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罗斯特诗歌Mending Wall的及物性分析

基于系统功能语法中的及物性理论,统计分析了弗罗斯特的诗歌Mending Wall中及物性过程分布特征,进而论述诗歌中及物性特征的选择对解读诗歌主题的文体作用,以此证明及物性结构的分布特征乃是作者突显诗歌主题所作的一种选择。     

及物性选择与主题突显的等效分析——以舍伍德·安德森《手》为例

从及物性系统这一角度切入,尝试探讨舍伍德·安德森《手》的相关文体特征在塑造人物形象以及体现人物的主题性特征等方面的作用。分析发现: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作者对及物性系统的选择有着直接关系,及物性系统为人物主题性特点的推导提供有力的语言依据。及物性系统分析有助于突显作品主题以及彰显作家的创作意图。     

《牧师的女儿们》的及物性分析

继韩礼德对威廉·戈尔丁的The Inheritors(<继承者>)分析之后,及物性分析模式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文体分析中.通过对劳伦斯中篇小说<牧师的女儿们>进行及物系统分析,可展示作者对及物性系统的选择和该系统在人物刻画、情节组织以及主题表达方面的作用.实践证明,及物系统分析是揭示作品主题,挖掘美学效果的较好方法.     

人类灵魂的拷问——《一桶白葡萄酒》的及物性分析

运用体现概念功能的及物性系统对埃德加·爱伦·坡的小说《一桶白葡萄酒》进行文体分析,从及物性这一角度出发,深度剖析了作者对及物性系统的选择和该系统在塑造人物、组织情节以及表达深刻主题方面的作用,从而揭示出这些文体选择所传递的深层含义。     

《陌上桑》解读——作者意图·叙述结构·读者接受

写一篇作品,作者自然要表述自己的意图。在《陌上桑》这首诗中,作者的意图是要塑造“秦罗敷”这个完美的女性形象。然而作者的表述意图是一回事,能否让读者把握作者的意图,如何把握甚至强化作者的意图又是一回事,特别是后者,可以说是衡量作者的创作成功与否的一把尺子。因为作品的生命力,取决于不同时空的读者的接受。 纵观全诗,作者采用的叙述方式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虽然作者占据了全知全能叙述的有利地位,但同时也为自己意图的表达和实现设置了阻碍。因为运用第三人称客观叙述,作     

运用及物性理论分析童话《丑小鸭》

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运用于语篇分析中,可以使文本分析更加科学、客观.本文尝试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及物性理论分析经典童话<丑小鸭>,考察六大过程类型在语篇中的分布,并就主要过程类型所实现的功能进行了实例分析,证明这一分析模式在揭示语篇的主题意义和作者的创作意图等方面有较强的说服力.     

异口同声的集体道白——《黑暗,光明》的及物性研究

本文结合文学理论和语篇分析的方法讨论澳大利亚女作家海伦.加纳创作的短篇小说《黑暗,光明》,力图用宏观的文学理论引导微观的语篇分析,使文评观点和语言理据相互佐证和支持。研究发现该作品具有较大的语篇潜势:作者集中使用心理过程、语言过程和关系过程等及物性特征,充分又微妙地实现了作品的主题意义,即一个群体强烈的"他者"意识。     

语篇主题构建的数量象似性解读

作者在构建语篇主题时,会对语篇的语音、词汇、句式乃至语篇结构等语言形式作一些特殊安排,其中包括语符数的选择,从语言形式上凸显所要表达的思想,即语篇的语言形式和语篇主题的构建具有象似性。对于简单的主题,作者倾向于选择简单的语言形式和少的语符数;而对于复杂的主题,作者则会选择复杂的语言形式和多的语符数,所以说,语篇的主题构建具有数量象似性特征。本文认为,语篇中的语音数量象似性、词汇数量象似性、句式数量象似性和语篇结构数量象似性从形式上具有凸显语篇主旨的作用,有助于读者对语篇主题构建的解读。     

凌叔华和丁玲的两部同性恋小说的主题差异

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和丁玲的《暑假中》都是描写女同性恋生活的作品。两部小说虽然有着主题上的某种一致性,但更有着主题表达上的些许差异。前者的主要意图是表达旧的传统势力的强大和女性同盟消亡的迫不得已,而后者则敏锐地捕捉到女性自身的局限才是导致女性同盟破裂的主要原因。这种差异与作者本人的思想、经历有很大关系。     

对《震撼世界的审判》中权势关系的及物性分析

运用韩礼德提出的三大元功能理论的概念功能的语义系统,即及物性系统理论来对高级英语教程第一册中约翰.斯科普斯的《震撼世界的审判》一文进行分析,揭示了作者对及物性系统的选择运用和权势关系表现之间的关系,以及作者如何通过这种分析模式具体描绘人物形象、揭示小说主题。     

论翻译文体学视域下典籍英译的文体选择与翻译策略

典籍英译译者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进行文体选择的过程。译者基于自身的背景知识．采用相应的翻译把自己的信息意图通过文体选择传达给译语读者。译者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并不重．重的是译语读者基于译者的文体选择进行逆证推理所获得的关于译者信息意图的一系列设想与原语读者基于原作者的文体选择进行逆证推理所获得的关于原作者信息意图的一系列设想是否一致。如果译者不仅保留了原作者的信息意图,而且其文体选择给译语读者的推理距离与原作者文体选择给原语读者的推理距离基本一致．其译文即可被认为是忠实于原交际行为的翻译。     

