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认识是如何可能的？评康德的“普遍历史的理念”

“普遍历史的理念”是康德剖解历史意义的理性工具,它使其先天地理解人类整体历史的构想成为可能,并由此建立了具有批判哲学特色的历史哲学。本文主要评析这一重要概念,以彰显其历史研究的独特品格。     

公民社会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的"人民记忆"

在当代中国法治、人权和宪政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众多的政治学家、法学家从不同视角,对权利主体予以了阐释.无论是为了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还是为了弘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都离不开"人民"这个轴心概念..     

公民社会成长:俄罗斯法治进程的关键变量

从历史上看,作为法治基础的公民社会的成长是俄罗斯法治发展的关键变量.在19世纪前的“公社世界”,俄罗斯公民社会被王权及专制制度湮没,法治无生存之地;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国家吞并公民社会,法治走向虚无;戈氏改革以来,公民社会有所发展,但问题十分突出.法治在专制传统深厚的俄罗斯的发展仍步履维艰.     

儒家文化传统与法治社会中的公民意识塑造

公民意识塑造在转型国家的法治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遗传因素的浓重影响,导致儒家化传统对我国公民意识的塑造产生了深层的影响,因此,把握时代潮流而扬弃儒家化传统．进而重塑公民意识和推进法治秩序的建立,就显得重要而紧迫。     

普遍主义,还是中国特色——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中国境遇

关于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一种"普遍主义"的公民社会观。"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在理论上论证西方公民社会的普世性,认为公民社会对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推进政治民主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并以当下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现状来表明西方公民社会移植中国的可行性。然而,"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是普遍主义思维方式下的产物,它难以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且西方的公民社会自身就是一个存在多重内在矛盾的复杂结构。实际上,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一成不变的社会发展模式,任何社会理论都是一种地方性叙事,它深深地嵌入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立足历史传统以及现实国情,建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而非简单地照搬"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应当体现出主体中国的理论自觉,能够回应并实现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和公民身份塑造。     

公民意识--法治社会的保障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公民意识是法治社会的保障.但在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影响我国公民意识形成的消极因素,必须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教育水平,加强公民教育和制度建设,实现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等途径,增强适应社会发展的公民意识.     

历史意义的焦虑:“普遍历史”的回应及其病理

历史过程的时间性指向一种历史沧桑感,其核心是历史的无常性,表现为历史过程的偶然、变易与无序,由此而有在历史中生存的意义焦虑。西方思想将历史无常体验为历史意义的虚无,并通过“普遍历史”构筑的“普遍性”,来抗拒历史的无常。最能体现西方文明性格的普遍性（universality）由两种传统构成：一是古希腊哲学提供的概念化思想工具,它使得普遍性在语言及其逻辑机制中以概念化运动方式加以建立,这种普遍性意味着脱离质料的形式;二由基督教尤其是其中的保罗传统提供,它意味着隔断一切自然与文明论脉络的超越的普遍性,同时它将历史的意义系之于末世论的未来,这一未来意味着一种在时间之中消解时间—历史而抵达永恒的“特殊时刻”。以上两者结合,形成了西方近代历史哲学中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回应的是“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同时又内在包含着对“历史中的意义”的贬抑,因而它意味着对历史的非历史处理,由此而难以避免历史终结的病理,这一病理最终导致的是历史意识的丧失。     

公民意识的法治功能及其实现

公民意识与现代法治有着不可割裂的密切关系。在我们实现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必须注重充分发挥公民意识功能,促进法治社会早日建立,为此,不但要努力提高公民素质,确立符合时代要求的公民意识,而且要大力推进民主政治改革,建立公民意识功能的实现机制。     

从自然状态到公民社会——康德现代国家观起源的演绎逻辑及其意义

康德关于现代国家起源的论证是其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康德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人自由权利的绝对性之上.据此,他从社会契约论的逻辑发展和大自然合目的性的历史进程出发,推演出人类社会必将会从野蛮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文明的公民社会.这样产生的现代国家作为自由法则的人格化,就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坚实基础.康德所确立的原则与精神在今天愈发显示出特别的理论生命力.     

