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传略(下)

问鼎中原奉系军阀势力越发展,张作霖的政治野心便越膨胀。他占据整个东北不久,就把矛头南指,列出与关内军阀争霸的阵势。当时,张作霖以东北为根据地,手握重兵,扼山海关天险,如同背山猛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颇占地利之优势。一九二○年七月直皖战争爆发。先前,张作霖和徐树铮曾有过勾结,但后来徐树铮动用张作霖的军费,自编军队,张非常恼怒,因而决裂;加之徐树铮掌握的边防军日益发展,严重影响张作霖向外扩张;张又看到段棋瑞的卖国外交和“武力统一”政策,遭到了全国一致反对。于是张作霖便改变了对段棋瑞     

李纯与南北议和（1917—1919）

自袁世凯称帝起，南北双方正式分裂，就统一问题，当权的北洋军阀，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以段祺瑞、徐树铮为代表的武力统一政策，一是以冯国璋、李纯为代表的和平统一政策。就和平统一政策而言，李纯无疑是中竖力量，他从继任江苏督军起，就一直致力于南北统一，至死不渝。     

孙中山晚年和平统一祖国的思想与实践

1924年11月19日,孙中山在上海曾说:“这口曹吴的武力统一,被国民军推翻了,兄弟以为到了讲和平统一的时机”。(《孙中山选集》第884页)孙中山所说的这个“和平统一的时机”,就是当年北京政变后一度出现过的一段非常短暂的时间。10月21日,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从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线倒戈回京,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控制了北京。这就是所谓北京政变。北京政变之后,奉系成了北方实力最强的军阀。张作霖要求乘胜向鲁、皖、苏发展,为其部下寻得地盘,并为包围北京,控制中央政权准备条件。     

试谈曹锟贿选

曹锟,字仲珊,直隶天津人,生于一八六三年。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清末为袁世凯北洋第三镇统制。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军第三师师长、直隶督军、直鲁豫三省巡阅使。1919年冯国璋死后曹锟成为直系重要首领。北洋军阀各派在帝国主义的操持下,为争夺地盘连年混战,1920年曹锟联合奉系张作霖,战败了皖系段祺瑞,不久第一次直奉战争又在京津一带开战,张作霖败退关外,曹锟遂成为北京政府的“狄克推多”。曹锟为夺取全国最大的权力,1922年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首先演出了一幕所谓“恢复法统”的阴谋剧,为其排除异己谋夺总统制造根据;转年又驱逐了被他扶上台的大总统黎元洪,扫清了窃夺总统的障碍;随后才以五千银元一票的价格收买国会议员五百九十人,被举为大总统,史称“曹锟贿选”。这一历史丑剧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的。 本文试图探讨其前后梗概,进而揭露北洋军阀毁法、独裁、卖国的罪行。     

第十二章 进兵北京

——"那你该先把我打死,你说,你要不打死我,那我是你的长官,你就动不了,我就要给你下命令!"——"就这样,我们把吴佩孚打得落花流水。"——"冯玉祥倒戈五十万元钱,还是我在车站交给他的。"我先说跟我打过仗的,我的对手吴佩孚,我最不佩服他。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叫我们把他打得稀里哗啦。整军经武之后,东北军士饱马腾,气势如虹。此时,曹锟、吴佩孚等直系首领,没有把张作霖看成是一种威胁。一九二四年,曹锟因贿选总统     

试论北伐时期日本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

北伐时期日本田中内阁对华采取了以解决满蒙问题为重心的双重政策，即一方面通过对张作霖工作，使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置于日本控制之下，另一方面通过继续支持蒋介石政权，使中国关内追随日本。为确保满蒙问题解决，田中还决定在对张作霖工作完成之前，迟滞蒋介石南京政府对关内的统一，北伐时期日本三度出兵山东阻止蒋军北上原因也在于此。田中扶植张作霖分离满蒙的政策，由于日本内部意见分歧并终因皇姑屯事件化为泡影；而其三度出兵山东，则促使蒋介石进一步走上流日亲英美的道路。     