美国总统就职演说辞的言外之力——以克林顿总统就职演说为例

指出美国总统借助于就职演说宣布自己的施政纲领，劝说公众接受并支持这个纲领，具有明显的意图性；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阐释了人们如何运用语言表达言外之力，从而在表达语义的同时实现某一意图和目的，这从理论上说明了美国总统就职演说辞的言外之力；成功的就职演说要运用多种语言方法，如衔接手段、修辞格等挖掘语篇的言外之力，以保证演说意图的实现。     

论意向性及言语行为理论发展的"瓶颈"

意向性是人的意识活动的根本特征,意向联系着言语与现实世界,人通过言语表达自己的意向,反映自己的意识活动。意向性首先是精神哲学研究最为深入的哲学概念,后来被语言哲学家用到语言哲学的研究之中。通过对于意向性和言语行为理论研究状况的介绍,分析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提出意向性是言语行为理论得以产生的重要理论依据,进而指出言语行为理论发展的“瓶颈”。     

回本溯源——论《长恨歌》的感伤主题

《长恨歌》的主题,有讽喻说、婉讽说、爱情说、隐事说、感伤说、多重主题说和无主题说等。白居易在自编诗集中将其归入＂感伤＂类,这是探讨《长恨歌》主题的本源,研究者在探讨《长恨歌》主题的时候应该充分尊重作者写作《长恨歌》的本意。本文在《长恨歌》主题研究回顾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唐杨妃故事的传播与接受状况,从《长恨歌》和《李夫人》之对读中去理解＂恨＂之释义,以及从白居易的人生经历等方面去解读《长恨歌》的感伤主题。     

论赫施的诠释学目的

赫施在其作品《validity inInterpretation》中认为诠释要回到作者原意,这才是文本的含义①,并且这种含义是可以得到确定的。因而诠释就是要拯救作者,拯救作者原意的中心地位。于是赫施在文中表述了对三种意见的反对,由此可以理解赫施的基本意图、作者的真实意图,也为正确理解文本含义提供了有效的借鉴。     

悉尼语法和加的夫语法的存在句句法—语义分析

文章旨在从系统功能语法的视角探讨英语存在(小)句的句法一语义分析。研究表明.在悉尼语法的及物性分析中,存在句可能是存在过程、(属性型或识别型)关系过程或物质过程小句;而在加的夫语法的及物性分析中,存在句可能是(地点型、属性型、方向型、属有型)关系过程或动作过程小句。在主位分析上,悉尼语法把句首的表示存在意义的There当作无标记的主位;而加的夫语法把There(和be)当作“主位引发语”,把动词后的名词词组当作“存在型强势主位”(可能由“简单载体”、过程和“目的地”、过程和“受事一载体”或过程和“受事”充当)。悉尼语法和加的夫语法在存在句的人际意义和句法分析方面则基本相同。      

从“黄昏”意象看《边城》的悲剧情怀和隐忧意识

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沈从文的创作心理和小说产生的环境,对其代表作品《边城》中的“黄昏”意象进行解读.文章主要由语词、意象、主题三个层面来展开.通过总结“黄昏”意象出现的次数,在对“黄昏”各个意象进行分析之后,提出《边城》表现了人神（主要指傩神）之间隔阂的悲剧,传达沈从文对本民族（苗族）在汉族文化冲击下可能被湮灭的担忧的同时,还表现出沈从文的现代性反思.     

灵肉冲突和分裂的世界——曹乃谦小说的矛盾文化内涵

曹乃谦虽然对其笔下的山西雁北世界充满了太多的感情,但这个世界并非被认为的那样是一片"净土",毋宁说这是一个分裂的空间,其时间指向上的暧昧不明使得小说在意义的读解上呈现出多义性的一面,作者把乡土世界简化为食色人生的主题,其实反映的是作者对现实和历史无力把握的心理体验和经验。而其小说在描写食色人生时又呈现出灵肉分离的一面:"我"对灵的注重对应乡土农民对赤裸裸的肉欲的饥渴,这些都透露出作者背后深深的矛盾和焦虑,故此,与其说曹乃谦乃一"真正的乡巴佬",毋宁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文人,小说世界呈现出的矛盾和分裂其实是作者内心情感体验和思想分裂的表征。     

政治演说的批评语篇分析——解读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

以批评性语篇分析理论为基础,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依据,从及物性、情态和预设三方面对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进行分析。具体而言,林肯在演讲中运用了多种语言策略,包括使用表示物质过程和心理过程的句子,使用人称代词和情态动词“我们”,通过大量的含蓄的预设来传达没有明示的信息。     

沉郁厚重的文化历史书写——试论唐浩明历史小说中的文化意蕴

唐浩明的《曾国藩》等系列历史小说,具有沉郁厚重的文化意蕴,这是其区别于同时期其它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从情节构架、形象选择与塑造、叙事体式及史料处理等方面可以看出唐浩明历史小说文化意蕴的具体表现及其带给创作的影响,它深化了作品的思想意蕴,传达了作者的文化忧思和文化关怀;但对小说美学的深化方面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遮蔽。它是对过往历史小说文化色彩的承续和发展,也是世纪末社会文化思潮在历史小说创作中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