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新探

儒家产生时并没有一种传统,儒家的传统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产生和发展。孔子曾认为他的思想是“以一道以贯之”的,他并没有说明“一道”是什么,而他的学生则把它理解为“忠”和“恕”。《中庸》自称是“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但是从未有人描写过尧舜的传统制度如何。中庸之所以能成为儒家传统的中心概念,是因为中庸是儒家传统的开始。“中”有两层含义,一个是适度的、恰当的,《中庸》:“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论语》:“过狁不及”等等都是此意。另一个含义就是程颐提出的不偏执一端的说法。“中”的思想在儒家的第二代《大学》、     

中西中庸论——古代文论与文化哲学

本文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从哲学、美学和文论的结合上,综合地探讨了有关中庸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很早就被介绍到了西方,一度曾为欧洲启蒙思潮所容纳;古希腊中道在中国的传播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时中国现代文艺美学思想起过一定的影响。作者着重探讨了亚里士多德中庸论的伦理性质、方法论特点及其与孔子中庸之道的差异。本文还评述了罗素与王国维的中庸研究特色。作者认为,作为人类文明思想宝贵遗产的东、西方黄金中道,必将会被整合到世界文化思想体系的总图景中。     

和而不同之“中”

“中”在中西哲学上占有相当重的分量 ,中国的儒道释和西方的亚里士多德都给予“中”以强烈关注 ,不同的是 ,儒家为道德之“中” ,道家为自然之“中” ,释家为性空之“中” ,亚里士多德为德性之“中” ,四家之“中”各有特色 ,“和”而不“同”。     

“经”与“道”：两种诗学本体论的悖立与冲突──魏晋“言意之辨”前期学术语境的描述

魏晋“言意之辨”的前期学术语境即是“经”与“道”两种诗学本体论的傅立与冲突。本文把“言”与“意”的冲突归属到两种本体论范畴“经”与“道”的傅立上，认为“言”就是“立言”，即崇尚在儒家诗学命定的终极本体──“经”的范畴上“立言”，“意”就是“立意”，即崇尚在道家诗学命定的终极本体──“道”的范畴上“立意”。在修辞学意义上，“经”与“道”均是超感性的抽象能指，是生命主体在本体论意义上设定的两个外延最大而内涵最小且具有恒定意义的本体范畴。“经”是一个遮蔽的本体范畴，而“道”是一个敞开的本体范畴。西方古典诗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在理论和思维形式上对应于儒家诗学的经学中心主义，而不是道家诗学的体“道”本体论。道家诗学的本体在敞开中没构筑起一个中心主义，因此道家诗学理论的直觉体验没有形成一种封闭而剥夺他者思想自由的权力话语。而儒家诗学的本体论建构者以语言游戏在本体──“经”的范畴上遮蔽了这个世界，在剥夺芸芸众生的意志自由中把思想统治者个人的“唯我自由”写真在本体论的语境表象上。     

孟子哲学是对子思子哲学的深化与发展——兼论子思子哲学及“慎独”与孔子的关系

子思子哲学是先秦儒家哲学的重要阶段。竹书《五行》以成德为主题,并在德之行的基础上子思子区分了“五行和”与“四行和”的两种道德境界,指明“为一”“慎独”是君子“为德”“为善”的工夫。孟子反省、深化和发展了《五行》思想,他所提出的人性善观念为四行成德提供了内在之“善”的本源。孟子又区分了君子和圣人的两种人格,并强调了四行为善说的重要性。在性善说和新四行说的基础上,孟子将子思子的忧思之心转变为四端之心,并以“尽心”为根本工夫。孟子对于《中庸》思想有所取舍,他放弃了慎独说和中和说,而选取了中庸说和诚身说。从宋明儒学来看,《中庸》的思想价值集中在中和说和诚身说上。从《缁衣》等篇的书写体例来看,子思子构造了一个二帝三王相承继及孔子传之的新王道说。孟子的王道论是先秦儒家王道论的高峰。此外,根据安大简《仲尼曰》,“慎独”本是孔子之学,其本义很可能同于《五行》的“慎独”观念;曾子和子思子不过传述和推阐了孔子的“慎独”说。     

简析《名理探》与《穷理学》中的逻辑学术语——兼及词源学与词类研究

明清之际西学传入的高潮以传教士和中国士人合作译著为代表,其中《名理探》与《穷理学》是对中世纪经院派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思想的首次较为全面的译介,其翻译底本是当时科英布拉大学的讲义《亚里士多德辩证法大全疏解》。从考察汉译文本中的逻辑学词汇入手,把重点放在文化交流时汉译词的产生、与拉丁语原词的呼应关系方面,从而还原术语翻译中的意义来源及适应过程。     

