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的西南边疆区域政治：以云南为中心(1937—1945)

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与云南地方实力派人物龙云之间的复杂关系演变，是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区域波诡云谲政治形态的重要内容。七七事变爆发初期，龙云派遣滇军出战，与蒋介石关系仍属相安。伴随全面抗战日渐深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与龙云围绕政治、军事权力诸方面展开了复杂博弈。虽然1938年7月龙云武汉之行暂缓了双方矛盾，但12月19日汪精卫由昆明出走河内，蒋介石对龙云猜疑日深；而龙云对蒋介石不断压缩地方实力派的生存空间的反击也日渐强硬，双方关系走向分裂，最终发展为蒋介石以武力改组云南省府。这一“非正常”的央地关系形态折射了国民党政权的脆弱性，呈现出近代国家建设的艰巨历程，也彰显了西南边疆与国家发展荣辱与共的时代主题。     

论民国初期南北战争之起因

民国初期的南北战争,是发生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南方军事政治集团与北京中央政权之间的内战(纯粹的军阀混战除外),包括“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等。南北战争的发生,具有多方面的原因。     

略论我国地方制度的特点

每一个国家在政权的结构方面,都存在着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统治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除了建立全国性的中央政权组织之外,还有必要将领土划分成若干部分,并按此区域的划分建立各级地方政权,以便形成系统的权力组织,有效地管理国家事务。但有了地方政权,必然会有局部利益同全国性的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所以地方制度的发展和变革,往往表现了中央同地方之间对于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当某个国家的地方制度所     

现代国家建构中权力运作的特点——以权力的IEMP模式为视角

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是现代权力网络的四大维度。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运作的特点突出表现为集中化与局部化—扩散化的运作类型、科层化的组织形态、可持续性财政体制和市场化与货币化同步的制度安排以及内部规训、内部绥靖与反思性监控的运作机制等四个方面。传统中国是个国、家同质的社会,其基础由一个个分散孤立、互不联系的家庭和扩大了的家庭——村庄等构成。直到晚清,随着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日趋分化与解体,中央权威式微,地方势力迅速膨胀,乡绅阶层由保护型经纪人向营利型经纪人蜕变,国家才开始了以国家政权官僚化与理性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强化为特征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因此,许多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学者在寻求经验研究之上的理论资源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与理论中,而迈克尔.曼关于权力的IEMP模式对于理解现代国家建构过程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政体理论重述

与古代城邦社会相比,现代国家的结构已经空前复杂化,但是,现代人却用更加简化的政体二分法来认识现代国家。政体理论不但包括谁统治,还有包括代议制、三权分立、总统制—议会制、单一制—联邦制等如何统治问题上的“政权的安排”;在方法论上,古典政体理论将不同的政体视为一个连续性的光谱,彼此很容易发生转换。但是,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这种基于事实的客观的多元论政体理论逐渐最终经历了两次蜕变而面目全非：基于事实的多元政体分类演变为基于观念之争的二元对立政体理论;以政体中的一个面向即以选举制为基础的民主面向代替长期积累起来的棱镜式混合制,理论上的误区最终导致很多转型国家的政治建设困境。政体理论需要正本清源,不但应该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还应该沿着政治与市场关系、新型国家-社会关系两个方向拓展,因为它们都构成了事实上的“政权的安排”。     

地方自治: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构想

一 民主作为国家形式,包括政体和国家结构问题。“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资产阶级政体主要有君主立宪制(又分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又分议会制共和国和总统制共和国)两大类。所谓国家的结构问题,就是国家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之间、国家整体和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结构形式分单一制国家和复合制国家两类。单一制国家根据民主原则的一般要求,必须使那些具有经济、地理和民族成分的地方实行自治;复合制国家,一般采用联邦制的结构形式。要全面认识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价值,必须同时注意各派政治人物在政体问题、国家结构形式问题上所作的探索。 以往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偏重于政体问题,而忽略了国家结     

政权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

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一个政治权力自下而上集中和自上而下渗透的双向过程.由不同层级的国家机构构成的政权组织体系则是实现权力集中和渗透的必要条件,由此开始了"政权下乡"的过程.传统社会实行"县官治县,乡绅治乡",国家治理是"无根的统治".20世纪下半期,由于底层经济社会的变革,使国家政权在乡土社会扎根.但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也面临基层官员自我利益扩张造成政治阻隔等新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唐代出使监察制度与中央决策的关系初探

