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对中国史学转型的制约

中国史学的一个巨大的特点是它是以雄厚的史料支撑的史学.史料的丰富使得史家注重史实的认知,注重长期的历史的浸润,而理论难以介入.史学的转型潜在地受到了史料的制约.史料派从内在理路上继承了考据范式而进一步完成了历史观念与问题意识的更新,为解决当时建设中国古史而不具备的史料问题走上考据之途.史观学派在对理论与史料都缺乏理解的情况下研究中国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亦未完成重新认识中国的任务.     

晚清"经世文编"现象研究

“经世文编”现象是晚清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经世文编”现象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化的结果,是近代中国经世致用思想发展的产物。“经世文编”现象的出现,是史学经世的具体例证,不仅为清代历史特别是晚清历史研究提供了庞大而密集的史料群,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促进了史学的发展。     

傅斯年:批评主义史料学派的文化建设论

评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史诸学派 ,传统的说法是两大学派 :文化激进主义学派与文化保守主义学派。这样的划分较机械与欠科学。似可划分为文化守护学派、文化批评 (破坏 )学派及文化建设学派较为适宜。胡适群类是中国文化批评学派最有力与最有影响的积聚。他们从“破坏”入手 ,以期中国文化的彻底重构。他们的实证疑古的方法论即为此目的服务 ,并将此种方法运用于史学。傅斯年属胡适史学“猛将”之一。他主张中国文化“脱弃旧型入于新轨”,于“破坏”前提下重作新制 ;他对中国“性”、“命”说作全新诠释 ,倡言“史学便是史料学”,认真实践 ,做出成绩 ,在中国文化建设史上留下鲜明印记     

新时期以来对中国史学影响较大的几个西方史学流派

新时期以来,西方史学流派的传入对中国史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而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的吸收也有一定的选择性.于是,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比较史学、心理史学等成为最受中国学者关注的几个西方史学流派.     

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且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与傅斯年归为同类。其实,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紧随胡适,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不赞同“民族主义”史学的提法,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傅,而陈寅恪昌言民族本位,其终身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他走出了史料学派。陈寅恪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他不是旧模样的“中体西用”者,而是别具现代性的“新体西用”者。     

华南学派史学理论溯源

华南学派是目前在国内颇具影响的学术流派,其治学方法与实践很值得关注和探讨。华南学派史学理论的形成,植根于中山大学文科设立以来"眼光向下"与跨学科治学的学术传统,师承傅衣凌、梁方仲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在此基础上积极吸收西方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并在与海外学者长期的合作与交流中形成了共通的治学理念。华南学派史学理论的形成,与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及其学术思潮的变迁密切相关,反映出中国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某些共有特征。探寻该学派史学理论的形成过程,对于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应具一定的启示意义。     

论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下)

傅斯年是近代中国的一位重要史学家,他在治史上倡导客观主义史观——"史学即史料学",注重史料研究,为近代历史科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基础,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的客观主义史观带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倾向,对唯物史观的建立和普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评李凤飞主编的《东北边疆史料学》

说"史学就是史料学"未免失之偏颇.但史料对史学而言,的确异常重要.史料是史学的基础,没有史料便不可能有史学.俗话说得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史料与史学的关系,就像生米与熟饭的关系一样.正因为如此,史料学始终是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任务在于搜集、整理、鉴别和评价史料,为史学研究服务.     

黄宗羲史学初探

迄今为止，学术界比较注重对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研究，将其视为批判封建君主专制的斗士，而对其丰富的史学思想却几无论及。其实，黄宗羲还是清代浙东史学派的创始人。本文从史学思想和史料观两方面对其史学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黄宗羲倡导的经世思想、民族思想及对史料观点的阐发均有独到见解，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有重大影响，在清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革命"与"历史"——刘大年史学观念研究

刘大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革命"与"历史"的视角考察,刘大年的史学观念的形成与民主革命和建国后以阶级斗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环境直接关联;"文革"后刘大年所坚守的革命史学观念突出反映了他的学术定位和风格;以革命史学观念为核心理念的"革命史范式"受到"现代化范式"的挑战,但仍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寻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已成为坚持这种史学观念论者们要解决的紧要课题.     