中西文学创作成果之比较和透视

葛雷、齐彦芬在《西方文化概论》一书中以浪漫笔调写道:“文学是哲学、宗教、思想、文化的最美丽的花朵。”并断言:“西方文学是世界文学的尖兵和先锋部队”。如果以此为据,那么东方文学(包括中国文学、印度文学和日本文学等)就是世界文学的“后续部队”,这显然让人难以接受。因为无论从中西方文学史的纵向对比,还是某一时期中西文学创作成就的横向对比,都难以得出“西方文学是世界文学的尖兵和先锋部队”的结论,仅就小说《红楼梦》的思想水准和艺术成就而言,就敢于同西方任何一部文学名著相媲美。国际红     

展现中西英才之人生 汇集人类思想方法之精华

由赵天成和李娟芬主编的《中外著名科学家及思想方法论》一书 ,分为《中国著名科学家及思想方法论》和《西方著名科学家及思想方法论》二卷 ,每卷35万字 ,共计 70余万字。由黑龙江科技出版社19 97年 5月出版。该书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一、4 5位著名科学家 (中国 2 3位 ,西方 2 2位 ) ,每一位都是“凡夫俗子” ,“人之欲求 ,莫不具焉” ,但都是从小立志 ,或“为国争光、争气” ,或“造福于民众”。有一个伟大的目标和动机 ,这是他们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二、这些科学家均具有广博的知识和广泛的兴趣。尽管他们都是自然科学家 ,其中许多人同…     

梁启超文章学思想及其"新民体"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文坛上曾以“新民体”影响了一代人的文风和思想的文章学大家,也是对文章作过系统而深刻研究的文章学家。他对文章本体规律、文体分类、文章翻译、文章鉴赏、文章章法、文采、文体革命等都有过开拓性的理论探索,尤其在文体分类、本体规律及“新民体”理论的探索上均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对文体的分类,彰显了科学分野的开创之功,开辟了文章、文学分离的先河。他提出的文章写作规律的二层次说及四条规矩,提供了解决文章写作规律与技法相矛盾的方法。在“新民体”的理论构建上,影响了一代人的文风和思想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他的传世专论,其远见卓识体现了梁启超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对古代文章学理论的批判继承和对近代文章学理论集大成的建构,在文章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     

西学东渐和近代中国自然观的演进

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输入,既为中国人开启了通向物质世界的大门,又提供了思维发展的新的可能;伦理化了的有机自然观,以观察自然始,以回归人事终,这一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和思维定势,制约着近代中国自然观的发展;激烈的社会变动和救亡图存的迫切使命,更在总体上驱导着近代中国的思想界。在西学东渐、传统文化和救亡图存三者互为作用的条件下,近代中国自然观的历史演进,经历了从“天不变道亦不变”,到在西方自然科学影响下看到一个变动不居的新天地;从了解科学揭示的新天地,到引进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机体论;从扬弃生物进化论和社会机体论,到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组织进化论”的独特轨迹。对于西方来的学说,中国人不仅作了语言上的翻译,而且“取便发挥”,从实用价值作了思想上的“翻译”。     

简论陈襄《中庸讲义》的思想内涵

《中庸》因其巨大的思想张力和可再阐释性而成为学者们竞相研究的文本,对宋代道学话语系统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本文论述道学发端时期的重要人物陈襄关于《中庸》的研究,认为陈襄已经关注“性”与“道”之本质同一性的建构,并在《中庸》的视域之下预示了后来道学的一些核心话题.     

从“同情说”到“净化论”——莱辛戏剧思想中的古今之争

作为德国启蒙时代重要思想家、剧作家，戏剧的情感激发和道德功能是莱辛戏剧思想的核心关切。在《悲剧通信》时期，莱辛坚持颇具卢梭色彩的“同情说”,而到了《汉堡剧评》时期，则完全服膺于亚里士多德《诗术》的“净化论”。本文尝试梳理、分析和理解莱辛戏剧思想中从“同情说”到“净化论”这一今古之变，尤其侧重这一思想发展的特色所在，即在各种近现代观念掺杂的论辩逻辑背后，始终夹缠着莱辛对亚里士多德《诗术》的理解和阐释。     

