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新诗史”——2019年中国新诗研究综述

在2019年的中国新诗研究中,作为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新诗史"被集中建构出来。一方面,研究者在新诗史写作中重视"问题意识",大多以新诗发生与发展过程中的"诗学问题"为导向,在呈现问题之复杂性的同时,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参照。另一方面,研究者在诸种诗学问题的探究中自觉运用了"新诗史"的理论视野,具体表现在对固有新诗史叙述的反驳、诗学现象的探察,以及新诗的形式建构、新诗史讲述的"片论"方式等层面。此外,本年度的新诗研究还在挖掘新诗史料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触碰了新诗"历史化"研究的议题。     

“视点”偏转、理论思维与研究载体的“当代意识”——2017年中国新诗研究综述

2017年的中国新诗研究整体上呈现了三个向度:首先,学界在有关"新诗百年"问题的思考中,由"话题"层面的讨论转变为将其作为"视点"的研究,呈现出研究思维的精细化发展,即在摆脱一般性的总结式、扫描式、结论式研究"假面"的基础上,开始探究熔铸诗歌生命本体的研究方式。其次,作为概念的"新诗研究"受到重视,学者们在理论思维的导引下,一方面围绕着研究视野、方法、意识等要素展开讨论,构筑出了"新诗研究"概念的理论空间;另一方面则通过探讨"新诗形式研究"的理论化问题,试图建构研究方式的理论机制。最后,新诗研究载体建设持续精进,尤其建立了新诗理论与批评的"当代意识",即在认识到诗歌研究与时代之"对话"关系的基础上,深度挖掘已有问题,精准捕捉研究热点。     

“绝对的开端”：“新诗”创生的诠释与自我诠释

胡适称之为"偶然之偶然"的"新诗",是近代中国社会普遍的精神运动的结果,其初始的动机与动力,远不只是关于审美的,甚至主要不是关于审美的,对此的诠释与自我诠释,同样多元而丰富,很难用任何一种"绝对的开端"予以简单描述。闻一多发表于1926年的《诗的格律》,将通常译为"形式"的英文"form"一词译为"格律",并以此作为诗之为诗的根本,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误读"。闻一多的新诗格律理论,与他本人的写作和翻译实践有高度的一致性,看似吸收了西方文学中的格律诗理论,实际上更像是他此前研究过的中国古代律诗观念在现代的演绎。冯至践行象征主义诗学,其浪漫与象征的互照互释,彰显了"象征诗学"的浪漫之维,他将浪漫诗人诺瓦利斯称为"游戏诗人",将浪漫世界营造为"游戏式的严肃",从而看透了宇宙象征体系之中那些幽暗玄远的意义。以诗体探索与文体建构为媒介,冯至完成了"象征诗学"的建构,为中国现代文艺与文艺思想添加了别样的韵味与风采。     

“新诗的进步”与“新诗史”的诞生

"新诗的进步"是朱自清诗学体系的核心概念。借助于"新诗的进步"说,朱氏最终突破了胡适现代新诗本体话语的束缚,把现代新诗的合法性建立在了新诗自身的历史存在之上,宣告了"新诗史"的诞生。这个进步的新诗史观和叙述框架,至今仍然支配着我们对中国现代新诗的思考和叙述。朱自清以"新语言"和"新世界"两大标准为尺度,对中国现代新诗史的具体论述和分析,也因此成为了新诗史的经典结论。     

胡适诗学的接受史考察——以懂与不懂之争为中心

作为中国现代诗学的开拓者,明白易懂是胡适白话诗学的核心。在近一个世纪里,这一诗学原则在得到认同的同时也不断遭受质疑,引起了一波又一波关于新诗懂与不懂的论争。在新诗发展精致化诉求中,面对现代派"不懂"的诗学,胡适有时在论争中进行自我阐发与完善,有时又不作分辨地接受来自不同诗学观念、风格美学的挑战与质疑。在大众化浪潮中,它开启诗歌如何向大众普及的讨论。在新中国新的历史语境中,又作为潜在的诗学依据,参与社会主义诗学话语的建构,呈现出新的接受特点。     

新诗诗体建设散想

关于新诗诗体建设,"重建诗体"中"重建"二字并不确切,容易引起误解,新诗诗体建设不是古体诗的再现,也不是现有诗体推倒重来,目前尚提不出一个理想方案,不必在这方面去限制诗人,应在实践中自然形成或形不成.新诗应建立常规诗体,强化诗人的诗体意识及文体意识,通过改良方式来重建新诗.要重构一种历史诗学,据此讨论诗学文类内部现代化运动的复杂关系,重建"歌"与"诗"的关系建构.     

