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老》 《喻老》的性质及其文体学意义

《解老》与《喻老》是《韩非子》当中两篇可称为"解释体"的文章,尽管其思想内容、文章风格有一定的差异,但其整体上却有着一致性,从性质来说,都是对《老子》的解释之作。《解老》当是韩非求学于荀卿时所作,并非专题性论文,而更像是读《老子》的注解,亦有读书笔记的性质。《喻老》当为韩非后期重读《老子》所作的解说之文。正是这种创作时期的不同,使得二者甚至在文本上也有了一定的差异。这类文章的文体学意义主要体现在对传统"经说体"的继承与发展上。     

以"轻重"促"德兴"——《管子》农战思想初探

农战思想是法家的支柱思想之一,厉行农战也是秦国得以吞并六国、一统天下的重要政治举措。然而,在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晋法家的农战思想被学界反复论及的同时,作为齐法家代表作的《管子》中的农战思想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而《管子》的农战思想与商、韩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本质的不同,它以民生富裕为核心,以“兴德”为体,以“轻重”为用,同样形成了其自身独特的思想体系。     

从《韩非子》析伯夷形象

作为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战国时期的韩非对伯夷形象也进行过论述.但相比于孔子、孟子以及《庄子》一书的论述,韩非对伯夷的评价可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方面,韩非对伯夷的评价具有鲜明的法家学派特征,认为伯夷为“无益之臣”,因此应当“少而去”.另一方面,从一系列的对比和举例中,如“伯夷不失是,而盗跖不为非”、“使伯夷与盗跖俱辱”、“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又可以隐约地感受到韩非对伯夷的认可.因此,不难看出韩非对伯夷的评价是深刻而又复杂的.     

从《解老》、《喻老》看韩非对老子的吸纳和改造

从学理的内在逻辑着眼，老子思想发展到战国末年被法家韩非承接，起码从两点看是顺理成章的：一是老子“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愚民主义，为韩非的君明民愚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无情主义，为韩非提供了以人君附会“天地”、“圣人”的可能，并由此进一步巩固和坚实了韩非君主专制独裁理论的逻辑基点。本文通过对《解老》、《喻老》的细读，揭示老子“治人”思路怎样由萌芽走向壮大，怎样被韩非改造和发挥的     

韩非著《解老》《喻老》时“五千言”是否已名为《老子》———兼论司马迁判断的实在性

韩非著《解老》《喻老》时老子著作是否已名为《老子》,学界多持否定之说,此论略为武断。因为仅依帛书并不能判定此前无《老子》书名,且书名不存,《解老》《喻老》又从何而来？正确的方法是通过两部著作之文脉学理的比较与印证来确认二者之间的关系。由此得知：韩非当时已有《老子》之书名,《解老》《喻老》也确为韩非所著     

《韩非子》寓言的文学价值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战国后期韩国诸公子,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他和李斯都是荀况的学生,“斯自以为不如非”。韩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韩非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读后颇为仰慕,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于是攻韩而求韩非,非遂入秦。李斯、姚贾害怕韩非得秦王任用,进谗言道:“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韩非在狱中被迫服毒自杀。     

《淮南子》专论（二）——《淮南子》论“无为而治”

许抗生认为,《淮南子》十分重视“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无为”进行了界定,明确区分了“无为”与“有为”,发展了先秦道家的“无为”学说。刘康德认为,《淮南子》的治国理论强调天、人、器物三要素的作用,只有做到顺应自然、因循法度、发扬人的优良品性,才能治理好国家。金春峰认为,《淮南子.主术训》吸收了韩非的“法”、“术”、“势”的思想,发挥了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继承。陈广忠认为,《淮南子》阐述了纳“异”而国治、谀“同”而败亡的道理,提出了“同”、“异”互补的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史记》中老子韩非合传原因之疏解

司马迁在《史记》中将老子同韩非合传及对道家、法家之间的学术渊源关系的处理,学界历来对此有诸多见解,争论不断,而对司马迁将老韩合传以及将韩非之学"归本于黄老"的原因分析,要从先秦各家学术源流上进行梳理,理解道家思想的发展与分流,理解黄老思想的形成的渊源和基本特征,理解法家思想融合道家思想又将"道"作为"法"的根源,并把"法"运用于"术"等一系列问题是理清法家与道家、黄老关系的关键,也是探寻司马迁将老子韩非子合传原因的重要因素。     

《左传》叙事的解经意义

《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对于解读《春秋》之“义”,它的价值在于,只有通过《左传》的叙事,才能了解《春秋》“事”的始终本末,进而探求“文”的“笔削褒贬”之“义”.     

