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暴力到语法，到肉身的赎回——当代汉诗的动向

汉语诗歌在取代历史叙述的僭越冲动中将文学的功能逐渐升华为一种极端的信仰,这一信仰遗传给了现当代新诗并为新诗的自我嬗变酝酿出反动的力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代汉诗的文体觉醒有效地清算、解构了诗歌传统里的阳物中心主义,推动着当代诗歌美学的转向.作为策略和旨归,当代汉诗的形式主义试验自有其特定的时代抗辩品质,它至少体现了诗人修复或纠正诗歌与非诗意识形态关系的艰难意志.而作为形式写作之一极的当代身体写作同样彰显了一切形式主义者的赎魂用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继续规划着后现代氛围下当代汉诗的精神走向.     

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与新诗史叙事

在"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研究和新诗史叙事中白洋淀诗群业已成为经典。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过程与朦胧诗、前朦胧诗、新诗史写作模式、新诗史研究方式的转换都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注意白洋淀诗群在当代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的同时,还应注意到白洋淀诗群是如何被经典化以及其中的女性诗人是如何被去经典化的。在白洋淀诗群的相关研究中,还应该注意对那些仍被历史叙述所忽视的诗人进行关注和挖掘。基于此,白洋淀诗群中的几位女性诗人就具有不可替代的新诗史价值。     

新诗与政治文化

20世纪90年代是新诗发展过程中受外界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影响最为"式微"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新诗真正进入艺术探索的时代。站在20世纪90年代的立场看待新诗的发展则不难发现其与政治文化的密切关系:不但新诗的发生、发展和历次诗歌运动无法远离政治文化,即使是诗人心理和诗人评价中,甚至是最不应受到影响的"纯诗"也同样没有避免政治文化的问题。目前,无论是蓬勃发展的文学史研究工作,还是方兴未艾的诗歌史修治工作,都使我们无法回避"20世纪诗歌与政治"这一客观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可以沿着艺术的轨道自主前进的时代条件,从已有的历史、传统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从而为新诗的研究乃至新诗的未来发展探寻出路。     

重评“边塞诗旅”与“郭、贺诗风”——关于中国当代诗潮的反思

在宏观中国当代的诗潮涌动的历史考察中,“十七年”的新诗创作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它是连接现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诗歌发展的过渡性桥梁。虽然因时代政治的变化,“十七年”诗歌创作的风尚在７０年代后期逐渐消失,但作为一种民族文学传统和同宗政治文化的联系不可能对新时期诗歌毫无影响。因此,本文着重研究“十七年”诗潮中代表主流创作的“边塞诗旅”和“郭、贺诗风”,探讨政治文化与诗人角色的契合、革命观念与艺术观念的冲突磨合、理论精神话语与诗美艺术话语的整合等问题,重新认识“十七年”诗潮特征和探寻其与新时期诗潮的复杂联系     

白洋淀诗群的新诗史意义

“文革”语境中的白洋淀诗群是20世纪中国新诗不间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在当代新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白洋淀诗群是对“文革”主流诗歌写作的一次背离和反拨,它重新确立了诗歌本体的独特存在,坚持了个体主体性和个性化的声音,并运用现代诗歌技巧,隐喻、反讽、悖论、意象叠加和重合,表现内心世界的荒诞意识和对理想的追寻与探索。     

放下怨气,不再对抗——从余秀华诗歌说开去

在余秀华出现之前,新时期以来的新诗普遍隐匿着一股对当下诗坛的怨气和一个或显或隐的"对抗"意识.不满和对抗让新诗把重点放在服务外围世界,从而偏离诗歌本质,使新诗整体上与纯诗的目标相去甚远.余秀华的诗歌发生在超功利的状态下.她的诗歌传达内心的悸动和眩晕.她生活在现世中国的最底层,赋予了她诗歌创作超功利的客观条件.其诗歌中与农村日常意象的邂逅完全是超功利的,不同于知识分子的寻找客观对应物.这些日常点滴引起了诗人对生命的诗意体悟,她就用诗记录下来,在不动声色的记录中审视自己的生命状态.从超功利日常生活写作和用诗来传达内心的悸动、眩晕两方面来看,余秀华的诗歌倒是无限地靠近了纯诗的写作.余秀华的走红,是中国新诗建设在百年之际成熟的结果.     

