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白的隐逸

试论李白的隐逸孙波一、中国古代的隐逸原型隐逸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李白的隐逸只不过是这现象中的一角风景。因此，只有把李白的隐逸投放在中国古代的隐逸现象的大背景中，才能正确把握李白的隐逸。中国有记载的比较早的隐士是尧时代的许由。据载，尧想把天下...     

先秦隐逸群体浅论

《后汉书·岑彭传》云;“招聘隐逸,与参政事.”后《晋书》设《隐逸传》,隐逸这一名词遂被广泛使用,成为隐居之人的通称.事实上,隐逸作为“中国社会的特产”,在先秦时期即以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群体之面貌出现于历史舞台.时人谓之:“隐者”、“逸民”等.早有学者明确指出:隐逸的出现有着君主政治的独特背景和农村社会的坚实基础.先秦时期由“君臣父子”的严密秩序到“天下无道”的“季世”,君主政治的专制成份日渐加强,而这恰又是隐逸产生和得以发展的背景.也就是说,君主政治的专制因素在走上成熟的历程中,与之相应的那套统治结构,显然无法容忍和吸纳在思想主张和生活情趣上迥异于世俗之众的隐逸群体;而所在皆是的个     

“尧让天下于许由”:政治根本原理的寓言表述——《庄子·逍遥游》的内在主题

<庄子·逍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并非通常所理解的那样,贬唐尧而崇许由,在表层的寓言叙述下内蕴着对政治智慧的深刻思考.尧让天下于许由的寓言表明了治天下的最高政治智慧,就是让天下人自己治理自己,这就是所谓的无为原则,它将治天下转换为安天下,进一步又将安天下提升到让天下自安的层次.由此,最高治理智慧不过是藏天下于天下的主题便得以呈现.     

唐后期淮颍(蔡)水运的利用与影响

一、淮颍(蔡)水运的地理概念 淮颍(蔡)水运是一条历史悠久的运道,它实际上包括颍、蔡水与淮水两部分。颍水,是淮河北岸最大的支流,源出河南登封县界的少室山,呈东南流向,经项城(今河南省沈丘)、潁州(今河南省汝阴),在颍口(今安徽省寿县西)汇入淮河。蔡水,即古沙水,战国至秦汉时期属于著名的鸿沟水道系统。魏晋以后改称蔡水。隋唐时期,蔡水的上游又叫“琵琶沟水”,可与汴河(即通济渠汴河以东段)贯通,经汴州尉氏县(今河南尉氏)、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在项城与颍水交会,然后与颍水一起在颍口入淮。颍、蔡二水流经汴、宋、陈、蔡,宛如一条纽带,将汴河水     

六朝隐逸情调与美学风貌

中国隐逸的历史状貌及其在六朝的表现 隐逸是中国社会的中上士层的特有现象,它几乎绵延于整个历史进程中,它是由中国士与社会统治集团之间的特有关系所决定的。这种关系在处置上具有一定的弹性和张缩余地。儒家提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藏”的模式,后来进     

魏晋隐逸观念与山水文学的兴起

本文通过对汉末魏晋时期隐逸观念的考察,分析了隐逸与山水文学兴起之间的关系,认为隐逸文化中的山水意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积淀过程,它孕育于先秦,萌生于汉末魏晋时期,而此期隐逸观念的发展变化,是隐逸文化中山水意识勃兴的关键,它对山水文学的兴起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台南陈氏二女诗有序

台湾陈登志士而医有声。自台湾割于日本。尽室徒厦门。制药为业。有二女。锦绣瑞云鉴从姊适萧不睦。且弟某弗缵父绪。共矢不嫁。锦绣今五十三岁矣。父前殁瑞云亦逝事母守旧业。泊如也。意甚苦而行芳。事极难而志远。若二女者。殆巾帼之隐逸。而闺阁之狂■。可无诗与。万古男女续五伦夫妇始。若皆言独身道灭世将毁。尧时有许由。龙门记其事。尼父贵中行。亦思狂简士。常变理万殊。要各行其是。心可质天地。异迹实同揆。我闻陈氏     