韩非《五蠹》译注

本篇选自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公元前280年——前233年)的著作《韩非子》,是韩非从进步的历史观出发阐述法家政治路线的代表作。蠹(dù杜)是蛀虫。五蠹是指反动的儒家(学者),高谈阔论的纵横家(言谈者)、带剑行刺的亡命徒(带剑者)、逃避服兵役的人(患御者)和投机营利的工商奴隶主(商工之民)。韩非把儒家列为五蠢之首,无情地揭露了他们“法先王”、“行仁义”,而无益于耕战,有害于社会,破坏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本质,坚决主张取缔五蠹。同时提出了变法革新、严明赏罚、实行法治、奖励耕战、加强中央集权、用战争统一中国等政治主张。显示了韩非的战斗精神,表达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强烈愿望,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创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这篇文章深受秦始皇的赏识。     

论黄老思想与刘邦的治国实践

无为而治是黄老思想最根本的特点,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它在西汉初年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刘邦作为汉代的第一任皇帝,也是汉代黄老之学的首推者。黄老思想在其治国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地运用,并对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试论汉初道家思想的宗教化

汉初形成的“黄老之学”是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的,后与盛行于民间的神仙方术思想融合,演变为黄老道。在东汉后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最终转变为道教。汉帛画及古代丧葬文化和道教养生学,正是黄老学对道教形成的影响的外化。     

唐诗“老菜子”典故探析

老莱子是先秦的道家学者,汉代的“老莱子”故事衍生两个支流：一,老莱子是古代楚国的隐士;二,老莱子是“戏彩娱亲”的儒家孝子。唐前诗歌的“老莱子”典故都用隐士含义,唐诗的“老莱子”典故大多数用孝子含义。这一现象彰显了唐人对儒家家庭伦理的倡导与推崇：唐人借此典表达对归家省亲的渴望之情;表达“忠先于孝”和“忠孝两全”的忠孝观念。     

论老舍小说的象征主义

论述了老舍对象征主义的吸收利用,对老舍与象征主义作品中的象征性意象、情节和主题进行了分析.老舍运用象征善于从本体涵义中自然地引申出深层的象征寓意,作品的象征性总是从现实性中引发出来的,不带神秘色彩.     

论托尔斯泰对老子“无为”思想的接受与变通

托尔斯泰高度评价老子思想,其思想中有与老子相近的观点,如"禁欲"和"无为"。他提出了自己的"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认为这与老子的"无为"相通,并以老子"柔弱胜刚强"佐证。他看到统治阶级的奢侈享受,和老子一样反对统治阶层扰民。但是,将二者比较后可以发现,托尔斯泰在接受老子思想的同时进行了带有浓厚博爱色彩的变通。老子"无为"是深谋远虑的治国之策,托尔斯泰的"无为"则带有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     

论老舍影响之于勒克莱齐奥文学创作的意义

老舍的文学创作一直受到世界优秀文学的精神滋养,在老舍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中,研究者大多把老舍作为＂接受者＂来进行研究,着重考察老舍对于外国文学的借鉴;但是,作为一位具有世界广泛影响的作家,老舍作品的影响力也是世界性的,许多外国著名作家声称阅读过老舍的作品并深受其影响。在世界文学范围之内,将老舍视为＂影响源＂,有许多有待开掘的学术课题。老舍影响之于勒克莱齐奥文学创作的意义这一论题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恰当的个案。     

老舍幽默的满族文化调式

老舍的文学艺术调式,常常取决于其出身民族——满族的历史文化资源。幽默,亦可视为老舍受满族历史文化影响至深而留下的民族文化印记之一。老舍继承了满人的幽默天性,在文学创作中汲取了正反不同的经验教训,确立了自己的幽默观。经过毕生的写作实践,到晚年其幽默艺术风格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论老舍的演讲与其文学观念的关系

老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巨匠,又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其演讲常结合文学的现实问题和自身创作而谈,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和主张,是老舍文学观念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从中可以看出老舍文学思想的特点和发展变化,而演讲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老舍文学观念表述上的全面和成熟。     

老子时间观探微

老子没有论述时间的专著,但老子的哲学思想中包含了他的时间观,可称之为老子的时间哲学。老子时间观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循环时间观。讨论了老子时间观的思想根源和基本内涵,老子哲学中的“有”、“无”思想和“道”的论述如何体现老子时间观的本质,以及老子关于道德的演变过程的论述如何体现他对事物发展时间先后顺序的观点。这些问题的探讨与分析对于我们认识老子时间观及其科学性以及对现代时间观的研究,都具有重大的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