“太阳出来一股劲地红”──十七年诗歌个人话语的失落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它特定的主流话语,十七年诗歌的主流话语便是诗人在创作中对自我的否定与清算,把自己的创作完全融入到政治的认同中。在这种认同中是作为诗的抒情主体个人性的消失,诗歌优美情致的消失。即诗人在对主流话语的认同中是以牺牲诗美作为代价的。诗人的艺术感受力在主导意识形态的浸淫之下不断萎缩,诗的创作不再是不可重复的生命个体的独特创造,个人话语空间被标准化的政治语言所替代。在这种替代中,诗人期望成为称职的国家话语的承担者。     

语言的语言迷途——当代诗歌考察笔记之五

当代诗歌的语言本体意识与当下以口语写作为中心的写作现象自然地保持了距离,通过语言对虚无性的深度体验与精神探索,构成了当代诗歌书写的可能,李心释所具有的语言学家、诗人双重身份,使得他的诗歌书写有效地深入到诗的语言内核,对当代诗歌写作、诗歌史的诗学建构、以及诗歌突破文体边界走向当代社会与生命意识的建构,均产生了较为重要的话语启示。     

当代诗中的“历史对位法”问题——以萧开愚、欧阳江河和张枣的诗歌为例

当代诗关于历史可能性的想象与书写,归根结底是关于诗歌技艺与语言可能性等问题的探讨,也就是说,诗歌中的现实与历史问题,终归是语言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历史对位法"的视角下,可以得到清晰的说明。自朦胧诗以来的当代诗,其"历史对位法"表现为三种历史观念和历史向度的竞争与角力,分别是"历史救世"、"历史终结"以及"历史神学"的观念。这些观念基本上可以概括1980年代以来当代诗的审美、政治、伦理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审视,将会把我们暴露在一个真实的处境中。这三种观念在诗歌的具体写作方面则表现为,将自我的经验和境遇政治化或是"理论化"或是"神学化",萧开愚、欧阳江河和张枣的诗歌作品,则为我们提供了这些观念的具体例证。     

民间歌谣与五四新诗的现代性建构

民间话语是中国新诗现代性发生及建构的重要资源。通过对五四前后民间话语与白话新诗两者间关系的重新梳理,可以发现:发轫于北京大学的现代民间歌谣运动给刚刚起步的五四新诗带来了一股清新、强劲的民间气息,并为五四新诗在"人"学思想、语言表达、诗歌体式等方面的现代性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可资借鉴的本土文化资源,也为白话新诗取代文言旧诗、形成自己的现代品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诗意与诗译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存在极大的差异,加之中国古典诗歌所特有的音韵美、意境美等特点,使得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道路显得尤为艰难。本文试图从中国古典诗歌的特点出发,借鉴前人研究的理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韩偓诗歌对词体的影响

韩是晚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其歌诗集《香奁集》多以都市女性生活为题材,内容上呈现出绮艳、“淫靡”的特点,并且采用“男子作闺音”的表现手法,具有典型的词体特色。韩的《香奁集》不仅体现了晚唐的审美风尚,而且成为后代词人借鉴的重要对象,在词体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赋诗言志"中的赋诗与答赋

《左传》、《国语》中所载的赋诗言志,是一种独特的传播接受机制,是一种用诗者依据当时普遍认可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采用相似性联想,通过断章取义的吟唱诗章委婉含蓄地表达意愿,且需对方揣测意会、双向互动才能完成的复杂而微妙的机制.     

新诗还是应该叫白话诗

新诗,也曾称为白话诗、自由诗。但"新诗"一名不能标明其任何文体特征,"白话诗"古已有之,"自由诗"在格律体新诗出现之后已不能概括全部新诗。人们目前能够想到的命名,如"现代汉诗"、"现代诗"、"语体诗"、"西诗"等,都不大得体。"胡诗"虽然比较传神,却不大可能被普遍接受。故这一诗体,还是叫回它最初的名称"白话诗"为宜。     

藕断丝连：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的相似性

现代白话诗虽然与古典诗歌有巨大的区别,但它从各个方面都受到古典诗歌的影响。其词句语法和写作习惯、意象的选用和特点,以及修辞手法等方面都与古典诗歌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这些现象说明新诗与古典诗歌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最终会决定现代诗歌成就的高低。     

英美意象派诗歌理论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

英美意象派诗歌在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诗歌理论不仅直接加速了中国的新诗革命,还参与和影响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理论的建构。论文对英美意象派诗歌理论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阶段及特点进行了梳理,以期揭示其与中国现代新诗的不解之缘。     

论诗歌的模糊性及其翻译中的模糊处理

诗歌具有模糊性,其模糊语言创造模糊美。模糊美作为诗歌美的一部分在译作中应得到表现,译者的任务是在目的语中找到恰当的语言表达式,即能激发读者想象和联想的语言,再现原诗的模糊美。汉诗英译的模糊处理在翻译中有着特殊的功效。     

“赋诗言志”中的赋诗与答赋

《左传》、《国语》中所载的赋诗言志,是一种独特的传播接受机制,是一种用诗者依据当时普遍认可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采用相似性联想,通过断章取义的吟唱诗章委婉含蓄地表达意愿,且需对方揣测意会、双向互动才能完成的复杂而微妙的机制。     

诗谶,有意味的诗学批评样式

诗谶作为一种隐秘的诗歌类型,贯穿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始终。在诡异奇幻的形式下,它反映出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学批评观念,它的存在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因素,是作家生命形态与艺术风格紧密联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