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吕氏春秋》之古树发理论研究之新花─—简介《吕氏春秋通论》

借《吕氏春秋》之古树发理论研究之新花─—简介《吕氏春秋通论》刘建国吕不韦与《吕氏春秋》，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人与一部奇书。在先秦诸子中，《吕氏春秋》是产生最晚的一部，其学术成就是相当突出的．但它在后世的声望不但远远赶不上列入儒家经典的《论语》、《...     

《荀子》、《吕氏春秋》教育思想比较

《荀子》、《吕氏春秋》均有集百家学说于一身的特点,两书所包含的教育思想比其他诸子更为丰富。比较起来说,《荀子》的教育思想以性恶论为哲学基础,《吕氏春秋》以天性论为基础。前者认为教育能够改造人性,由恶趋善;后者则认为教育不能改易人性,却可避免人的天性遭受戕害。《荀子》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圣人,《吕氏春秋》则把教育的目的更多指向培养遵守社会规范和因循自然规律的普通人。两书在教育方法论方面有许多相似的观点,但《吕氏春秋》更加强调基于自然人性的师生关系所带来的教学效果。     

论《列子》书先于《吕氏春秋》－－马叙伦《列子伪书考》匡正之一

马叙伦《列子伪书考》认为《列子》是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了包括《吕氏春秋》在内的诸家之言而成。然而当对《列子》与《吕氏春秋》基本相同，一部分相同，只是极少部分相同者，实事求是地逐一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就可以匡正马叙伦的这一论点，得出《列子》书先于《吕氏春秋》的结论。     

简论《吕氏春秋》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从兼容各家的成书特征到有关艺术理论的具体方面 ,《吕氏春秋》对《文心雕龙》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在作家修养上 ,都主张屏弃外在功利的影响 ;在文学艺术的理论构建方面 ,都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主张和观点 ,如文学的发展观点、执一思想、内容形式的关系以及因势理论和鉴赏理论等等。将它们的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对于加深《文心雕龙》的理论认识是非常有意义的。     

欲望、生命及理性和谐统一的大智——论《吕氏春秋》“审顺其天而以行欲”的心理卫生思想

《吕氏春秋》一书肯定了欲望的功能及其合理性 ,但又指出了纵欲对宝贵生命的种种危害 ,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节欲”、“适欲”、“审顺其天而以行欲”的主张 ,力图实现欲望、生命和理性的和谐统一。     

略论《吕氏春秋》的文学价值

《吕氏春秋》是惟一可确考成书年代的先秦子书，从古代散文发展角度看，它也是当时具有一定文学成分的散文著作。《吕氏春秋》的文学价值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奇艳的文采，可贵的形象。多样化的比喻、众多的神话寓言故事、细腻的描摹、富有个性的形象、独特的语言风格、异彩纷呈的词句，构成了《吕氏春秋》文学价值最突出的部分。二、宏伟的气魄、充畅的气势。《吕氏春秋》文章纵横铺陈，宏阔有力。这种特点是通过排比、蝉联、层递等辞格及铺排、层层推进、类比推进等综合运用表现出来的。三、分明的感情，显豁的褒贬。《吕氏春秋》对时世、人主进行了讥刺与批判，对理想社会、理想人格寄予了希望与赞扬，可谓褒贬分明，有一定的情感倾向性     

吕不韦与《吕氏春秋》

在今天许多学者笔下,《吕氏春秋》的思想就是吕不韦的思想似乎已成了不证自明的前提,并由此前提出发探讨与之相关的问题。这个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宋代以来读书界普遍存在的因人废书倾向,但能否说就没有受到其他成见的荫蔽呢?从《史记》等现有材料来看,《吕氏春秋》是由吕不韦授意编撰的,他个人的一些想法、主张,也应在书中有所反映,但具体的编撰工作,则由其门下积学之士担任。吕不韦对《吕氏春秋》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吕氏春秋》绝非其为政指南。就《史记》、《战国策》等对吕不韦生平行事及其当政期间秦国国政的记述来看,吕不韦是一个精于权谋的“闻者”,而非励精图志的改革家。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政见或有冲突,但吕不韦与秦王政之间的矛盾,应主要还是雄心勃勃的君主与把持朝政的权相之间的矛盾。     

读《〈吕氏春秋〉校释》

读《〈吕氏春秋〉校释》林存柱《〈吕氏春秋〉》是吕不书主编、撰写而成．但是由于《史记》对他人格的诬陷，历史家们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中是不介绍《吕氏春秋》的思想，其学识之浅偏见之深可谓深奥．陈奇猷先生能用“四十余年”的精力投入到《吕氏春秋》的校释中，为后人研...     

