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民事与行政争议交叉案件的处理及启示

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使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交叉在一起的纠纷日益剧增,理性地构建其解决机制实为必要,分析该类交叉案件域外处理的利弊,给我们如下启示:对民事与行政争议的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的设计不可简单划一,应对交叉案件作出类型划分,适用不同程序,以实现纠纷解决的效率化。同时应完善相应的法律与制度建设。     

"诉讼诈骗"定性研究——以我国民事诉讼法为视角

对诉讼诈骗的定性不应仅局限于刑法个罪之间的界分,而应将其置防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制度中。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法院具有查证案件事实、审核证据的责任,而民诉法没有规定当事人有如实提供陈述的义务。因此,我国缺少诉讼诈骗构成犯罪的制度基础。诉讼诈骗中,当事人的主张通过证据予以表达,法院依据诉讼证据规则而不是当事人的主张定案,法院并没有被骗。诉讼诈骗构成犯罪,将与我国民事诉讼法、刑法的相关规定冲突,而且还可能引发重大道德风险。     

从依法治国角度重构我国民事诉讼法理念

从依法治国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在法制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认为应当以依法治国作为理论基石重新构建我国民事诉讼法理念,而程序正义应当成为这种理念中的核心,其价值蕴涵公正性、正确性、效率性、效益性。同时,为达到这一理念的理想化状态,以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须完善现行民事诉讼法这一现实基础     

论民事检察抗诉制度的修改与完善——以2007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视角

2007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涉及到较多民事检察抗诉方面的内容。虽然修改后的民事检察抗诉制度更加进步，但是离司法界的期待还是有一定距离。如何合理定位民事检察抗诉的价值目标和功能，完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笔者对此做了相关探索。     

法律术语的英译问题探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为例

近年来我国大量的法律法规被译成英文,为国外了解中国法律以及国人学习法律英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英译本的质量却不容乐观。文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英译本为例,分析了其中对法律术语的英译存在的包括冗译、译名不统一和译名不当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民事诉讼法视野下股东诉讼案件类型化研究——以《公司法解释(四)》为中心

在股东权益遭受不法侵害的情况下,法律允许股东通过直接诉讼或者股东代表诉讼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权利,由此产生股东诉讼案件的不同类型。与普通民事诉讼案件相比,股东诉讼案件在当事人范围、诉讼请求、法律依据、诉讼种类、诉讼性质等方面表现出特殊性。现行《公司法》和司法解释关于股东诉讼案件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亟待完善。《公司法解释(四)》对股东诉讼案件进行了类型化规定,在解决《公司法》适用问题的同时丰富和发展了民事诉讼的概念和理论,如民事诉讼当事人理论、第三人替代诉讼制度等。     

论法官的告知义务--以民事诉讼法为例

告知是法官的一项基本义务,理论界对之研究不多,它具有法定性、程序性、义务性的特征,与释明权紧密相连.告知义务的履行有利于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平等,是司法为民的具体体现,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告知义务的规定比较分散,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影响了审判的公正与效率,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亮点解读

2012年8月31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相比2007年的修改,此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幅度更大．涉及范围更广．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完善调解与诉讼相衔接的机制;进一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完善当事人举证制度：完善简易程序：强化法律监督;完善审判监督程序;完善保全制度。尤其令人关注的一点是．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增加了公益诉讼制度。根据决定。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自2013年1月1日起实施。     

论我国家事诉讼案件的适用范围

家事诉讼程序相对于普通民事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具有其特殊性,随着案件受理范围的越来越广,数量越来越多,现行的立法体制与司法实践已不能满足我国家事纠纷处理的现实需要。对家事诉讼程序进行系统的研究,反思我国家事案件审判的现状,针对不同案件类型设计不同的程序,进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家事诉讼特别程序,有助于为司法专业化分工提供可行的参考方案,也将对改变家事诉讼程序规定的零散化和不完备化,促进我国审判制度改革,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有所裨益。     

民事诉讼法修改与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

本文结合《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就如何修改和完善民事证据制度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一,文章首先论述了民事诉讼法修改中民事证据制度调整的基本视角,认为民事证据制度修正和调整应该立足于对证据制度基本结构的搭建;其二,文章对修正案中关于证据种类的规定提出质疑,尤其是证据的排序,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三,对证人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批评和建设性的意见,认为保留单位证人的规定是不合时宜的;其四,针对修正案,对防止举证迟延的对策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宽松的举证时限制度应当予以肯定;其五,文章对必须在民事证据中加以规定的免证事项做了论述;最后,对有效应对"证据偏在"的法律措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基本规范予以论证。     

