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视公共领域建设的政治文化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电视传媒已逐渐构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成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良性互动的重要平台,有助于达成＂理解＂与＂共识＂,培养公民政治理性和国家政治理性,推进社会和谐、社会改革和政治文明,从而成为权力机构的隐形延伸,体现了电视传媒生存的政治意义。作为传统强势媒体,电视传媒应提升自身的政治理性,积极有效地建设公共领域,提高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艺术,更好地参与和建构社会政治文明。     

美学的实践转向与文化产业

美学的实践转向所导致的文化转向使得审美活动和艺术生产的主要方式——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成为一种文化产业,大众化、消费化、休闲化以审美方式和艺术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作为实践转向的文化转向应该处理好文化产业的"生产劳动性"与"非生产劳动性"的关系;处理好意识形态方向与文化艺术规律的关系,以先进文化引领发展方向,以新颖创意引导文化产业健康发展。     

身体意识与美学的可能性

在理性一元论中心价值立场遭受普遍怀疑的当下文化语境中,感性存在方式及其价值特性如何能够重新引导美学的价值确立?在引导和实现美学可能性方面,恢复"身体的自觉"已成为今天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今天的美学需在充分理解身体意识的普遍特征基础上,充分明确人的感受性活动、感性价值的正当性,在"日常生活的美学批评"中把握文化现实的具体指向,在"非知识化"意义上使美学所从事的工作真正成为现实文化实践中的引导性活动、现实的媒介,而不仅是一种知识理性的陪衬、理性知识体系建构的补充环节。     

美学的实践转向与文化转向

美学的实践转向在现代实践转向到后现代实践转向的发展过程中,遵循着"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文化现代性"的内在逻辑。20世纪后半期的文化转向使得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及其产品的精英化和大众化界限模糊,失去了深度性而平面化,消解了形而上学性;同时,文化转向使得审美活动和艺术生产的主要方式——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成为一种文化产业,大众化、消费化、休闲化以审美方式和艺术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促进着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实践转向的文化转向应该以先进文化引领发展方向,以新颖创意引导文化产业健康发展。     

新中国的三次"美学热"

新中国60年来共经历了三次"美学热".前两次"美学热"分别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自90年代初发端至今方兴未艾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热潮,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继前两次"美学热"之后兴起的又一次"美学热".在前两次"美学热"中,审美文化与纯粹理性、实践理性一直处于复杂微妙的关系,当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热潮对于当今时代审美文化如何与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建立一种新型的和谐关系,展示了一种值得期待的良好端倪.     

以理抗争:都市集体行动的策略——以广州南园的业主维权为例

本文描述和分析了广州一个社区就物业管理费和业委会展开的集体行动,试图说明在城市中产阶层业主维权运动中,以中老年人为主体的社区运动及其行动策略的产生,一方面是“依法抗争”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受到“以理抗争”的多重文化逻辑的影响,即包括行动者基于利益理性的“依法抗争”、基于家园认同所寻求的日常生活的道德平衡,以及以往社会主义群众动员孕育的人民抗争的话语/价值体系。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以理抗争”与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以法抗争”,既有着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它推动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变。     

雷蒙·威廉斯传播研究四题述评

雷蒙·威廉斯对现代传播媒介文化的厚描是人类学现代转向、文化研究社会学转向的表现。他在传播机制研究中自发运用领导权理论,揭示了传播与政治权力和经济集团紧密相关的本质,对民主式传播的建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他关于传播文化关系和电视文化关系的研究,实质是探讨或描述包括电视在的传播系统及与外部的动态关系。威廉斯传播研究四题不仅开创了文化研究传媒转向的先河,而且对文化研究和社会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大众文化时代的审美生态与美学转向