《庄子》及其注释中的许由形象探究

许由在《庄子》中共出现8次,其中内篇2次.在浩如烟海的《庄子》注解中,围绕“许由”是何形象,形成三派主要观点:一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贬唐尧而崇许由”派,他们认为许由是适性自由的隐者或贤者,属道家形象;二是以郭象为代表的“劣许而优尧”派,他们认为许由形象似儒家,但其境界不如圣人;三是以德清为代表的“以佛释庄”派,他们认为许由是佛教破我执之先锋,是真人而真知者.     

庄子论隐逸三要素

我曾说正义、自由、权变(待时)、生存、冷漠是隐逸五要素。五要素的不同表现与组合,构筑着中国隐逸史的干姿百态。我又说孔子提出了正义、生存、权变(详拙文《孔子论隐逸三要素》,载《江汉论坛》1991年第9期)。说过了孔子现来说庄子。《庄子》一书是庄子学派的著作汇编,故本文所说的庄子思想,实指庄子学派的思想。《庄子》一书本来就充满了矛盾,其中也不乏与儒家相通的地方。如论隐逸,他也赞扬伯夷叔齐不污其身苟取富贵,而是避之以洁其行的正义;又说隐逸是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而深根宁极而待的待时。不过,对这两者,他都不如儒家讲得透且好,决定庄之为庄的也不在这上面。庄论隐逸的特色是阐释了自由与冷漠,并对生存给出了不同于儒家的新说明。     

中国古代山水隐逸文学中“渔”的意蕴

渔,本是人们普通生产劳动的一大内容.但在中国隐逸史上,以渔为隐成为一种隐于水的方式.“古来贤哲,多隐于渔”(刘克庄《木兰花慢·渔父词》),由于中国士人对隐逸的崇尚,历史地赋予了“渔”以深厚的内涵,而历代诗人作家把这种深厚的内涵转移给文学,在山水隐逸文学作品中对“渔”歌吟不绝.因此“渔”遂成为传统的文学题材,并且为古代山水隐逸文学蓄积了一般题材所难以具备的丰厚底蕴,创造出一般题材所不能替代的意象和意境.     

晚唐隐逸冲淡诗派初探

晚唐诗人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方干、郑谷、曹邺、司空图等人面对末世衰代,胸有大志,却无用武之地,他们尽管思想和人生态度有别,但其悲观心理与绝望情绪是一致的。他们提倡隐逸冲淡文学,书忧愤于江湖隐逸之别途,系淡漠于山水田园之致景,构成了晚唐诗坛一个涵盖面更为广泛的诗歌流派——隐逸冲淡诗派,代表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开始时代一部分士大夫文人于无奈之中消极避世的社会心态和审美情趣。     

论唐诗中的隐逸旋律

隐逸是唐诗的一贯主题,唐代隐逸诗的大量出现是唐代群体作家隐逸人格的衍变发展在艺术创作中的必然反映。本文从历时性角度出发,勾勒唐代隐逸主题的嬗变轨迹,辨析不同历史阶段唐人隐逸生活情趣、精神风貌之不同及其产生的主要原因。     

李白与唐代的隐逸之风

李白与唐代的隐逸之风葛景春一、唐代的隐逸之风隐逸从上古时就有了，中国古代的士人说起来只有三种，就是儒士、侠士和隐士。隐士的流变性很大，真正甘心做一辈子隐士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是迫不得已才做隐士的。《新唐书·隐逸传序》把隐士分为三种：＂古之隐者，大抵有...     

