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更新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出路

文学批评环境的恶化以及批评者自身能力的弱化,都使当代文学批评陷入新的一轮危机。所谓的“纯文学”、“文学性”等批评标准,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新生态,不再具有理论说服力和阐释的有效性。一方面,“纯文学”文学作品或文学姿态不再受宠,以“纯文学”、“文学性”批评标准所经典化了的“经典”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构;另一方面,通俗文学、民间写作、打工文学、80后新性情写作、欲望叙事和身体写作。却有被重新“经典化”的可能。如何有效地阐释当代的文学新现实,强化批评的能力,这成为当代文学批评者和文学理论界面临的重要课题。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必须更新论述方法,放弃狭隘的“文学性”批评标准。采用“文化人类学”视野、“理解接受”理论、“交流对话”理论、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情本体论”观察视角来对待和阐释当代文学文化新生态。或许能给当代文学批评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     

文学经典建构三维度

文学经典的形成是一个复杂化过程,具有动态性和开放性,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尤其是审美性、现代性和历史性三个维度对经典构成的影响。其中,审美性是经典构成的内核和前提,现代性赋予经典以政治、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多元批评视角,历史性则使作品在自身艺术价值的基础上,勾连起“过去性”和“现在性”,避免了文学阐释的“隔膜”。     

论诺斯洛普·弗莱的文化批评建构

文章主要探讨诺思洛普·弗莱构建文化批评的方式。他以文学为切入点进入文化批评,由词语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形成的两极张力构成了其整体批评基础,文化批评则位于批评的离心倾向上。此外,弗莱借用“神话”来阐释文化批评。神话的多义性再次张开了一个向心/离心阐释模式,这一模式正是审美论和决定论复杂关系的体现。弗莱企图中和两者,从而使文学与文化批评融为一体。     

西方现代诗学关于文学批评程式的建构

文学批评揭示出作品什么意义与对其阐释的批评程式相关。在批评程式层面的研究被认为是诗学研究的基本任务。西方现代诗学在对文学的重新阐释过程中建立了不同的批评程式,不断拓展出文学意义产生的新空间,凸显了文学批评程式对“文学”存在的影响。     

反思与重释:“红色经典”论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类型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路标。对“红色经典”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其“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简单化定性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从“现代性”文化传统的审美延续、历史化叙事的运行逻辑、文学经典性的特定范型、以“革命”为主导话语的美学法则、大众化的文体形式等方面阐释了“红色经典”的生成机制和创作形态。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确认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而是为了论证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经典形态的“红色经典”,其价值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追寻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生态批评视野中的《鱼王》

《鱼王》是前苏联当代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代表作,是“体现作家创作个性最为充分的一部作品”。犤1犦(P1)贯穿全书的红线,是对广袤大地的深沉的热爱和对破坏大自然者的揭露以及大自然对其惩罚与报应的刻画。阿斯塔菲耶夫正是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独特角度构思并创作了《鱼王》。本文试图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对该小说进行解读。一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形形色色的批评理论,让批评家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文学文本进行着阐释。生态批评正是90年代兴起的一种批评理论,它是“一种在对环境负责的精神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犤2犦(P5…     

经典的形成与解构

“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已成为当下中国文坛的一个热门话题。有文学评论家批评“当代文学经典化滞后”,有作协官员“希望中国文学在新时代产生更多的经典化作品”,还有出版社推出一系列“当代文学经典”。对此,笔者不禁感到有些错愕,因为在笔者的印象中,所谓“经典”,怎么也是“过去时”的东西,即使不一定要历经数百年上千年,至少也应该“隔代”吧？哪有当代“作家作品经典化”的？还未“盖棺”就想“论定”,是不是也太操之过急了？     

文学研究视野中环境的重新阐释——评析劳伦斯·布依尔的生态批评话语

20世纪90年代,生态批评在美国正式确立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流派.劳伦斯·布依尔是美国生态批评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布依尔的生态批评思考致力于探索文学文本中环境的想象与西方思想中自然的位置,并在生态批评视网中探讨环境的想象对文学研究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同时,布依尔将环境文学批评与面临生态恶化危险的自然世界结合起来思考,尝试重新阐释文学文本中的自然与环境,并将其与当代生态文化构建相结合,希望这种生态批评构想能够在当代社会文化中发挥一种有益的环境影响力.     