清代《吕氏春秋》研究史简论

在《吕氏春秋》研究取得诸多成果的今天,在“《吕氏春秋》研究史”研究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可以说,“《吕氏春秋》研究史”方面的研究势在必行.清代是研究《吕氏春秋》的一个高峰,在《吕氏春秋》研究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探讨清代《吕氏春秋》研究史具有重要意义.     

《吕氏春秋校释》质疑

《吕氏春秋校释》是陈奇献先生历４０余年辛苦研究写成的迄今最为完备的《吕氏春秋》集解本。但智者千虑，亦偶有一失。本文即试从校勘、训沽的角度，对《校释》“斫斩”、“少选”等则提出质疑，以向先生及诸大家求正。     

“传移模写”的思想实质

“传移模写”与刘绍祖没有必然的联系.对刘绍祖而言,“移画”仅仅表示他有能够超出一般画家的精密细致的描写能力.“传移模写”和临摹没有联系.“传移模写”以自然为粉本,“传移”强调创造性,“模写”强调细致的描写.张彦远提出“传移模写,画之末事”应当在他所提及的语境中去理解,从张彦远批评当代艺术家绘画只顾及形似、色彩,而失其笔法,没有气韵以及艺术家轻率的创作态度看,“末事”不是小事,而是大事,它与“经营位置,画之总要”一样,处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传移模写”要求绘画应该包含形、色、笔法,甚至气韵,它是对画家提出的高标准.张彦远和谢赫都对他这种画风提出了批评.     

“听之金声玉振”——谢榛对诗歌音乐美的追求

音乐和诗歌具有天然的联系,音乐性是判断一首诗歌好坏的重要标准。自古以来,诗论家就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从多个角度加以阐述,但大多只言片语不成系统。及至明代,茶陵派诗人李东阳以“调”论诗,以“具眼”、“具耳”辨格,诗歌和音乐的关系得到极大的阐发,然其后鲜有系统的论述。嘉隆年间,“后七子”中的谢榛可以说是明代屈指可数的音韵大家,他对诗歌音乐美的重视构成了其论诗的重要一环。在《四溟诗话》中,谢榛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诗歌音乐美的重要意义：音乐美是诗歌不可缺少的审美特征;音乐美对于表情达意有独特作用;以诗歌的音乐美为标准改前人诗歌。     

严羽复古诗学以“浑”为美的旨趣及理论构建

严羽认为宋诗笔力之劲健不减唐人,而气象之浑厚却差之甚远.他的复古诗学正在于提倡浑然之美,试图全面恢复汉魏盛唐诗以浑为美的诗学传统.在《沧浪诗话》中他提出了自己的诗美主张,即上乘诗作应具有古朴浑厚、整一无间的气象,妙悟浑成、兴发无痕的诗法和物我浑融、超形入神的意境.“妙悟”“兴趣”与“入神”等诗学理论正是围绕他以浑为美的复古旨趣提出的.自严羽后,以浑论诗逐渐成为潮流,谢榛和王夫之等全面承袭并发展了严羽的浑然美学,并将其推向了巅峰.     

顾恺之“传神论”美学思想探析

顾恺之是中国最早系统提出“传神论”的绘画美学理论家。“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等理论成为中国人物画的重要创作方法。从“传神论”的哲学源头入手，讨论各家思想对其画论的影响，论述“传神写照”这一理论中“神”的内涵，重点从审美体验来论证“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等概念，从而加深对顾恺之绘画理论的理解。     