对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精神与方法的新解读——兼论陈寅恪的“通识”思想

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的精神和方法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以"通识"求得对各种史料价值的"真了解";二是参证各类史料求得对史实的"真了解";三是主张以"通识"求得对社会历史的"真了解"。陈氏能很好做到史学"真了解",在于主张历史研究必须具备"通识",即,从文化和民族的高度来研究中国历史,要坚守中国文化的精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史学思想和实践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对"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关系的探析

"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有各自的内涵与学术特色,在治史中,单一的"史料学"眼光会造成严重的学术偏差.在史学史研究缺位的情况下,也可能形成对某些历史文献的讹误认识,如对清朝修改前三朝实录普遍性的偏见就因此而形成.所以,文献史料的运用,要建立在历史文献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所谓的"史料学"不能自成一学,不可依赖.而对许多历史文献的认识,往往必须从史学史的研究中予以定性和定位,以免深陷于学术误区.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对年鉴派史学的影响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与年鉴史学有着较深的渊源关系,二者都受到涂尔干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年鉴史学通过借鉴结构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及研究视角,促进了整体史观的发展与完善.同时加快了年鉴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拓宽了年鉴史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年鉴史学研究方法.在发展与完善年鉴派新史学范型的同时,结构人类学并未改变年鉴史学的学科特性.     

教学需求与学风转变——近代大学史学教育的社会科学化

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科学史学大致有史料与史观两条路径。新学制确立后大学史学系本科教学的迫切需求 ,使史学课程的设置一脉相承地体现了社会科学化的趋向。即使在整理国故的影响下 ,一度出现断代和专题化 ,综合史观依然大受欢迎。一些学人批评史料派的窄而偏与史观派的泛而浅 ,试图沟通。可惜由于教学和研究的不同需求而被强化的学派分歧 ,在不断变化的西潮涌动下难以协调。分立的学派不仅造成学术界的长期裂痕 ,也扩大了思想的对立     

"致用"与"求真"——王夫之"尊史"思想探微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史学家。他亲历明亡清兴的大变故,在对中国历史文化深刻思考和批判总结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尊史"主张,追求史学"致用"与"求真",凸显了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的史学意识。他的"尊史"思想体现了"致用"与"求真"的统一,史学与社会的统一,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和价值意义,值得认真总结和引起足够重视。     

社会史研究中三个可能被"误读"的等号

一、"基本问题"不等于"宏大叙事" 在后现代学派对黑格尔本质主义批判的直接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史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方兴未艾的社会史研究领域,有效地扭转了由于"宏大叙事"(great narration)模式所造成的"空壳史学"状况.大量优秀、严谨的研究作品陆续出版,为史学研究的转型和深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矫枉过正的结果也使人们朦胧地感到了一种排斥抽象问题的潜在倾向,即在做微观研究时不自觉地忽略了对"基本问题"的设问.     

谢·米·索洛维约夫与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的特征

俄国国家学派历史学家谢·米·索洛维约夫以《远古以来俄国史》的学术研究实践,影响并例证了 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的四个基本特征:从史料出发建构历史解释;以历史学为中心吸收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世界历史背景下,以融合东方与西方的视角建构俄国立场的世界历史解释;从时代出发开展世界历史研究.谢·米·索洛维约夫的历史学实践推动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职业化的发展历程,成为凝聚俄国国家学派的中心,缔造了一个独特的俄国史学发展景观.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探赜

在乾嘉考据学风盛行时期,章学诚由于自身条件限制,没有跻身于考据学派,而是另辟途径,进行历史编纂学的研究.他承袭传统的"六经皆史"的命题,主旨是辨析史学著述源流,区分史学著述体裁,兼论利弊得失,目的在于廓清史学的发展源流,并非是要把"六经教条,从神圣的宝座拉下来",更不能称之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     

《旧唐书》的编纂特色与历史地位

《旧唐书》是中国古代史学名著之一.长期以来,学界多肯定其史料价值,而指斥其编纂的粗糙.实质上,《旧唐书》历三朝史馆而撰成,已脱离国史、实录的史料形态而成为第一部专门记载唐朝盛衰转变的专著.尤其是,《旧唐书》深层次解读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政与唐朝兴亡的关系,多重维度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面貌,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新趋势,呈现了唐朝与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这些编纂成就实已超越单纯的史料价值而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因而有必要对《旧唐书》的史学价值与历史地位,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重新予以估量,这对于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大有裨益.     

杜大琏《名臣碑传琬琰集》的编纂特点与史学价值

<名臣碑传琬琰集>是南宋学者杜大硅编纂的一部碑传资料汇编,不仅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其编纂特点和史学价值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过去的研究者大多从史料学的角度肯定其考史成就,而指摘其编纂体例.今天应该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深入阐发此书的编纂特点和史学价值,进一步丰富中国史学史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