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权私有收益研究

很多研究表明,控股股东经常可以得到与其所持股份比例不相称的、比小股东多的额外收益。这部分额外收益是大股东利用控制权谋求的私利,是大股东对小股东实施侵害所获得的收益,即所谓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它的大小表明了控股股东对其他股东侵害的程度。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往往成为控股股东经营管理的主要动机。     

合理控制权私有收益与超额控制权私有收益——基于中小股东视角的解释

引入小股东容忍水平,从小股东角度对大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进行划分,将控制权私有收益区分为合理控制权私有收益与超额控制权私有收益,对大股东侵害和控制权私有收益理论做出相应的调整,探讨了适度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合理性,并结合模型对该思想进行验证.研究表明,一定的条件下,大股东会选择一个能使小股东保持沉默的水平来获取合理控制权私有收益,保持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可持续性.合理控制权私有收益对大股东经营与管理公司具有正向激励作用,而超额控制权私有收益具有侵害性质,会使得大、小股东收益受损,同时公司价值下降.     

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实证分析

通过1998年～2004年间发生的54个非流通股协议转让事件估计中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有收益,用两个指标来度量控制权私有收益,第一个指标是协议转让的每股价格相对于每股净资产的溢价,第二个指标是协议转让的溢价总值与企业净资产的比率.研究发现,买方为获得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平均支付的每股溢价达45%,平均总溢价水平达17%.进一步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影响因素进行横截面分析发现,股权转让规模和交易完成后买方的持股比例越大控制权私有收益越高,业绩较差的企业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反而较高,其他大股东和债权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研究结果表明,掌握了企业控制权的大股东能够排他性地享有控制权私有收益.     

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对控制权私有收益影响分析

在集中的股权结构下,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享有的控制权可能超过其持有的现金流权,造成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两权分离"。两权分离使得终极控制股东有能力侵害小股东利益。本文以70家发生股权交易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现金流权、控制权、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影响控制权私有收益情况进行实证研究。试图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以及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产生环境分析

在世界范围内,控制权收益都成为了公司治理的顽疾,侵害了大部分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也不利于金融市场健康发展。本文通过对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产生的内外部环境分析,试图挖掘控制权私有收益产生的背景和动因,并提出在我国当年的公司治理环境下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有收益问题。     

大股东控制权成本补偿与超控制权私利约束机制

对控制权私人收益作了新的理论解释,并进一步提出了大股东的控制权成本需要得到合理的补偿,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实质是攫取超控制权私利。私有非货币性收益是对大股东控制权成本的补偿且对小股东无害的最好选择。增加大股东掏空行为成本可以有效遏止大股东攫取超控制权私利。     

家族企业控股股东强化控制权的路径分析

家族企业社会化过程中,家族控股股东为获得控制权收益,往往会强化其控制权。本文认为控股股东强化控制权的主要路径包括股权资本强化路径和社会强化路径,股权资本强化路径主要包括构建金字塔控股结构和交叉持股结构,社会资本强化路径是指以社会资本影响企业的董事会、经理层的人员构成,强化控制权。家族企业控股股东往往综合使用此两类路径强化其对家族企业的控制权。     

控股股东机会主义与非效率投资

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占已经成为公司治理研究中的主要问题,但控股股东与债权人的冲突还较少受到关注。通过建立模型,分析了控股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中小股东与债权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无负债情况下,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了企业过早及高风险的投资;在负债融资的情况下,由于收益函数性质的差别,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资产替代发生的根源。此外,为了获得控制权私利,控股股东大化自身价值的行为使得企业投资更早,投资的风险性更大,损害了中小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     

终极控股股东超额控制与现金持有量价值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我国资本市场2002年非金融类A股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对公司现金持有量水平及其市场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当终极控股股东为国有股东时,控制权/现金流权系数与现金持有量水平显著正相关;而当终极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东时,控制权/现金流权系数与现金持有量水平虽然正相关,但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国有终极控股股东对高现金持有量水平具有较高的偏好;(2)当终极控股股东为国有股东,且其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存在分离时,现金持有量的价值为0.769元;而当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不存在分离或虽存在分离但终极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东时,现金持有量的价值为1.206元.从而表明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国有终极控股股东对高现金持有量水平的偏好是一种控股股东利益侵占动机.     