20世纪美学从以美的本质为重心转向以审美经验的探讨为重心,在关注艺术美的同时强调审美经验和审美心理本身的意义。大众文化的主流化发展和审美化弥散,使当代美学走出经典美学的认识论路径、本体论路径和心理学路径,进入新的理论整合期,艺术哲学的视野明显扩大,并形成与生活世界的双向互动和深度沟通;审美风尚逐渐偏重功利性,世俗性的审美趣味基本取代了崇高与理想,严格自律的审美观念正在被一种泯灭了界限的泛审美观念取代。日常生活意志的感性需求持续高涨和精神崇高性的失落尽管不是绝对对立的,但是这其中潜藏着的审美文化超越性消退的危机值得关注。审美生态的更替与当下关怀的世俗性、身体美学的可能与审美体验的纵深性、大众文化的张力与审美观念的生成性,成为现代性转向后的题中之义。     

权力斗争的历史话语——谱系学与福柯对主体的重构

谱系学是福柯的历史观与主体现的集中表达.与现代性思想以理性看待历史,并把历史解读为统一进步的过程不同,谱系学方法透过权力看待历史,把历史过程解读为差异和断裂.通过谱系学方法,福柯消解了现代性思想所建构的认识主体,并用身体主体取而代之.身体主体现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历史和正确把握今天的现实社会,有助于人们以有效方式进行突破技术理性的压抑与束缚的当代解放实践.     

在转向中前进的S&TS

当代S&TS是在不断的"转向"中推进自身的。从历史和逻辑的综合视角看,S&TS经历了三次核心转向。社会学转向,主张以经验方法取代哲学的规范方法,以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观取代理性主义的科学观;人类学转向,主张以本体论的对称性取代认识论的对称性,进而以实践建构主义的科学观取代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观;应用转向,将S&TS的理论分析与现实问题相结合,推动了S&TS的技术转向与后殖民主义转向。S&TS"转向事业"的核心在于回归生活世界中的科学和技术,从实践视角反思科学技术及其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关系。     

山上与山下:从清水祖师巡境仪式看社会的构成

本文基于在福建安溪清水岩的田野调查，围绕清水祖师迎春绕境仪式，考察清水岩所在的蓬莱山与山下平原社会的关系。居于半山的清水岩，一半和山下社会粘合，一半与山上非人世界相连。清水祖师巡境仪式使岩下社会组成特定的地域共同体，形成社会化程度强弱有序的生活节律并实现周期性的更新重生。清水岩又与山顶象征的非人世界相通，通过在山上和山下之间流通的物，为山下社会引入超越性灵力，赋予各种人、物及其代表的共同体以神圣性。清水岩的中间性或双重性，是安溪人对其生活世界的划分和认知。活跃于山岩的士、僧、道被奉为真人，穿行于山上和山下，跨越人间社会和非人世界，融通自然和社会。清水岩呈现的不仅是安溪人的社会观，也是其人观。     

影视中的跨文化传播

影视既是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又是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大众艺术,它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重要文化现象,是影响亿万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艺术。其中,译制片是人类跨文化传播在现代社会的集中表现,是跨文化传播的结晶。     

"Political Islam" and Western Society

The term "political Islam" sounds strange to people who are not familiar with Muhammad's teaching: how can a religion be political? To a Muslim—for whom religion is inseparable from politics, the state, and from all spheres of a person's life—this formula seems equally strange, but for a different reason entirely. After all, in Islam there is no division into secular power and spiritual power; in fact, the Church as an institution does not even exist. The Christian formula "Render therefore unto Caesar the things which are Caesar's; and unto God the things that are God's" [Matthew 22:21] is unacceptable to Islam; and the Muslim rulers, beginning with the caliphs, have embodied both spiritual and secular power at the same time. From a Muslim standpoint, Islam's political influence is a natural phenomenon.     

