与公安、竞陵相类,又通过客观意义上的对明代诗学资源的批判性继承纠补了二派诗学的缺失,由此显示出不激不偏而又特立鲜明的诗学立场及人格范型,这便是李流芳诗学思想的文学批评史意义之所在.     

重倡儒家诗学的格调与神韵——李梦阳诗学再解读

在对李梦阳诗学的评价中出现了一种重格调或重情感的“二难”现象.实际上李梦阳诗学本身并不存在这样的矛盾.他论格调是在重倡生动有力、富于批判精神的儒家传统诗学的框架内展开的.对新兴市民文学的认同,正源自于李梦阳对传统儒家诗学的深刻理解,其思想的敏锐性亦来自于对儒家诗教中风雅颂三体之别的深刻体认.对《潜虬山人诗序》的再解读,可证明清诗学格调、神韵两派之分,颇为牵强.李梦阳诗学不能简单概括为格调论.     

论郑敏的诗学理论及其批评

郑敏的诗学理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命诗学,强调诗歌的本质在于生命,诗歌力量的源泉在于人的生命中的无意识结构,而诗的生命则在于矛盾运动。二是语言诗学,强调诗的语言以他自身的生命而存在,诗人应倾听语言,敬畏语言,而中国古典诗歌对诗语美的追求为新诗的语言创造提供了十分有益的传统资源。三是新诗批评,其中许多观点充分体现出诗人见解的原创性。     

音乐之喻与中国古典诗学批评

音乐之喻是中国古典诗学批评中一类特别的譬喻,有着动态演进的历史过程,就取象而言,以乐器为主,后来也关涉乐曲、乐谱、音律等,呈现出丰富的形态;从功能上讲,多用于品诗和作诗的讨论,历经元明清人的踵事增华,拓展至学诗、诗歌史、诗学概念、诗歌接受等议题的诠释,积淀了深厚的意蕴。以音乐喻诗的学理依据与乐诗相似性以及审美文化密切相关。由批评眼光视之,借音乐说诗的实践形成了富有张力的话语,不仅开拓了诗学的阐释空间,也为中西诗学的对话搭建了桥梁。最后,这种实践虽有模糊不清的缺陷,但显示出清新有味、深切著明的表达效果,为读者带来了“响浃肌髓”的美感体验。     

《四库全书总目》对历代诗歌的批评

《四库全书总目》对历代诗歌进行了多层面的批评,具有兼容、线性和不平衡的批评特点。它批评历代诗歌所反映出来的诗学观是以儒家诗学思想为旨归,以公允的态度为理念,以审美批评为情感结构,最终汇聚为一种中和式的批评思想。以现代批评观念为参照,笔者认为,它对历代诗歌的批评依然存在不可避免的不足。     

王渔洋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诗学批评理念

王渔洋主盟诗坛近五十年,其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对当时和后代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其评价却誉与毁共存,推崇和诋娸并在,而《四库全书总目》持公允、兼容的批评态度力求对其做出公正、恰当的评判。其批评虽有某些不切实之处,但对王渔洋诗学批评所展现出来的批评态度、批评理念、批评标准,对今天诗歌批评史的研究是不无裨益的。     

比较诗学视域下的儒家诗学研究——兼谈经学信仰与儒者风范及其他

比较诗学研究在当下已然成为中国汉语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主流方向。一位比较诗学研究者把西方诠释学及其相关理论的学术背景作为思考的视域,从而达向对中国儒家诗学的研究,实际上,这是给出了汇通于中西诗学且又不同于两者的第三种诗学立场。刘歆早在《三统历》中即厘定了"经,元,一以统始"的本体论观念,较之于老庄诗学的"道","经"是儒家诗学得以安身立命的隐性本体论范畴。儒家知识分子正是据守于"经"的信仰,从而获取圣人之道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认。1934年,鲁迅撰写《儒术》嘲讽元好问与张德辉恭请元世祖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而在21世纪,儒教却以普世主义的信仰走向了全球化。较之于真正的儒者,那些"以经议政"的公羊学家,当代中国学术界最大的遗憾就是介入性公共知识分子的缺席。     

宋代儒家道德诗学的研究路径

宋代新儒家躬身践履圣王留下的文化观念系统,其伦理道德和生命之美相互内化,唤起了文艺活动中的道德意识、忧患意识和历史文化意识,追寻成圣之道,形成了儒家道德诗学观念.为推进儒家道德诗学研究的深入,以历史变迁和中心人物为经纬,以民族融合和文化转型为背景,以文化诗学、价值哲学和伦理美学为主要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观照中国传统的践履精神,以宋学思想的变化特征为观察点,以宋代儒家在文学、政治、道德等方面的实践活动为主要论述对象,以人物的理论和实践之结合程度为评判准则,采用互文法,以中心人物联结起人物群体,从而呈现其内在肌理和整体风貌,并思考其生成的逻辑、理论内核及相关问题.     