“红色经典”:在“现代性”叙事中理解和阐释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将“红色经典”进行经典化理解是为了寻求“经典”本身的当代性意义。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证明“红色经典”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乃至是与否,而是将其归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中进行考量和审度。在这样的阐述视野中一方面求证“红色经典”本质上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叙事进程中一种特定的审美表述形态,从而确认其价值性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论析“红色经典”作为“一种”文学的经典性存在,其经典价值的艺术缺憾和当代意义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     

文化批评在文学研究中的定位

文学是用语言表达的艺术,也反映文化精神和日常生活,因此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在批评对象上相交,而文化批评在文化精神和日常生活维度展开,文学批评在审美维度展开。文学批评包含若干方法子类,其中母题研究和原型批评既属文学批评也属文化批评。以文化研究为背景的文学批评,在比较文学“、五四”新文学、历史小说、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等研究领域更有阐释时空。文化批评在文学研究中的恰当应用,是由作品的文化内涵决定的。     

从《小鲍庄》的批评位移看媒介对经典的重塑

每个时代文学经典价值的发现与阐释,都要经过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媒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传媒影响下,文学批评不仅指认经典,而且会改写经典的生成方式,推动文学作品放弃旧观念,走向文学经典的核心位置。《小鲍庄》发表后,传统文学批评把它纳入"反思文学"范畴,但在"寻根文学"兴起后,文学批评的重点转向小说的传统文化,将其纳入"寻根文学"批评领域,重塑了作家的认同。以媒介为中心,多种合力使作品在文学史中的位置发生了移动,从而居于"寻根文学"的中心。     

中国古代阐释的批评学意义——“诗无达诂”说研究

“诗无达诂”是中国古代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所遵循的一个原则,也是文学接受活动、文学阐释活动中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诗无达诂”对汉代经生在《诗经》的阐释中泥于字面的、牵强的阐释提出反拨,指出阐释的相对性和灵活性,从而为阐释文学作品的特殊性奠定了基础,使阐释具有了批评学的意义     

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

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4)发现人;(5)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6)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本文认为文学经典建构中的内部要素是不可或缺的,一味强调文化权力的外部要素的作用而忽略内部要素的观点是片面的。     

经典批评“误导”下的沉默螺旋传播效应——以王世贞文学批评的三大公案为分析中心

文学史奉经典批评为圭臬，由来已久。然而经典批评中不乏误导，且误导产生的负面影响甚或大于非误导信息，遂造成文学史叙述的诸多迷雾和假象。王世贞批评中三大公案：“模拟剽窃”“妄庸巨子”“晚年自悔”，出自《列朝诗集》诸书的有意误导。所谓“模拟剽窃”是将举世“递相临摹”王世贞的他人陋习移至厌恶剽窃的王世贞身上。而“妄庸巨子”说，是钱氏把归有光笔下的北方“二李”转嫁为归氏至亲王世贞；将王世贞对归有光的委婉批评，杜撰为王氏“推服”归有光，并不遗余力张扬“妄庸”说。所谓“老年自悔”，乃利用老年心态变化作文章，将王世贞后悔《卮言》“是非古今”得罪人的做法，曲解为否定早年文学观。这种被误导者还包括“七子派”“五子派”“竟陵派”一批人，以至出现明末清初扬宋贬唐之风。此后几部批评经典如《明史》《四库全书总目》《中国文学史》，推高了这一误导的影响，造成文学传播的沉默螺旋效应。由此可知，文学研究应由经典批评回归批评原典。     