基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

大、小股东委托代理冲突问题反映在企业的投资决策上就是,大股东为追求控制权私有收益而产生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本文的研究通过建立模型,将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纳入到同一个框架下,探讨了大股东控制条件下的不同控制权配置方式及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结果表明:基于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追求,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同时存在于大股东控制条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中;绝对控股条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会随着控制性大股东的所有权比例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特征;多个大股东相互监督或合谋都会同时缓解过度投资,以及加强投资不足,且合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取决于合谋成本的大小。     

终极控制权与资本结构决策

以2004～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终极控制人的视角实证检验了终极控制股东特征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负债融资扩大了终极控制股东可控制的资源,便利了其攫取行为,且不会导致控制权的稀释,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分离程度与资本结构显著正相关。较高的现金流权能够有效制约终极控制股东通过扩大负债融资获取私有收益的行为,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对其两权分离程度与资本结构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与非国有控制公司相比,国有终极控制股东通过扩大负债融资获取私有收益的动机相对较弱,其两权分离程度对资本结构的正向影响也相对较小。     

股权制衡对并购中合谋行为经济后果的影响

以模型构建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探讨股权制衡对并购活动中控股股东与高管人员合谋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的影响。通过大股东效用模型论述股权制衡的治理功效,构建以Shapley指数计算的股权制衡度变量,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1999年至2006年的并购事件作为样本,采用回归分析对模型推论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控股股东尝试以并购手段掏空上市公司时,将采取向高管人员提供利益回报的方式与其合谋。如果公司中存在制衡股东,高管人员获取私有收益的空间将被压缩,低效并购造成公司业绩损失的情况也会减少。实证结果显示,当控股股东与高管人员合谋时,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程度越高,高管人员通过并购获取的私有收益越少,公司的并购绩效也越好。     

控制权私有收益与公司价值的研究述评

本文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涵义出发,分析了大宗股权转移价格差异的控制权溢价法、投票权差异的控制权溢价法和ST公司累积超额收益率法等计算方法,然后就所有权结构、控制权私有收益与公司价值作进一步分析.     

终极控制人、金字塔控制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研究

以我国上市公司2004～2007年相关数据为基础,从终极控制人的股权属性、金字塔控制结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3个维度对上市公司纵向股权结构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的总程度最小,地方政府和自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的总程度没有显著差异;政府控制的控股股东更多地通过生产性经营来“掏空”上市公司,自然人控制的股东则更多地通过非经营性方式来“掏空”上市公司;自然人对上市公司的金字塔控制层级越多,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大,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越严重;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金字塔控制层级越少,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越严重,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有分离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高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没有分离的公司。     

我国家族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因素研究

当家族利益与上市企业利益相分离时,家族有动机攫取控制权私人收益。采用控股股权转让与非控股股权转让的溢价差来度量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方法,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家族上市企业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达到30.56%;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与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与企业规模显著负相关,与控股股权转让比例存在不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与股权离散度和大股东制衡不相关。研究结果说明我国家族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存在着结构形式完整,控制权配置不合理的缺陷。     

保护中小股东权利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呆护中小股东权利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现代公司体制中,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各主体之间构成了分权并相互制衡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一定的相对稳定性。但任何公司的股权结构不可能是均衡的。不同于中小股东,控股股东对公司享有更多的控制权和管理权。大股东的压制和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是公司治理关系中永恒的矛盾。如果控股股东在行使控制权的时候能从公司整体利益出发,兼顾中小股东的利益,则会缓解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控股股东往往为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行使权力,容易发生滥用权力从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使利益个体之间的摩擦时有发生。     

代理冲突、公司治理因素的激励约束效应与资本配置效率

以发生控制权转移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公司治理因素的激励-约束效应在控制权私有收益影响资本配置效率过程中的治理效果,发现公司治理的约束机制能显著抑制控制权私有收益引起的非效率资本配置,激励机制对过度投资有显著的缓解作用,但对投资不足的抑制作用不明显。     

公司控制权的频繁转移、企业业绩与投机性并购

文章以1996—2002年控制权发生转移的266家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控制权发生多次转移与控制权发生一次转移公司的差异。研究发现,控制权多次转移的公司无论是短期业绩还是长期业绩都比控制权只发生一次转移的差,发生控制权多次转移的公司市值较低,新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低,更可能是投机性的并购,公司控股股东的频繁更换无益于目标公司价值的提升。     

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偏离下的公司价值和公司治理

本研究运用La Porta et al追踪公司"最终控制权"的方法,通过分析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偏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程度,来衡量控制股东对于小股东财富剥夺的程度.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普遍运用投资公司控股、金字塔结构的方式获取控制权,并因此而使其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产生偏离,且偏离幅度越大,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就越小,终极控制股东对小股东剥削的程度就越大,其中又以终极控制股东为家族企业的上市公司最为严重.     

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最终控制人的概念出发,以控股股东的经济性质、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度以及集团控制性质作为控股股东的特征变量,分别采用Logistic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倾向和分配力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控股股东的上述3个特征显著地影响了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倾向和分配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