创意与节约并举——陕西影视产业发展路径再探寻

在当今世界,文化创意产业已不再仅仅是个概念,而是有着巨大经济效益的直接现实,是以创意为核心的,向大众提供文化、艺术、精神、心理、娱乐产品的新兴产业。对于拥有先天文化资源优势,意欲建设文化强省的陕西来说,如何将其付诸实施,是新世纪陕西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尤为迫切解决的实际诉求。     

王安忆小说的“地母精神”与现代市民价值观

“地母精神”最早由张爱玲提出.所谓“地母精神”,即肯定女性生存繁衍价值、对凡俗人生的投入与物质理性.王安忆不但在散文中明确表达她对地母精神的认同,而且在她的作品中表现出了鲜明的“地母精神”.这种“重女抑男”的地母精神与现代市民价值观中以人为本、生本位、物质理性的价值取向紧密相连,是现代都市发展的产物.“地母精神”是对传统家国叙事的反拨,体现了日常现代性的追求,但其并不能并入任何女性主义的流派,而是超越了性别对立的一种女性观、民间观和创作观.     

Won't You Be My Neighbor? Norms of Cooperation,Public Broadcasting,and the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Objectives.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suggests that public broadcasting stations should not receive the empirically observed level of member support they do. Why do people contribute to public television when they can view it without contributing? Methods. The hypothesis tested is that “norms of cooperation” govern the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in collective action situations. This article tests the hypothesis with an original survey of public television viewers in three large communities. Results. The survey data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norms of cooperation” hypothesis.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characteristics of an individual that measure cooperation, the more likely the individual is to give to public broadcasting, all other factors being equal. Conclusions. Norms of cooperation—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capital—help overcome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where it concerns public television contributions.     

冒险与现代性 齐美尔思想与生活图景的冒险内核及其现代性意涵

“冒险”在齐美尔研究中一直未受到太多的重视。本文尝试在阐明齐美尔冒险概念意涵的基础上,以冒险视角审视齐美尔的核心议题和日常生活,揭示齐美尔思想和生活图景中的冒险内核。从冒险的角度看,齐美尔的“文化”实际上是精神生命的冒险,文化悲剧意味着冒险的阻断,绝对生命自我超越的本性表明生命的本质就是不断地冒险与更新,冒险在绝对生命的力量之下必然持续不息。齐美尔的研究方法和生活方式同样富有冒险意味。思想和生活图景的冒险内核让齐美尔成为了波德莱尔意义上的第一位现代性理论家、福柯意义上具有现代性态度的启蒙者。     

弗洛伊德的案例剧场:忏悔者与生活世界(下)

在上篇所建立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之上,本篇试图集中到弗洛伊德的五个经典案例,通过约翰·奥尼尔对于这五个案例的理论思考,将精神分析传统中的忏悔现象及其理论置于经典社会理论乃至西方文明的传统之中,并最终将讨论落实在生活世界中的理性与存在问题之上。文章最终回到黑格尔,主张理性必须落在此在之在（Da-sein）并因而是个体存在之意义世界中。与忏悔相关,既存在着一种作为存在之形式（form of being）的理性,又存在着一种作为生命意志（will of life）的理性。第二种理性,也即来自于此在之在的状态,可能是理性真正的困难所在。从这个角度来说,康德对于启蒙所提出的要求,或许正可以落实在弗洛伊德的诊所技术之上。     

“陕军品牌”：文学创作与影视产业

陕西素有"文学重镇"之称,陕西当代文学创作与影视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陕西有多位专业作家正在逐步转型为文字文本和影视文本两栖的作家,同时,涌现出一批专职从事影视剧本创作的作家,其影视文学创作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影视艺术借助文学创作之力,促使文学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影视的文化优势,是发展陕西影视文化产业行之有效的举措.     

陈忠实创作道路的文化意义

陈忠实创作道路具有重大的文化创造意涵。其一是早期农村生活奠定了作家民间化平民文化情感立场和文化价值观念,打造了鲜明独特的民族化、乡土化、地域性本土文学底色;其二是对文学与人民、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明确认知,使作家始终保持与人民母亲的血肉联系;其三是从为谋生而文学走向为实现生命价值和民族复兴而文学,成为夸父追日、精卫填海般勇毅执着文学事业的励志书;其四是不断进行精神的与艺术的"剥离",不断地拓新自我社会文化圈,不断择优、趋优,定义自我和超越自我,登攀文学艺术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