文学的文化阐释与经典的形成

本文通过对国际学术界关于文学经典问题讨论的回顾 ,分别从接受美学理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等角度阐述了西方文学史上经典的构成以及隐于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作者认为 ,经典的构成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 ,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批评话语、权力机构及其他一些人为的因素。由于“欧洲中心主义”和其后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的作祟 ,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优秀作品长期以来被排斥在经典之外 ,因而从跨文化的视野对既定的经典进行质疑乃至重构是完全可能的 ,这是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者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一个主要的研究课题。文章着重讨论了弗莱的《伟大的代码》以及由此而显示出的文学与宗教的关系 ,提出一种既带有精英意识的审美功能同时又具有文化研究的批判精神和去经典化尝试的经典重构策略 ,认为这是使得当今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可赖以进行对话的一个平台     

双重解构:论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实践中的策略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把文学批评放在性别歧视和生态危机的语境下,从"环境"和"性别"的双重视角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文学、自然、女性、文化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的批评策略是:质疑、解构"人类中心主义"和"菲勒斯中心主义".其文学实践是研究自然和女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再现,揭露、批判物种歧视和性别歧视;重新阐释文学作品,挖掘其中的生态意识、生态智慧和女性意识;质疑和解构西方思想中文化-自然和男人-女人的二元对立,在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构生态女性主义诗学理论.     

经典、经典重估与人文教育

"文学经典"的确立并不仅仅是纯文学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文化政治的命题。新世纪以来,文艺理论界关于"经典"的讨论主要聚焦于"经典化""经典重估""重启经典""红色经典""全球化语境下世界文学经典的重新确立"以及"经典、文化研究与文学教育"等重要论题。随着"文化研究"的兴盛,文学经典在文学专业教育中的关键性作用被逐渐削弱,"开放经典",重建文化经典体系和经典化文化规则的呼声日益高涨。"开放经典"是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是一个文化表征权力的重新分配的过程,是历史阐释权的重新分配的过程,也是代表当代性的诸种力量强力介入传统的过程,其包括两大方面的工作:一是打开传统经典的封闭体系;二是打开传统经典文本的阐释空间。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必须重新回到传统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与历史的"批评标准,同时坚持新时代"艺术的"和"人民的"重要标尺。     

从"呼语法"视角重审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生态意识建构

在生态系统失衡退化日趋严峻的形势下,思想变革和文化自觉迫在眉睫,生态文学研究的重要性愈加突显.生态批评的发展并不以评价层出不穷的生态相关作品为第一要务,它也表现在对已有经典的重评重塑.用生态整体主义思想解构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用主体间性原则替代主客二元对立思维范式,为文学经典的重读重审开辟了广阔空间.从"呼语法"视角,考掘构成英国生态批评源流的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生态意识,是对浪漫主义生态学研究的补充,有助于促使人们重建生态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观念,对构建新时代的生态意识格局和生态审美修辞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作为中国当代文学阐释学的一种主流方法,虽已经历了四十余年的本土化历程,但因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阐释方法及中国传统文学社会学阐释方法在精神上的相契而长期遗忘了自身在中国化过程中的本土转化。今日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要实现真正的本土转化,形成自身的“中国形态”,须以文学社会学阐释的公共性原理形态为基点,通过融合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对中西文学社会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最终形成一种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的“新格义”阐释形态。此种形态,应是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本土化后的真正“中国形态”。     

文学经典:一个必不可少的参照系

对文学经典进行广泛和深入的阅读,是文学创作者以及文学批评家的必备素养,是普通读者提高文学审美和鉴赏能力的有效途径,也是人民大众感受民族文化、了解民族历史的一种方式.本文将参照当下文学现实,从文学经典对于创作者、批评家和大众读者三类人群,以及对于文学生态和整个民族所具有的意义角度,来阐释文学经典所具有的参照性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