论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电子证据的审查

刑事诉讼电子证据审查存在真实性认定难、关联性确认难和权益平衡难的问题。由于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同,在审查电子证据时,应结合不同诉讼法对证据规则的要求进行审查。对电子证据可以从证据能力和证据力两个层面进行审查。对电子证据证据能力的审查是对电子证据有无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审查,而对电子证据证明力的审查则是对电子证据可靠性（真实性、完整性程度）和充分性（与待证事实内在联系程度的大小）的审查。     

票据法上的民事责任制度研究

票据法上的民事责任不同于票据责任和一般法上的民事责任。构建我国票据法上的民事责任制度体系,对于救济票据权利人的利益、制裁违法票据行为以及完善票据立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票据法上的民事责任制度的框架体系,应当包括票据返还责任、利益返还责任、损害赔偿责任以及票据原本的复本、誊本的发行与返还责任等四个部分。     

论电子证据在我国新修《民事诉讼法》中的法律地位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电子数据的法律地位,这就产生了电子数据和电子证据的关系问题,进而影响了视听资料的法律地位。在分析概念的基础上,从信息电子技术的角度对三者进行了重新定位,即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分别是信息电子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产物,前者是模拟技术的产物,后者是数字技术的产物。由于电子证据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于是,笔者主张将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合并纳入电子证据的范畴,这样有利于构建统一的电子证据规则。     

私法视域下的商业预付卡研究

作为预付式消费载体的商业预付卡,其持续发展在刺激消费并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所体现出来的弊病不在少
数,为此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来对其进行监管,学界对商业预付卡的规制研究更是百花齐放。公权力对商
业预付卡的事前规制必不可少,私权利对商业预付卡的事后救济也不可或缺。而现今我国对于商业预付卡的规制多
体现于公法的强制监督,私法方面则仅靠《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般性规定来维护。鉴于此,有必要从
私法角度对债权债务关系、消费者各项权益的保护、商业预付卡合同的建立进行借鉴分析,加强对商业预付卡的事后
救济。     

民事诉讼法中“电子数据”的理解与适用探究

民事诉讼法在2012年修订后虽然正式确立了"电子数据"独立的证据地位,但并未对其概念、特征、取证、举证、质证、审查判断等证据规则进行规定。从"电子数据"的概念、特征着手,论述了"电子数据"独立证据地位的合理性,提出了"电子数据"与"视听资料"这两种证据类型需要进行合并的建议,并在一定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与论证了"电子数据"适用性问题。     

民事证据收集权分配问题之思考——以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平衡为视角

受证据裁判主义的影响,证据的质和量会对诉讼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同诉讼价值观下,民事证据收集制度存在较大差别.对案件实体正义的过分追求会导致在证据收集过程中法院职权作用过强,损及其中立地位,从而影响到程序本身的公正.而过分追求程序正义,排除法官介入证据收集,则可能会损及案件真实的发现,从而影响实体正义的实现.在对民事证据收集权进行分配和规范时,应充分考虑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合理分配不同民事证据收集主体的取证权限和范围,使得民事证据收集权的分配能体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平衡.     

民事诉讼法与民法关系辨析

本文运用大量的民法材料和国际私法材料 ,对我国法学界流行的关于民事诉讼法与民法的关系为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认为应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分析具体的民事诉讼法与民法的关系 ,以便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充分发挥民事诉讼法与民法的各自功能。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据交换制度的完善

证据交换制度的确立对于实现公平诉讼、提高法院审判的质量和效率以及节省司法资源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实行此制度是必要的。然而,我国法律对证据交换的规定仍存在一些缺陷,例如,主持证据交换的主体不明确,适用证据交换的案件范围含糊不清以及证据交换的形式、证据交换的时间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对该制度以上内容进行系统化的规定,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十分必要。     

论民法的公法性

近现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单纯的私法领域和单纯的公法领域已不存在,公法和私法有相互融合的趋势.在这种背景条件下,各国民事法律中不得以当事人的合意加以变更的强行性规定有所增加.公法性因素对民法的逐步渗透使得民法的公法性的体现有所增强.对民法公法性的探讨,有助于我们从更加全面的角度充分认识民法,把握国家对私法领域的适度干预,使社会经济得到更为长久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