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新格局下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构建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这是继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后,再次关注政府和社会关系,使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互相补充,共同发展。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在彼此信任、权责明确、规范保障的前提下,构建起相互独立、合作互动、政府主导的新型关系,而要达到这样的关系需要政府对社会组织放活,社会组织同时自立自强,共创社会治理新格局。     

构建现代社会组织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的突破口

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相比碎片主义、全能主义、多元主义,法团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在政府主导的治理格局中吸纳社会力量,实现协同善治目标,合乎我国国情社情和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打破政府全能的传统治理格局,构建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组织自治"四位一体"的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是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也是维系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实现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善治思路。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视角下的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以H市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为例

基层政府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主导者,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到基层社会的重要组织载体。如何实现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自身治理与服务能力的有机衔接是当前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面临的重要挑战。H市基层政府改革与创新实践经验表明,实现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有机衔接的核心是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统筹与协调功能,关键是推动管理下移改革基层政府行政体制,基础是推动资源下移夯实基层政府服务能力建设基础,目标是推动服务下移建设人民满意的基层服务型政府。     

社会治理创新中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路径探析--以温州市为例

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日益呈现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社会风险度加大,加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有效合作治理成为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温州市率先改革,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方面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通过分析温州市的合作治理实践可以看出,要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有效合作治理应该做到：1.重塑理念,以服务合作精神引领合作治理;2.健全法制,为合作治理提供可靠依据和坚实保障;3.创新机制,充分发挥社会各方积极性;4.加强帮扶,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健康成长。     

地方政府创新中的“治理”与“元治理”

"治理"是当代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范式,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也被视为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重要方向。但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凸显出传统治理理论的主要缺陷:忽视"治理失灵"的可能性,未能回答治理发展的主体、路径问题。而方兴未艾的"元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轴角色,倡导政府运用制度化途径提高社会自组织能力、优化社会治理体系,为当代中国地方治理变革提供了新视野。     

社会技术系统框架下“数字政府”风险分析及治理

立基于信息技术基础上"数字政府"正在改变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形态,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在"技术—政府—社会"的互动关系中,不仅仅正向推动了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创新,也蕴含着可能侵蚀"数字政府"自身的风险。本文根据社会技术系统理论,以全息视角从技术维度、组织维度、动态维度、知识管理维度、社会维度等方面分析了"数字政府"的可能风险,为"数字政府"风险治理提供风险分析基础。提出以风险管理体系建立风险管理过程,贯穿"数字政府"各个环节的风险治理方向。     

多维视角下的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是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社会管理创新首先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创新,强化服务民生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提升政府威信、调节社会矛盾,社会管理创新要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培育公民参与意识、为公民提供参与渠道,大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管理创新的新思路。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

社会管理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应该从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来考虑,由于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型、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矛盾易发多发、利益失衡、基层组织薄弱等问题,因此,创新社会管理迫切需要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是：一要树立科学的社会管理理念和正确的价值取向;二要强化基层组织建设;三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地方政府;四要发展社会管理多元协同管理模式;五要加强社会管理的法治保障.     

当政府公信力遭遇塔西佗陷阱:当下中国网络社会的公信力反思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一次的技术变革都意味着社会治理领域的结构性转型。伴随网络社会的兴起,民间"草根力量"以前所未有的参与热情活跃于公共话语领域,成为社会治理格局的新生力量。与此同时,也加剧了与政府权威主体间的话语权竞争,继而引发政府公权力的信任危机。政府如何跳出网络社会公信力的"塔西佗"陷阱,法律的权威地位不可动摇。同时,政府必须放下权力身架,主动融入公众话语流,构建与公众的沟通、交流平台,由"老大哥"式的全能主导走向平等、协商的"合作共治"才是治理之道。     

走向协同型的社会治理

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是社会、市场和国家三者之间互相制衡,社会治理的目标往往以守护社会底线为基准,三者之间一直存在较大张力。中国社会治理强调国家主导,市场与社会协同。经过20世纪50年代以后近30年的计划经济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市场改革,意识形态逐渐由强调“阶级斗争”过渡到突出“经济发展”,与此相伴的中国社会原子化、碎片化现象突出。“新常态”下的社会治理应该以民生型社会建设为逻辑起点,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协同创新,各自承担相应功能,并自觉维护各方使命与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