作为一个庞大封建帝国的最高控制器和调节器,唐中央政权必须随时了解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动态,以便及时作出准确的反应,这是中央政权决策过程中极其关键的环节。为此,唐中央政权建立了由下至上的地方情况上报制度。但是,仅仅依靠地方各级官吏向中央作定期或不定期的报告,还是远远不够的,仍然可能出现虚报、隐瞒等行为,使中央得不到真实的和完整的信息,从而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因此,唐代中央政权在建立由下至上的地方情况上报制度的同时,又建立了另一个从上而下的出使监察制度,即由中央直接派出各种使臣到各地了解监察地方州县的情况,以作为决策时的重要依据和参考。     

抗战时期川省县长权责的演变及其影响

1939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通令各省普遍实行“新县制”以推进地方自治。国民政府借地方“自治”名义,逐渐加强中央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度。随着国家权力向下延伸与扩张,国家基层行政官员县长的职责也相应加重。同时在抗战背景下,由于军事需要,县长承担着不同以往的重任。县长不仅必须努力推进大量本职工作,还必须完成众多兼职工作。县长事繁任重影响着其行政作为的发挥,也影响着民众对县长及国民政府之观感。     

蒋介石与1935年法币政策的决策与实施

1928年之后,作为南京国民党政权的主要决策者和最高军事长官,蒋介石全力支持中央银行的成立运作及钞票的发行流通,支持对于普通商业银行的准入和货币发行进行监管.1933年实行废两改元之后,蒋介石主张加强管理和银行统一货币发行,在1934年的白银风潮之前,与孔祥熙规划币制的统一和金融整理.1935年1月,蒋介石经与孔祥熙等密商,确定要实施"统一币制".1935年3月底,对中交两行实施增资改组之后,蒋介石非常关注时局发展对货币金融领域可能带来的冲击,屡次催促加快实施币制改革.1935年11月法币实施后,蒋介石直接出面令饬地方军政当局遵守与配合,同时注意协调中央行政部门与地方军政当局的关系,在两者之间求得基本平衡.蒋介石对于政府中主持财政金融行政事务的主官基本上是信任并且支持的.蒋介石对于法币政策的及时颁行和取得成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决定性作用.     

公共卫生视野下的国家与社会之冲突与整合——以民国江西公共卫生建设为考察中心

民国时期,国家职能向现代转型,国家政权在不断渗透扩张的过程中与不符合其体制的社会因素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公共卫生是近代国家发展的重要方面,站在“传统”对立面的现代公共卫生事业与代表传统医学的社会有着“行政化”与“弥散”的冲突.被“制度化”的社会新旧杂然相陈,“刚性”的“制度化”无时无刻都处于社会“不抵抗”的抵抗之中.民国江西公共卫生建设体现了该特征.国家与社会的冲突由激烈到逐渐归复平静,最终的沉淀是双方控制与制约、渗透与制衡的整合.     

论蒋介石个人权威形成的制度因素(1931—1935)——从责任内阁制到集权政治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进行了政制改革,实行了责任内阁制,限制国民政府主席的个人权力,加强党权。很快,因孙科政局危机,蒋介石重新上台,与汪精卫达成了权力分配,实行军政分立。1935年底汪精卫遇刺后,蒋兼任行政院长,蒋介石的个人权威确立,标志着集权政治正式形成。蒋个人权威的形成有其制度空间,主要是处理危局的政治需求、行政系统的非完整、国民党中央党部权威的缺失、制衡个人权力膨胀的制度空缺。这种基于个人权威的集权政治尽管有利于应付危局,提高行政效率,但阻碍了制度权威的建立,不利于民主政治的成长与政党政治的真正实现,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命运。     

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结构的基本原则

<正> 从广义上说,国家政权结构包括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纵向结构是指中央政权和地方各级政权的相互关系;横向结构是指每级政权内部各部分权力的相互关系.本文要讨论的是国家政权的横向结构,重点是讨论国家中央政权的内部结构.三权分立原则并不专属于资本主义.三权分立原则有其科学性,我们应当继承和吸收三权分立原则的科学成分,但是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     

晚清民初中央权威衰落与诸马军阀崛起述论

发端于甘肃河州的诸马回族军阀，是影响近代以来尤其是民国以来甘宁青乃至西北政治与社会的地方军事政治集团，近代以来的中央政权经略西北，不能不将该集团的存在纳入政策与策略的考量之中。文章将探讨中央权威衰落背景下的诸马军阀崛起历史的轨迹，以及决定其崛起的诸种因素。     