魏晋隐士及其品格

魏晋士人的隐逸之风与当时的时局有直接的关系 ,并受到社会思潮玄学的影响 ,也与士人的性格有关。魏晋士人隐逸不仅人数多 ,而且隐逸方式多样。此时有三种隐逸 :山林之隐、朝隐、田园之隐。不同的隐逸方式表现了士人不同的品格和追求。真正的隐逸其实是难做到的。山林之隐需忍受艰苦的生活 ,只有少数人能坚持下来 ;朝隐则将出世与入仕相结合 ,既不失利禄又可获得隐逸的清高 ,一些人以朝隐标榜“高雅”;一些人则以朝隐避祸保身 ,朝隐者算不上隐士。陶渊明隐居田园 ,淡薄名利 ,返朴归真 ,以其高洁的人格成为古代隐士的榜样。     

论郭璞游仙诗的自叙性

从《楚辞·远游》以来,游仙诗中总会有“列仙之趣”,同时也寄寓着作者某种现实的感情。郭璞《游仙》诗也并不例外,但他其实并不相信神仙,他完全是借仙境来写人间,并且带有强烈的自叙传性质。诗人痛感天下丧乱,人生苦短,欲以道术自立,有着浓厚的隐逸与享乐的倾向。“列仙之趣”不过是郭璞咏怀的符号,中国抒情诗从此有了更广阔的天地。     

隐与宋之问

对宋之问的研究,论者多从其对诗歌格律的贡献和宫廷文学侍从的身份出发,作了较为丰富的关注,对于他的隐逸诗作和隐逸思想的研究,迄今无人涉及。但宋之问作为初唐宫廷文学的干将之一,他有相当数量的隐逸佳作,这些作品表达了他不同时期的不同内蕴和风格的隐逸之思。     

遗民与贰臣：易代之际士人的生存或文化抉择——以明清之际为中心

真正意义上的遗民,即以王朝认同为理由决定不仕的人,而不是一般的隐逸之士。遗民作为符号,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对应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内涵。一般的改朝换代只是朝廷变姓易主,衣冠礼乐还是照旧,从士大夫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感觉不到多大变化。而像赵宋亡于蒙元,朱明为满清取代,异族入主中原,情况就不同了。是文明、文化之亡,也就是顾炎武所谓的“亡天下”,绵延数千年的华夏文明由此面临存亡的危机。本文以明清易代之际为例,从遗民与文化守护之责、清初士大夫群体的分化、贰臣所处的舆论环境三方面,分析身处其间的士大夫所做出的生存策略或文化认同的抉择。     

中古隐逸诗的情感表现

隐逸诗经过了先秦两汉时期的萌芽状态,由抒发个体对社会的不满之情到魏晋六朝时期已经成为一种审美理想,其决定性的因素就在于创作主体对表现客体——隐逸进行审美创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情感表现。只有在情感得以真实、自然的表现过程中,隐逸理想和隐逸生活才能拥有更大的魅力。     

船山公天下思想的共享伦理意蕴

正船山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历史上"天下为公"的伦理命题,创造性地提出"公天下"的思想,并对之作出了深刻的阐释论证,以之来洞察文明机理、揭橥历史进程、品评人物是非,建构起了颇具特色的价值哲学和历史哲学理论体系。首先,船山之"公天下"奠基于"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之价值判断,力主以维护天下人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为最高价值指向,提出了"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价值观念,要求生活于天下的所有人都应当而且必须将自身的个人利益与天下人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寻求与他人利益和社会     

船山公天下思想的共享伦理意蕴SSCI

<正>船山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历史上"天下为公"的伦理命题,创造性地提出"公天下"的思想,并对之作出了深刻的阐释论证,以之来洞察文明机理、揭橥历史进程、品评人物是非,建构起了颇具特色的价值哲学和历史哲学理论体系。首先,船山之"公天下"奠基于"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之价值判断,力主以维护天下人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为最高价值指向,提出了"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价值观念,要求生活于天下的所有人都应当而且必须将自身的个人利益与天下人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寻求与他人利益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