以改良的方式重建新诗的常规诗体

关于新诗诗体建设,"重建诗体"中"重建"二字并不确切,容易引起误解,新诗诗体建设不是古体诗的再现,也不是现有诗体推倒重来,目前尚提不出一个理想方案,不必在这方面去限制诗人,应在实践中自然形成或形不成.新诗应建立常规诗体,强化诗人的诗体意识及文体意识,通过改良方式来重建新诗.要重构一种历史诗学,据此讨论诗学文类内部现代化运动的复杂关系,重建"歌"与"诗"的关系建构.     

重构一种历史诗学

关于新诗诗体建设,"重建诗体"中"重建"二字并不确切,容易引起误解,新诗诗体建设不是古体诗的再现,也不是现有诗体推倒重来,目前尚提不出一个理想方案,不必在这方面去限制诗人,应在实践中自然形成或形不成.新诗应建立常规诗体,强化诗人的诗体意识及文体意识,通过改良方式来重建新诗.要重构一种历史诗学,据此讨论诗学文类内部现代化运动的复杂关系,重建"歌"与"诗"的关系建构.     

"废名圈"新诗批评话语的生成

"废名圈"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一个真实存在的派别,在新诗创作和批评方面均有独特的造就.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这一派圈子形成,同时形成了谈诗、讲诗、论诗的风气.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沦陷后的北平诗坛,北平沦陷区的教育、文化环境为这一派诗学话语的生成提供了条件."废名圈"围绕自由诗这一观念和理想,建构自己的新诗批评话语.这既离不开对当时新诗发展问题的正视,也离不开对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选择性继承."废名圈"新诗批评话语也是一种隐微的政治性话语.考察这一派新诗批评话语的生成过程和意味,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这一派的具体存在,认识中国现代新诗史和新诗批评史的发展.     

“今文学”视阈下龚自珍“尊情”诗学观念的建构

龚自珍通过"破"面和"立"面较为全面地建构起了他的"今文学"理论体系,在整体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批判立场。龚自珍的"尊情"的诗学观念与诗学实践实际上传承了其"今文学"的价值旨趣,将诗学的主体维度(人格、情感、创造等)放在批判的场域来展现,体现出诗学自身厚重的学术底蕴和较强的批判意识。然而,龚自珍以"尊情"为核心的批判诗学在保持对既有诗学观念批判与革新的同时,又在一种幻灭感中走向了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发现和张扬,并试图以一种异端的方式表征个体生命的"在场",从而使其诗学充满某种僭越行为与二律背反及现代意义。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考辨

“历史性”问题通常被后现代文化思潮所遮蔽,也不为当代文化研究话语所重视.新历史主义提倡历史性的回归,关注文学文本的历史情境和传播过程,建构文学活动和活态历史的文化诗学.针对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通过考察“历史性”作为视域行动的阐释意识、作为阐释立场的研究价值,以及作为效果历史的理论空间,同时梳理文化诗学的阐释经验和观念误区,反思当下“历史性”话语的批评范式和理论困境.     

废名新诗理论与中国“自然”诗学传统

废名新诗理论与传统"自然"诗学有着极深的渊源,主要表现在其提倡情感的自然性、感兴的当下性、境界的不隔性以及主体的自由性等方面.度名自觉接续古代诗学生命,带有极其强烈的建构目的,只有从其利用传统诗学资源、创造现代新诗学的"目的论"角度,才能真正理解废名诗学的理论意义.     

人与城:刘庆邦“保姆系列”的城市书写

基于城乡社会结构与空间结构诗学的立场,刘庆邦“保姆系列”性别化、底层化、身份化书写,开掘了“保姆系列”家庭化空间的生存面影.经由保姆视角“性”的私密化与“婚姻”梯度化深层结构设置,揭示了空间表征的权力话语对其生存与身份的文化规训意识,建构了空间意象化的城市文化批评.     

