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会治理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法规制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经济法规制的基于问题,如何正确看待政府与市场在经济生态系统内各自的功能及作用,是经济法规制的核心问题。因为这样的认识直接导致了经济立法的体系构建与内容规则。经济法规制是国家实施经济治理与尊重市场调节的基本依据,也是施行经济法治与社会治理的根本前提。所以,从社会治理的背景下来讨论经济法规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及制度生成条件,有利于真正建立和完善经济法规制的体系和内容,从而使得经济法治生态化地融入社会治理的结构体系内,达到优化社会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和谐社会视野下经济法的终极价值探寻

经济法的产生及发展历程暗含着经济法的终极价值即和谐价值。经济法追求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的和谐,追求市场与政府的和谐。要实现和谐的终极价值,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应坚持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有机统一,坚持市场经济利益主体贫富差异的有机统一,坚持经济实体法与经济程序法的有机统一,坚持市场主体盈利与信誉的有机统一和坚持经济发展过程中目标与代价的有机统一。     

经济法的定位与中国经济法的目标

作为一种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 ,经济自由主义强调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其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一个产生、演变与发展的过程。经济自由主义理念下经济法的定位主要体现为 :经济法存在的的宪政基础———有限政府原则 ;经济法产生的可能性———政府干预对经济自由的意义 ;经济法作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市场失灵的存在与政府干预的界限 ;经济法相关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公共选择理论的一元行为假定。中国经济法应该以实现效率与平等之间的平衡、约束市场与约束政府之间的平衡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中国经济法根本价值取向问题研究

经济法的根本价值取向问题研究是经济法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我国法学界关于经济法根本价值取向问题研究诸观点,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经济法的本质属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历程以及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来看,我国经济法的根本价值取向都应该是效率与公平和谐统一.保障我国经济法根本价值取向的实现,可采取以下主要措施:市场与政府各司其责,共同调节或调控好经济;以人为本,力促民生,保证实质公平;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政府规制及其在我国的发展和应用

政府规制是政府这只看得见手为实现某种政策目标,对规制对象所采取的对进入、退出、价格、投资等各方面的监督与管理行为,是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经济行为的规范和制约。它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弱点和缺陷的补救,市场自由竞争下的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只有在政府规制这只强有力的手的规范和制约之下才能实现。为了建立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我国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政府规制改革仍然需要深化,一方面,要改革规制机构,优化规制体制;另一方面,要创新规制方式,规范规制行为。在吸取西方政府规制改革的成功经验的同时,结合我国转型期的经济实际,深化改革,实现政府规制与市场竞争的协调发展。     

经济法调整对象探究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基本理论研究的首要问题,是诸多理论争议的根源。本文以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动态性为基点,对比民法、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反思学术界的种种观点,整合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基本共识。在此基础上,提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需要由国家为一方主体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经济关系,阐释了现阶段建立以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两大领域为核心的经济法调整范围。     

行业协会的经济法确认与规制

作为后进的经济转型国家,我国的行业协会存在诸多法律问题,对行业协会的经济法确认与规制是必要的。行业协会的功能和特征决定其是经济法主体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确认其经济法的独立主体地位。行业协会的经济法规制应系统化,包括完善经济法主体制度、市场规制法律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法律制度在内的各项经济法制度。     

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

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任何法律制度都必须加以保护的自由。国家干预是实现经济自由的手段,但它应被置于宪法和经济法的授权范围之内。经济自由和国家干预的平衡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其实现路径就是有限政府和经济法治。     

政府作为经济法主体的研究

无论是从经济法的产生角度还是从经济法承载的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去衡量,政府都是经济法的主体之一,而国家不是经济法的主体。政府作为经济法的主体具体化为各种不同的经济管理机关。从不同角度观察政府作为经济法主体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政府在宏观调控、微观规制中,在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导向,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基本原则探析

不同的经济关系只能由不同的法律部门来调整 ,才能达到法律调整的最优化。根据政府干预经济的内容 ,对经济法所调整的具体经济关系可以概括为 :市场主体参加的体现国家意志的经济关系、市场管理关系、宏观调控关系、社会保障关系等。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密切相关的是其基本原则 ,根据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经济法必须坚持国家适度干预和维护公平竞争两项基本原则。     

论合同自由的限制

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应该清楚认识到,对合同自由的限制只能是手段而不能是目的。如果忽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作用和交易双方的自由意志而对其随意限制,则必然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限制太大就会挫伤交易双方的积极性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政府等主体如果随意对合同自由加以限制,缺乏必要的监督,则必然会产生滥用权力与腐败。在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时,有必要做到正当限制与谨慎限制。正当限制即政府等主体在限制合同自由时要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谨慎限制即要求对合同自由的限制要把握好“度”,畸轻畸重都将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     

论经济自由原则

经济活动应由市场机制自行调节,而不应由政府强制指挥,政府的干预应仅限于确立和保障经济规则;而在这些经济规则的范围内,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经济活动的自由,都享有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的自由。     

循环经济激励机制研究

循环经济激励机制是以调动政府、企业和公众对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目标,按照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社会参与的原则,通过经济与非经济的手段和措施,达到政府、企业和公众利益与循环经济发展目标相结合的综合性运行模式。     

我国贫困群体社会救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我国现行的贫困群体社会救助制度,对保障贫困群体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其仍存在着许多问题,某些问题业已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实现社会和谐的障碍。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改革措施偏离制度目标、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的阻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障碍、立法理念落后以及公共决策机制不健全等六个方面。     

新时期地方政府诚信问题分析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发展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地方政府诚信处于社会诚信体系的核心地位,对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具有决定性影响。新的历史时期,地方政府诚信缺失问题突出,对区域发展、社会和谐和政府权威等构成了危害和挑战。本文在分析地方政府诚信现状的基础上,剖析了地方政府失信的成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地方政府诚信建设的对策建议。     

当代视野中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把个人与社会从血缘、地缘或职缘共同体中解放出来成为各自发展的主体,为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为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创建契约型文化,实现从身份向契约的转变,为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良好的文化背景。     

经济自由及其代价与限度

经济自由的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在于拓展人们的自由。这里的自由分别指形式自由和实质自由。实质自由的有效增长依赖于人们拥有平等的形式自由,形式自由则依赖于政府对个体权利的保护。但政府有可能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利破坏形式自由的平等性,最终损害人们的实质自由。因而探求自由的价值、代价与限度的过程,也是寻找政府行为守则的过程。     

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实现路径研究

新时期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具有了新的内涵。它包括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经济发展能力与形态的跨越;兼顾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三者之间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并以改善民生和提高西藏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为最终目的。通过对西藏地区要素禀赋以及产业结构效益分析表明,必须降低西藏产业结构的外生性,形成内生性的产业结构,促进西藏形成相互支持的区域产业体系,建构经济发展的内部推进力量;应当利用要素集聚效应,构筑经济增长极,通过城镇体系带动整个经济区域发展,推进区域经济从非均衡到均衡发展。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限政府的构建

建立有限政府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要求,符合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发展的理念。构建有限政府,必须对市场经济发展脉络进行历时性考察,探析政府对市场经济不合理干预的深层原因,重估政府作用、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权力权利分配体系、加强对税收收支监管后,通过政府权力—公共领域—市场经济的理论进路建立有限政府以应对市场失灵。     

市场经济视野下公民社会的发展

公民社会发展已成为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议题。市场经济造就公民社会,强大活跃的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成功的重要保证。公民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四个根本转变。公民社会与契约精神内在关联,社会生活契约化体现着自由、平等、法治的价值追求。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科学界定和规范国家权力;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政治文化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