论周代王权与中央集权化的统治形式

周人靠征服代替商王朝而成为天下之主，又靠分封诸侯“封建亲戚”而使夏商以来的国家政体发生了转变。 殷代的国家政体是方国联盟制，商王不过是“诸侯之长”（１），诸侯方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关系；而周代靠封建诸侯而形成了统一性的中央王朝，形成了初步的有向心力的中央集权化政权。这时天下的土地、人民均属周王所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周王已具有控制政治军事的最高权力：“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这种政治体制新格局是商代方国联盟制时期所不曾有的，而这又恰恰是成康时代的分封制所带来的新变化。周代时期初步建立的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形式，与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有很大区别，但又与殷商时代方国联盟的政治形式显然不同。周王朝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了王权，形成了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形式，为秦汉以来高度中央集权制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周代王权的加强与中央集权化现象至今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因而是值得我们注意并加以研究的。     

从贵族民主政治到中央集权

春秋战国是我国政体由宗族贵族民主政治向中央集权政治转变时期,它与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相一致。统一需要富国强兵,更需要集中内部的军事、财政、司法和行政权。通过改革,各国君主实行官僚任免制、俸禄制与郡县制。其实质是抑制与消灭卿大夫的分裂势力,最终完成国家政体由宗族贵族民主政治向中央集权政治的过渡。     

一个有关权利与权力的问题——对基层税费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国家、地方政权组织(这里指县级政权组织)、基层社会三方从自身的策略和关注出发来“建构着自己主权”的行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利益竞争关系上,来关注基层政府的税费政策和税费征缴行为。认为,县级主导的基层政权组织退出对地方公共资源的垄断经营地位,消除各种垄断权力,保护个人的经济机会和交易权利,促进单个的经济行动者成长,应该成为理顺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关系,保证基层社会长治久安的发展方向。     

美国为何未以武力挽救国民党政权

早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就将蒋介石的中国视为其远东地区的主要基地之一,因此,除了政治上设法将中国拉入大国阵营,军事上更是卖力地扶持蒋介石政权,甚至亲自出兵中国沿海一些要地,帮助国民党军队抢先接收日军投降、占领战略地区。赫尔利大使更是在１９４５年４月２日公开声明,美国只与蒋介石合作,并在经济、军事、政治上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中国国内战争爆发后,美国从各方面援助国民党,企图支持国民党从军事上“彻底解决共产党问题”。然而,当蒋介石面临军事上彻底失败、行将被逐出大陆的绝境时,美国并未将“大规模地…     

从贵阳教案“八议”的适用看咸同政局的内外变迁

贵阳教案是《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发生的一起标志性案件,延宕数年之久,最终以“八议”结案。清代“八议”制度虽明载于《大清律例》,但适用范围极为有限,近乎具文。贵阳教案以“八议”结案这一不同寻常之处,展示出司法交涉过程中交织着复杂而隐蔽的权力较量。权力较量的背后,是咸同之际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化。内部军功阶层的兴起,中央权力与地方督抚之间围绕贵阳教案展现幽微而丰富的权力关系。中央权力在面对某一位督抚时仍然具有绝对性优势,但是中央权力一旦面临军功阶层因阶层认同所形成的复杂权力网络时就会大打折扣。“八议”的适用,是对传统儒家式君臣关系短暂的复归,对军功阶层的优待,适应了政治格局的变化。清廷恩威并施,体现出富有弹性的统治策略。中法围绕“国体”展开的合法性争夺。法方试图以国际条约体系解决教案,但又以殖民话语否定清廷的主权。清廷则试图把儒学原则扩大到国际交涉,使对方的权力被包容进皇帝的统治之中。双方均试图通过持续性的话语操作将对方纳入自身的权力体系当中。在这个过程中,清廷的国家观念、交涉方式均向现代国家转变。     

国家政权建设与农材基层政权组织变迁

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经历了:“国家经纪体制”下的“乡镇自治”、“国家全能体制”下的“人民公社制度”(早期为“议行合一”制度)和“乡政村治”下的“村民自治”三种制度变迁。进入21世纪,随着传统农业财政体制向现代公共财政体制的转变,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进行了相应的治理体制改革,本文认为对此应在转变政权职能、改革事业单位体制、统一财政体制与培育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四个方面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