西方传统社会契约理念的历史建构

社会契约理念是西方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时代社会契约作为一种方法论被一些政治哲学家所运用,但在19世纪前的欧洲,社会契约是被作为一种社会历史事实加以确认的。这种被作为一种社会历史事实的社会契约,其理念有其自我生成、演化与嬗变的历史建构过程。大致先后经历了古希腊晚期形成的针对社会个体的“原子契约”理念、中世纪时期形成的针对社会不同主体的“多重契约”理念、宗教改革后形成的关于政治国家合法性解释的社会契约理念,以及在康德的哲学中关于政治合法性与道德自律性相统一的社会契约理念四个历史阶段。     

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理念及机制建构

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价值目标是建设法治社会。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需要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水平。应以保障人权、公平正义、民主参与和权力制约的法治理念为导引,进一步完善民生民权保障的法制;加强依法行政,完善行政法制模式;强化公众民主参与机制;加强基层民主自治,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健全多元化的公民权利救济机制,拓展法院的司法功能。     

公民社会诉求与和谐理念的效力

公民社会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结构,由三大基本领域组成,其中每一领域都具有独特的性质和要求,都需要在社会的发展中予以关注和应答,和谐理念就是这样一种积极回应。在应该的意义上,社会要达到和谐,需要为国家行动设计"利益秩序置后"的规则,需要在"公民授权"和"公权惠民"两个基本规则上实现质的突破。如何把人民主权原则设计为更具有行动性质的授权机制,如何把为人民服务的信念转化为惠民的行动规则,这是当前实现和谐理念的现实突破点。     

网络“公民性”社会资本的规制与法治秩序的构建

网络“公民性”社会资本的发展,对法治秩序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非理性因素,对伦理秩序和法治秩序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因此,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从而充分发挥其对法治秩序的重要支撑作用,推进民主和法治进程。     

中国近代公民教育的历史逻辑:基于对公民身份的省察

公民教育既是永恒范畴也是历史范畴,它与公民身份之间具有互构性。以此视角和方法来省察中国由臣民向公民的嬗变史,可以发现,外在线索上,中国近代公民教育呈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民族主义取向;内在逻辑方面,呈现出浓重的本土特色。     

从维柯到康德:前马克思时期的文化哲学

文化哲学发轫于18世纪,首推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在质疑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时,维柯在《新科学》用"人类的形而上学"或者"人类心智上的形而上学"概念,以对抗科学理性的形而上学,创立了事实上的文化哲学。此后的康德认为,理性胜利的思想要远远高于只关心人的自然生存的本能。自然本身不包含人类事业的理性构造,达不到真正的"人"的目的。使人从自然物过渡为一个理性物的中介就是文化。康德关于文化的思考是从自然与社会之关系着眼的。康德的文化哲学理念是以人的社会性(类特性)为中心的。18世纪是"文化史观"的世纪,马克思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新世界观的基础上批判地接受文化过程对人的形成意义,以及如何使之更科学化。     

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与法治社会的生成

法律意识是法治模式构造、运行与变迁的先导和基础,直接决定和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法治状态和法治水平;法治的实践,不仅意味着社会管理结构的改革与制度模式的变迁,更意味着人们的法律意识与法制实践的同步更新与发展。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总体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但与法治的内在要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公民法律意识只有根植于丰厚的法治社会生成的土壤之中方能得以历练和提高,这就要求进一步完善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塑造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多元文化环境,用民主和法治铸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法治社会构建中的高校纪检监察工作理念的探析

在法治社会构建中,高校纪检监察亦应紧随着高等教育法治化的进程,始终坚定围绕＂法治＂这一主线而开展工作,特别是在现阶段我国高校面临的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高校中权力腐败现象的存在与蔓延,要求在法治社会构建中的高校必须强化以法治运行的＂主权在民＂、＂权力制衡＂、＂律以致用＂、＂法律至上＂四大理念来指导自身的纪检监察工作,以实现我国高校纪检监察法治的良性运作,由此有益推动高等教育的法治化进程。     

“社会责任”:当代社会发展理念的新发展

伴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发展理念的变化,承担社会责任理念逐渐由企业扩展到了政府和公民的层面,从而构成了"企业社会责任——政府社会责任——公民社会责任"的三重社会责任承担图式。本文较为详尽地考察了当代社会责任范畴的演进过程,阐明了社会责任的"三位一体"联动机制思想对于当代社会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作用,并揭示了在我国目前机遇与矛盾并存的关键时期,社会发展的责任诉求是迎接未来挑战的必然选择。     

转型期我国公民群体性政治参与良性发展的法治路径探讨

群体性政治参与是当前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社会转型期的公民群体性政治参与呈现出膨胀性、分散性、非理性和突发性等问题特征。解决这些问题,实现转型期我国公民群体性政治参与的良性发展,必须选择法治的路径。因为法治能够为群体性政治参与的良性发展提供成熟的理性公民、理性的行为范式、公平的价值理念、有效的制度保障。可以从立法、执法、守法和司法四个环节入手,完善法治机制,推进公民群体性政治参与的良性发展。     

公民社会: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价值意蕴

公民社会是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政治文明的价值指向。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与公民社会的发展状况是互为条件、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公民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良好的公民教育。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加强公民意识教育,这说明公民教育已经成为推进我国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发展的有效手段,因此大力发展公民教育,培育公民的民主政治意识,完善我国公民社会建设,努力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高效化、科学化显得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