济南惨案与蒋介石绕道北伐之决策

1928年5月3日发生的济南惨案,预示着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变化。在华盛顿体系约束下的日本对国民革命军在长江以南的胜利采取了默认态度,但国民政府进行二次北伐统一中国时,新任首相田中义一确立了武力干涉的政策;济南惨案发生的原因比较复杂,中日双方有不同的表述,中国士兵的仇日情绪为日本军队的攻击提供了口实,而日本企图借口济南事件扩大中日军事冲突;蒋介石对于济案进行了冷处理,忍辱负重地作出绕道北伐的决策,避免了中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发生,此举使得国民政府在国际道义上占得先机;田中内阁积极的对华干涉政策不仅未能将东三省同中国本土相分离,反而激化了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不信任和仇恨,在田中义一的怂恿下,关东军最终炸死了张作霖,结果不仅导致东北于1928年底宣布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而且加深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三次转变

建国以来中共的对台政策几经嬗变,形成当今的格局.其政策主线是谋求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建国初期,中共试图以武力解放台湾,即通过战争方式谋求中国的统一.其后,中共对台政策从单一的武力解放变成武力解放与和平解放两种方式并存,争取和平解放.并以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再后,中共放弃"解放"台湾的提法,不再要求台湾放弃资本主义制度,在谋求海峡两岸统一的方式上,立足于和平方式.除非出现台湾独立或外国势力将台湾分裂出去等事态.     

中学历史课教学随笔

中学课本,中国近代史部分,在“反对北洋军伐的黑暗统治”这一章节中,写到“军伐割据局面的出现”时,有这样的提法:“袁世凯死去以后,北洋军伐,分化为直、皖、奉三系。冯国障和曹锟一派形成直系军伐、他们同英美两国有密切关系……段祺瑞一派,形成皖系军伐,掌握北京政府实权,是日本侵华工具。……东北的张作霖也依靠日本的支持,形成奉系军伐。……”     

试论乾隆年间清朝对西北准噶尔蒙古的武力征服政策

乾隆年间,西北唯一能与清朝抗衡的准噶尔蒙古内战纷起,清朝政府实行武力征服政策,果断出兵,为最终统一西北边疆地区奠定了基础。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既要承认武力征服政策对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促进民族融合所起的作用,同时也要看到清朝统一战争的残酷性以及对准噶尔蒙古所带来的灾难。     

论曹锟与吴佩孚之关系

关于曹锟与吴佩孚的关系,并非如史界所公认的"始终信任弗渝":从与曹相识到"崭露头角"吴佩孚未被曹锟所器重;关于第一次直奉战争曹吴观点相左;王宠惠组阁是曹吴矛盾的集中体现;曹当总统心切赞成先选总统后立法,而吴恰好与其观点相异;镇压工运方面曹吴意见亦有所分歧。     

1925年-1927年间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交往的历史内幕

192 5年 -1 92 7年间 ,张作霖与吴佩孚两股势力基于彼此的利害关系 ,由敌变友 ,又由友变敌 ,直接为蒋介石的各个击破策略提供了便利条件。     

1920年吴佩孚衡阳撤防与湘督张敬尧的应对

1920年初吴佩孚要求撤防北归,得到曹锟和西南力量的支持。张敬尧采取诸种措施予以应对,连电中央,请求支持;筹备接防,几易计划;戒严安民,加强军备。吴佩孚全身北撤,直接导致了张敬尧湖南政权的垮台和皖系中央政权的丧失。张敬尧实力不济是外部原因,段祺瑞皖系中央政府的失策则是内在原因。     