“三不朽”的关联及其属性探究

春秋时代穆叔（叔孙豹）提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说,但并未对此作进一步的解说,尤其三者的主次、属性等均是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通过文献分析和比较论证对三者的意涵界定和关联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穆叔在提出“三不朽”时三者是并列关系,并无高下之分;孔颖达在注疏《左传》时明显地认为立德高于立功、立言又可能在立功之下;钱穆等则认为立德较高,其余二者不分轩轾;倘若从儒家重德的立场来看,立德当属最高,立德、立言皆应受德的制约,且二者只要遵循德的制约,性质难以区分高下。“三不朽”需要一个人在生前完成,是重在现实社会与社会群体,属性是入世的;“三不朽”所谓不朽,仍有时空的限制,与所立之德、功、言的影响有关,属性是重质量的;不朽还存在一些恶的形象,“三不朽”意在鼓励积极向上的正面意义,属性是正面的。可见,“三不朽”是人人皆可企及的,是有益于社会群体的,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中是大众追求的人文精神,也是文学艺术创作所追求的目标。     

人类自由与“美的规律”

人类最高的自由不能在必然性领域里寻到,只能存在于超必然性的世界。思维或精神自由是人类最彻底的自由。马克思提出“物的尺度”、“人的尺度”以及“美的规律”等概念,与真、善、美密切相关,且是一个渐次升高的系列。隐含着真和善的“美的规律”是人类实践活动必须遵循的最高规律,是人类向自由世界迈进的路标。     

从“哲学王”到“第七种政体”——柏拉图的政体理论的嬗变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唯一正确的"统治形式是"哲学家成为国王,或国王成为哲学家",其他四种政体(荣誉制、寡头制、民主制、僭主制)是上述这种"唯一正确的"政体没有得到很好维护而逐步退化的结果。在《政治家》《法律篇》等著作中,柏拉图将"唯一正确的"政体称作"第七种政体",认为这种政体应与其他六种可能出现的政体完全分开,就像神与人要分开一样;与《理想国》的另外一个不同在于,在《政治家》《法律篇》等著作中,是否根据法律实行统治成为决定除"第七种政体"之外其他各种政体优劣的主要标准。总之,"第七种政体"这个概念的出现,表明柏拉图已基本放弃在现实中实现"圣人之治"(人治)的幻想,而把"依法治国"(法治)看作明智的、务实的选择。从"哲学王"到"第七种政体",表明柏拉图的政体理论经历了从推崇"人治"向倡导"法治"转变的过程。     

“仁德”与“玄德”之同质异向——先秦孔子与老子“德”观念发微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德”观念既是政治上的重要观念,同时也是哲学上重要的概念。周人提出“明德”观念,将商人所重视的“鬼神”“上帝”观念拉回到现实中的民生世界、道德世界。然而,随着历史时空流变,“明德”观念趋于固化而难继“坚明”,礼乐制度随“德”的观念一同趋于瓦解。为解救周代“德”观念之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与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分别朝向“仁”与“玄”的不同方向拓展深入。他们或发掘“德”的深邃内涵或改造“德”的内涵另赋予其形而上特质。虽然老子“玄德”与孔子“仁德”不同,属于异向度地对周“明德”观念的发展,但他们的“德”都不是拘泥于外在形式化的礼乐规范;相反,均体现了对内在“心性”的重视——孔子主张以“仁”释“礼”,老子则脱离开僵化的周“礼”表象而旋转深入显露出了“慈爱”的柔软质地。     

阳明后学“无善无恶”说对晚明学术范型的影响

为研究晚明“无善无恶”说之于是时学术范型的影响问题,以王龙溪、李贽、黄道周等的思想为中心进行阐释。研究认为,李贽通过“童心说”传承王龙溪的“无善无恶”思想,试图寻找具有本体意味的天理良知;黄道周等掀起回归儒家经典的学术运动,提出儒学重建在于由理学、心学向经学的过渡与转型,将经学的过渡与理学打通,贯通其中的“无善无恶”说成为晚明学术新范型——理学向经学转向的先导动因。     

“考试”论析

全面实施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 ,不能单纯地谈“坚持考试”或“取消考试” ,而应客观地、冷静地探索“考试”存在的历史性和社会必然性 ,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具体而可行的措施 ,使得这一问题能得到相对完善的解决。由于人们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 ,以及办学能力与人口基数的差距 ,在目前情况下 ,“考试”不能完全取消 ,而应在强化考试的评价与反馈功能、弱化考试的选拔功能的同时 ,辅之以全方位、多层次、多样化的评价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