论明清之际宗唐派诗歌选本对七子诗学的继承与修正

明清之际,在诗坛占有重要地位的云间派、西泠派均在诗学主张上皈依明代七子派,推尊汉魏盛唐之诗。其流派选本《云间棠溪诗选》和《西陵十子诗选》在诗学倾向上一方面秉承前后七子之衣钵,一方面也对七子派的诗学传统加以修正,开启了清初宗唐派诗选本的序幕。此外,尚有吴伟业编选的娄东派诗选本《太仓十子诗选》、魏耕所辑全国性诗选本《今诗粹》等,其诗学倾向上也是对明代七子诗学的批判性继承。由此我们认为,从诗歌选本角度审视明清之际诗坛对明代七子诗学的接受情况,也是一种省察清初诗学风尚的有效途径。     

中国古典诗学正变批评的发展及其特征

我国古典诗学正变批评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即:唐前为萌生期,唐宋为展开期,元代为转变期,明代为兴盛期,清代为深化期;其特征则主要体现在源流性、主观性、导引性三个方面。     

论汤显祖的诗学观与晚明曲学批评

对于汤显祖传奇创作的界定、评价,晚明至清时期的戏曲界一直存在诸多争议,甚至多有指摘,"沈汤之争"引发的戏曲创作及研究的争辩热潮一直延续到清代。在晚明汹涌的曲学思潮演变的时代背景中,汤显祖锐意创新,在晚明曲坛独树一帜,更为明传奇乃至中国传统戏曲的整体发展开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其《玉茗堂四梦》的创作,集中体现了汤显祖诗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即倡导"意趣神色"的诗学本质观,讲求"字句转声"的曲学声律观,和追寻"率性而已"的诗学实践观。     

清初顾黄王性情诗学的文化内涵——以儒家风雅诗学复兴为背景

清初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扬弃明代文学思想的浮华、世俗、放纵成分,重新以儒家诗教指导评价文学创作,重构儒家诗学体系,儒家风雅诗学一度复兴。最值得注意的是三大思想家顾、黄、王。顾炎武希望以名教之倡导挽救世风,认为文学之价值在于明道,文学只有处于儒家道统之中才有意义。黄宗羲的诗学实为其社会理想的组成部分,其核心为性情论。王夫之强调诗的抒情性,将比兴视为诗之根本,以儒学传统为依托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和诗学体系。     

现代新儒家早期学者的哲性诗学

学界以前往往集中于探讨现代新儒家的哲学观、历史观、伦理观与社会文化观等,而对其哲性诗学观缺乏应有的认识。其实,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在20世纪上半叶就表现出对文学艺术的美学关注,呈现出中国现代人文学术领域的独树一帜的文化诗学与审美主义。在人文之"思"与人文之"诗"的玄览中,他们从人生境界进入审美境界,进而对艺术心灵探幽发微。他们坚守民族文化之根,以返本开新的方式参与了现代诗学的建构。     

三十年来中国古典诗学形式批评研究的有关思考

"形式"本是西方文学理论的重要范畴,在中国古典诗学理论中虽无与之完伞对等的范畴,但相关的思想和论述却非常丰富.受"诗言志"、"文以载道"等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加之有搞"形式主义"的嫌疑.研究者们多重视传统诗学内在精神的分析,而对于关涉汉语诗学本体的"形式"则有所忽略.这样,我们对中国古典诗学形式批评的本土特色和内在规律就无法作整体的把握.形式批评研究就是回归汉语诗学本体的研究,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观念的应有之义.     

儒家正论的五元结构

儒家视域中的"正",既表达优秀人格特质,又用来评价社会关系、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如制度)的良好特性。中国古代文献中,"正"既有平正、无偏无斜、合规的含义,也有整治、修理、使端正的意蕴。儒家固然创发了正气、正德、正政、正家、正意、正风、正性、正法和正道等范畴理念,但更重要的是把"正"纳入身心关系、人己关系、义利关系、公私关系和名实关系的思维框架之中,阐发了正身与正心、正己与正人、正义与正利、正私与正公、正名与正实等概念范式,由此从主导方面创构了正论的五元结构,从而丰富了中国正论思想。     

《人物志》与观人诗学批评——论观人学对中国古代文论确立的影响

以往文学批评史专著论述古代文论建立时,很少重视观人学对中国文学批评的作用.本文从观入学角度切入到文学批评研究,认为<人物志>通过阴阳五行说、情中形外原理将历来以德性观人、以形体观人联系了起来.建立了观入学的核心体系,对古代诗学中的因内符外论、情性本体论、诗与人同构论、气本论与才性异同论、诗歌创作才能的分类学研究、观人诗学的批评方法等方面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