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权的基本内涵与地权模式的时空差异北大核心CSSCI

土地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资源,土地制度也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制度。对以耕种土地为主要生产活动的乡村地区来说,土地制度对其它相关制度有很强的决定作用。本文扬弃了将地权理解成狭义的产权,转从汉语的本义来理解地权之"权",认为地权包括了治权、身份权和产权三重属性。中国历史上的地权模式存在三种"权"依次凸显的历史演进,当前正在发生的是地权的产权化过程。进而从治权、身份权和产权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当代中国地权的内在结构,并以此为框架分析中国地权模式的区域差异。其中也不可避免地探讨了地权模式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关系,认为不同的地权模式对于乡村治理形态会有相应的影响。     

地权的阶层关系属性:阶层分化与地权冲突 ———对江汉平原一个乡镇的个案分析

农村地权嵌入村庄社会关系并被其形塑.在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的当前农村,地权已深深地镶嵌进了农村阶层关系之中,阶层而非个体、家庭抑或家族作为行动者的交互作用及动机、价值取向影响着农村的地权意识.地权的社区共识被地权的阶层共识取代,使不同阶层在处置村庄土地时发生地权冲突.在这个过程中,秉持不同地权诉诸原则的阶层的利益关系、社会关系、力量对比关系、政治博弈关系以及它们的变动,都影响着地权在不同阶层间的配置及其不稳定性,地权由此深深地烙上了阶层关系的属性.地权在本质上反映的是附着在土地上的“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关系”.被烙上阶层关系属性的地权的冲突,其实质是阶层之间的冲突.     

国外土地冲突的比较分析：样态特征与治理启示

土地冲突是世界各国在转型中必将遭遇的重大挑战，但其在各国间的表现形式又有很大差异。通过对国外土地冲突研究的梳理发现，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早期的土地冲突表现为土地所有制改造中对贫农和原住民的强制剥削，成熟稳定后则表现为土地开发中公私利益的张力和地利共享与利益补偿的价值追求差异；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冲突表现为后殖民时代地权垄断格局下无地农民的反抗和地权流转过程中权力和资本对小农利益的侵害。在不同的发展经验背景下，国外土地冲突治理产生了“市场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土地冲突的诱发因素是多样的，基于“国家-市场”地权二元化改革路径通常失效。中国农村土地冲突与国外土地冲突既有相似又有很大不同，应走出地权改革的“国家-市场”二元化困境。     

论农民的地权意识与公共治理 ——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珠三角地区农民的地权意识发生了重要演变,集体所有制中的"公有制"变为"共有制",作为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也因此演变为土地财产,变成了村社集体所有农户利益的集合.地权意识的强化使得土地利益分配固化,导致物业普遍过剩且改造困难,无法适应新一轮的产业升级需求,而且阻碍了公共项目的落地实施,进而影响地区公共利益,形成地区发展低水平的均衡.村民巨大的分红诉求不断被挤压用于公共治理的村社集体资源,甚至形成与国家对抗的强大集体行动能力,国家与村级公共治理能力双重弱化.     

中国近代化转型中的农村地权关系及其演化机制——基于要素-技术-制度框架的分析

传统中国的农村地权关系在近代化转型的社会背景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国家放弃了对土地所有权的控制,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进一步深化,土地交易市场化趋势加快;应用托马斯和诺斯以及速水和拉坦的分析框架,从人口、技术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农村地权关系在近代中国转型的动力机制,会发现人口压力是近代农村地权关系演变的主要动力;而农业技术层面进步缓慢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受阻是影响农村土地制度效率的发挥以及进一步变革的内生因素.     

20世纪30、40年代费孝通地权思想浅析

20世纪30、40年代,费孝通地权思想在农村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他认为农民贫困是农、地分离的根本原因,主张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防止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地权分配与土地生产相结合,分散所有权,集合经营权,以发展农业的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费孝通地权思想来源于纯学术性质的农村调查,着眼于农业未来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具有"普适价值"与更为广泛的意义。     

近代中国东北地区地权的流变

近代东北地区地权发生两次重大转变：晚清,经历了旗地转变为民地,官有转变为私有土地的过程;民国,经历了土地集中到分散的演变。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前提条件。两次重大的地权演变,地权的集散程度共同规定着土地资源的配置,土地的商品买卖贯穿着整个过程。     

试论清水江流域的民间地汉转移——基于文书的考察

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民间地权转移方式有断卖、典卖、抵押、分家、拨换、赠送和租赁等。其中,断卖、拨换和赠送使地权永远发生转移,分家使地权重组;典卖、抵押和租赁暂时转移地权,若期满后土地变成断卖,地权则实现永久转移;地权转移契约款式和程序基本稳定,成为当地的习惯法;地权转移方式具有灵活性和可操作性,有效地促进了土地的流动,有利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农民流动与地权变动:救灾中的国家治理——两个经典命题的阐释

在荒政研究中,"灾荒是农民离村的重要推力"及"灾荒是土地兼并的杠杆"等经典命题与相关争论反映出传统农业社会自然灾害、农民离村和地权变动之间的内在关联。传统治理主要指向流民安置与地权调整,但其措施多是应景性的临时控制,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当前,自然灾害频发与人地矛盾突出等问题相互纠葛,促使国家重新审视灾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及其在现代社会的表现形态,有序引导农民流动,强化土地政策供给,构建协同共治的治理模式。     

论香港地权法律制度的基本特点

作为地权制度核心的土地所有权制度,香港既没有承袭中国封建地主私有制,也没有效仿英国,而是根据自身的特殊性,建立了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相分离、土地只租不卖的基本制度。这个制度决定了港府在土地处置中拥有双重身份和权力,从而使土地发展利用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得以比较完善的结合,为土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全面实现提供了法律保障。香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受惠于香港的地权法律制度。因此,分析研究香港地权法律制度,认识其基本特点,对“一国两制”的实现和借鉴香港经验,改革与完善我国地权法制都有相当价值。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改革开放三十年成都理工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实践与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成都理工大学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引,着力打造校园文化标识,着力提升校园文化内涵,注重构建校园文化建设平台和文化建设机制,动员全体师生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中来。通过建设,校园文化的软硬件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师生同台的校园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为学校的发展、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和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