论中国的《现代》派——兼论戴望舒其人其诗

《现代》文学月刊不是同人杂志、文学社团,并主张文学风格多样化,称它为“现代派”、“现代主义”不符合历史事实。穆时英等人的小说从整体看,与西方“现代派”仍有很大差别,以戴望舒的诗为据论定《现代》是“现代派”则更不恰当。戴望舒要求中国新诗同时摆脱中国诗和西洋诗的两种格律枷锁,是值得赞赏的。     

平等与分配公正

导言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一书中写道:“‘公正即平等’这一人人都坚信不移的命题是完全不成立的。”不错,在希腊语中,“平等”一词与“公正”同义。然而,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老师     

论犹太文化意象及其结构

犹太文化中的《圣经》文本和故事同民族的行为模式有着十分典型的关系;而犹太文化又通过《旧约》及其成员的流散,对西方文化及至世界文化发生了很深刻的影响。因此,研究犹太文化意象及其结构,有助于深化西方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研究,对于文化学和社会学分析也具有理论上的意义。本文以《圣经》文本和故事的若干文化意象为例,分析了这些意象在西方文化中发生深刻影响的的机制;从“故事”、“文化规范”和“语言结构”三个向度分析了犹太文化意象的结构;并以美术、音乐、诗歌和科学为例示,论述了犹太文化意象同其文化艺术的关系。     

从“物感说”与“摹仿说”看中西古典美学之异同

对于艺术与现实关系的解释,西方古代文论中有摹仿说,中国古代文论中有物感说,二者产生的时间差不多(公元前3、4世纪),若将它们加以比较鉴别,对探索中国古典美学之特征是会有裨益的。 “摹仿”是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美学著作《诗学》中提出来的。“摹仿说”这一概念,是后人概括的。摹仿,也就是我国古代文论中所提到的摹拟现实事物形相,具体地形象地再现客现事物的形相。亚里士多德认为:“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领以及大部分双管萧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是摹仿”,“象前面所说的几种艺术,就都用节奏、语言、音调来摹仿。”①摹仿说是古希腊神…     

追求型“多余者”形象与变革的现实

一当代的文坛上,曾爆出过一个冷门:有人从表现手法上来划分,将其定为“中国式的荒诞派”。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陈建功的《鬈毛》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三部作品给我的总体感受,觉得用“中国式的荒诞派”来划分还是恰当的。这既区别于西方的“荒诞派文学”,又点明了它们是生长于中国的土壤,绝非“泊来品”。这一点很重要,有人就因为这“荒诞派”一词的来源,而整个否定这一文学样式在中国土壤中生存的价值。从表现手法的角度来审视,“荒诞派文学”长于描写人与客观世界分裂的现实,善于表     

修辞功能中隐含意义的翻译

所谓“修辞功能中的隐含意义”，是指那些虽未明确表述或提及，但却暗含在修辞手段中，靠读者自己去领悟的修辞内涵。文学作品语言的一个特点就是“意在言外”，正如司马光在《迂叟诗话》中说，“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①而文学作品要表达这些不好直接陈述的“话外音、言外意”，使其语言富有感染力，也往往借助于诸多的修辞手段。因此，如何处理这些由修辞功能产生的隐含意义，在翻译中，特别是在文学翻译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确实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从翻译的角度看，修辞功能所产生的隐含意义大致可以分为以…     

论康德“批判哲学”的存在观

如果说“批判哲学”的结果“是启蒙思想”①,那它对近代思想的最深刻启蒙,就是其中所昭示的具有变革意义的存在观。 1《纯粹理性批判》所要阐释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构成这种普遍关系的双方在何种意义上现实地存在着呢?康德认为,自然作为“存在”,既不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讲的质料,也不是培根的经验事实。质料和经验事实只是具体的物,属于“存在者”范畴而并不是“存在”本身。本体论意义的自然作为“存在”,“它指的仅仅是一般物存在的各种规定的合乎法则性”③。它不可能在现象界中被对人的感官直接感知。自然作为普遍的、必然的、…     

社会学能为中国社会平等做些什么?

“我们正处于两个世界之间 ,处于一个即将结束的不平等的世界和一个正在开始的平等的世界之间。”（Ｐ·勒鲁 ,１９８８:１１）这个论断出自１８３８年出版的皮埃尔·勒鲁的《论平等》一书。不过 ,这个“转型”过程不免长了一些。不平等现象处处可见而平等依然是人类所努力的目标。在中国 ,两极分化现象尚未完全消除 ,而共同富裕还仍然是一种长远的、艰难的目标。那么社会学能为中国社会的平等做些什么？本文旨在讨论这一方面的问题。平等与社会主义的理想虽然在古希腊及中国古代都曾有思想家提出过“理想国”、“大同社会”的思想 ,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