现代文学史重构之“中间物”——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新诗“经典”塑造

新时期初期，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相比于1950年代编撰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它试图重构中国新诗史，其特点是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置重文学社团、流派的诗史地位，建构出突出主流兼顾支流的述史框架，绘制群像式诗人图景，赋予郭沫若、艾青以新诗“经典”地位，重评冯至、戴望舒等的诗史贡献，将包括某些“逆流”诗人在内的大批缺席于此前文学史著作的诗人诗作叙写进新的诗史空间。该著策略性地处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诗学话语关系，一定程度地还原某些诗人诗作的真相，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在新时期文学史著作遴选、塑造“经典”过程中，发挥了历史“中间物”的作用。     

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经历了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怀特写作《元史学》与历史诗学理论的建构时期,《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是对“历史诗学”的补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论文集《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主要关注历史叙事的话语问题,是“历史诗学”的发展。怀特历史诗学理论提出后引起历史学界、文学界的批评,怀特对这些批评进行回应,对其历史诗学理论也不断地补充、修正、发展,论文集《比喻现实主义：关于模仿效果的研究》就是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     

先锋精神：从新诗的民族神话、传说写作 看中国新诗用典出路

废除用典是中国新诗诞生时的一个明确目标。但是用典这一现象并没消除,且在本土典故中民族神话、传说一反历史成了最主要的力量。不过,这种用典不再是传统诗学精神的翻版,而恰是“先锋精神”的体现。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于内在气韵上反俗;第二,在话语方式上陌生化;第三,与西方现代诗学高度融合。通过古今诗学的对比,不难发现新诗用典不是建立在传统的历史意识基础之上,在“先锋精神”的武装之下,这一事实极具存在的合法和价值的自足,这对我们认知和推动新诗的民族性建构大有助益。     

论袁可嘉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建构

20世纪80年代,袁可嘉把他在40年代关于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系列诗论文章结集出版,命名为《论新诗现代化》,这本曾受到西方现代主义诗学思想影响,同时又结合了40年代中国新诗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及九叶诗人创作实践而形成的诗学理论,在90年代被认为是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重大突破。袁可嘉本人则称之为"中国式现代主义",并从思想倾向和诗艺两方面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这一突破为我们寻找到一个研究的出发点,即袁可嘉的诗学理论借鉴了哪些西方话语,同时又进行了哪些中国化的探索,进而形成了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学理论。     

“中国精神”的文化—实践自觉

置身"后文化时代",面对普遍的心灵失序和诸多生存困顿现实,以及知识界元话语创制能力上的缺失状况,中国人文学术话语建构的战略制高点和有效的策略选择,当是以引领民众集体性精神生活突围的使命感,自觉地回归"文化母体",回到具有意向性意义悬设的纯良型的思想姿态本身。从人之为人之优雅、高贵、自由的精神性存在本质的高度,着眼于公共性的文化自觉意识,立足新"中国精神"这一核心主题,努力展现复杂的新历史理性生成进程中"中国精神"自为构成的生成路径、内在逻辑、谱系图式、攀升高度,以及现实合理性内蕴,从而在对民众人格关怀和境界养成等普遍的精神福祉的意义上,实质性地促成一种具有真正典范意义上的话语革命。     

第三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颁奖录音实录

2018年9月22日,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栏建设的专项工程之一,由江汉大学现当代诗学研究中心、《江汉学术》编辑部主办的第三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颁奖仪式暨《群像之魅:"现当代诗学研究"专题论集》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院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东南大学、云南大学、西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作家出版社、北京文艺杂志社、台湾政治大学的专家、学者和诗人以及主办方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仪式。颁奖嘉宾分别将奖杯、证书和奖金颁发给了米家路、杨小滨、盛艳等三位第三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得主。《江汉学术》"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是入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栏建设工程的三批数十家学术期刊中唯一的新诗诗学研究类栏目,"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也是海内外首创的汉语新诗诗学研究类专项大奖,其学术性、开放性、引领性和公益性得到了与会嘉宾的高度赞誉。①     

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论20世纪90年代先锋诗歌观念的演进

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张力关系中展开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诗歌观念的重要走向之一。这样的走向当中包含了对于诗歌观念与诗学理论的较为复杂的思考,而西方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在提供其强大的思想动力与观念支持的同时,本身也不同程度地处于被偏离与改写的过程中。这有可能指向某种本土化观念建构与诗学话语的独立和对于当代诗歌的历史本质的深度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