论康有为与吴佩孚之交往

民国时期,吴佩孚和康有为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的名人,在张勋复辟事件中由对立而相知。康之所以对吴极力拉拢、借重,一是希望借助其军事力量实现他君主立宪的美梦,二是由于两人都对儒家文化情有独钟,三是康认为与吴有一些相投之诉求。吴对康若即若离的原因,一是对当时局势有着清醒认识,二是对康的政治主张不敢苟同,三是借康"文圣人"的名望装点门面。康、吴二人冲破文人、军人之界域践行理想,尽管均以失败告终,然其中所昭示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如吴佩孚的一统主张、康有为的军权认知等等,都在历史演化之中成为隐含的积淀,合力铸就民国进程。     

甲午战争中的翁同龢与徐用仪

在晚清政局中,翁同龢的官位、声望、政治品性都远远高于徐用仪。甲午中日战争时,翁、徐二人同为军机大臣,参与机要,翁同龢是帝党主战派的代表,徐用仪是后党主和派的核心人物。在和战问题、割地问题和借款问题上,他们两人政见相左,多次＂动色相争＂。徐用仪被罢斥退出军机和总署,长期以来也被认为是翁同龢所为。大量的史实证明,虽然翁、徐二人政治倾向不同,但徐用仪被罢斥绝非翁同龢授意所为。翁同龢并非完人,徐用仪并非毫无是处。     

“二·七”惨案前后共产国际联吴政策的演变

苏俄、共产国际最初选择在华政治盟友时,曾经选择与吴佩孚合作。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化,又倾向于促成孙中山和吴佩孚联合组成中国政府。而"二·七"惨案后,苏俄、共产国际彻底结束了联吴及促进孙吴联盟的政策,最终选择孙中山为革命伙伴。新公布的相关史料说明,苏俄、共产国际上述政策是苏俄寻找在华政治盟友的过程中,试图将其外交目标与推进中国革命联系起来,与孙中山的联合则是这种努力的成果。     

中德俄联盟泄密后的各方反应

孙中山的中德俄联盟经陈炯明向外报泄露后,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列强诬称为“过激主义”和“亲布尔什维克”。英法新闻界指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阴谋。北京政府表示“密切关注此事”。政界人物曹锟和吴佩孚也立即声明“与孙中山没有任何关联”。社会上也不乏为陈炯明的叛逆行为辩护者。孙中山不得不发表声明,澄清事实。上海《民国日报》为中德俄联盟辩护。中共认为这是关系中国民族独立的外交政策,不遗余力地宣传与辩护。共产国际和苏俄也支持中德俄联盟的宣传。从对中德俄联盟的态度和反应可以管窥国共两党与帝国主义、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复杂关系。     

略论三国后期的两淮水利工程

汉末世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曹操为强兵足食而推行屯田措施,从而刺激了曹魏时期水利工程的建设。曹魏的农田灌溉水利工程为曹魏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军事漕运水利工程的兴修为曹魏、西晋的伐吴提供了保证。曹魏的两淮水利工程对三国后期政治格局的变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纳粹屠犹与西德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

希特勒纳粹德国在二战中残酷迫害犹太人的悲惨事件,使纳粹之后的西德（联邦德国）与幸存犹太人的代表以色列围绕着“索赔与赎罪”演绎了一段特殊的两国关系。西德在《卢森堡条约》的框架下对以色列边进行物质赔偿边进行秘密武器交易,而后西德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与以色列建交。西德奉行的道义外交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与国家利益发生了矛盾和冲突,但从客观上讲,它有利于战后德国反省纳粹暴行、恢复民族经济和尊严的,是值得肯定和同情的。     

“平吴之利,在获二俊”—张华何以如此激赏陆机

陆机北上入洛,得到张华的激赏,顺利的融入到洛阳贵族群体。那么,张华为什么如此激赏陆机兄弟？其原因有三,一是陆机玄妙的谈吐、不凡的仪容气度得到了张华的认同。这与西晋仕群体的品评风气有关。二是陆机的博学的旨趣、奇高的才情、典雅的诗文及预流式的文学观念,得到张华器重。这与张华的文学领袖身份和对文学命运的思考有关。三是张华政治上力主伐吴,陆机作为吴国的文士的代表、＂南金＂领袖被张华延引,增加了张华的政治砝码。这与张华的政治身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