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年祭祀仪式与艺术——以汶川县绵虒镇羌锋村为例

羌年作为羌族一个极其重要的传统节日,有独特的祭祀仪式。羌族正是通过羌年祭祀仪式,为世人展示其文化艺术的魅力。羌锋村是羌族文化的一个缩影,其羌年特具代表性,能够较为真实地给人们呈现出羌年的过程、祭祀仪式,以及仪式之中的艺术。尤其是羌年的最高祭祀仪式"国若",汇聚了美术、雕刻、音乐、歌舞等艺术形式。不论是羌族文化或者羌年,还是羌年祭祀仪式以及仪式中的艺术,对于增进羌族家庭的和睦之情,强化羌族内部的内聚力和民族认同感都具有重要意义。     

“革命”话语竞争与乡村社会结构变动 ———以湘东南桥村为例

关于“革命”话语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有“持续论”与“断裂论”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但若将社会结构细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予以考察，或可超越这种非此即彼的判断。从村庄道德与权力体系来看，“革命”话语主要改变的是村庄的纵向社会结构，政治标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分层标准，而村庄的横向社会结构（以“己”为中心、以“伦常”为标准往外“推”的圈层结构）则呈现为延续性。     

流动的村庄:乡土社会的双二元格局与不确定性 ———皖东T 村的社会形态

在安徽东部T村，向城市流动的群体范围在不断扩大，村民生活方式越来越趋向二元化，流动导致了乡土社会双重二元化格局的形成。在这一格局中，农民经受着既非市民亦非农民的身份认同困惑，以及对未来预期的高不确定性。对城市和乡村的不确定预期，使得农村居民不得不通过不断的流动来增加保障。不确定性造成农民发展风险和成本的提高，同时也可能引发农民重复投资和资源的浪费。     

国家政治与民间社会互动视野下的乡村裁缝业 ———以山东省肥城市石横村为个案

近现代以来,石横村的裁缝行业经历了曲折的兴衰演变。在传统社会中,它以季节性副业和互助帮工的形式融入村落生活之中;改革开放之初,其作为乡土社会的手工行业之一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但随之而来的经济大发展引发了社会转型,使这一传统行业迅速遭到先进生产力的排挤,呈现衰落趋势。纵观这一过程,国家政治在社会经济层面的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但民众的智慧及民间社会自身的规律法则也参与其中,两者之间表现出一种相互影响、相互较量的博弈关系。从这一角度出发,不难发现村落经济生活领域内国家政治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的生计选择与民间社会的内发逻辑。     

村民自治下的村级社会管理的路径选择——以霍山县落儿岭村为例

农村社会管理从传统社会到转型期社会,其管理主体、性质和功能都发生了变化;农村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后,村民自治使村级组织不再是政权组织,而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霍山县落儿岭村为例分析得出,农村社会管理有两方面途径:一个是切实贯彻村民自治制度,强化农村正式组织印村党委和村委会的管理;另一个是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发挥农村社会组织即村民自治对农村社会管理的作用.一个强有力的农村正式组织需要从几个方面建立,即发展村级经济重塑农村正式组织的权威,村级社会管理需要精英治理,村级社会管理需要制度化.     

中越边民的社会组织与边境村落治理——以东兴河洲村为例

通过对内生型边民社会组织成长实践进行梳理,认为边民社会组织在边境地区村落治理中作了有益探索。充分发挥边境地区多元主体协同作用,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推动"企社"良性互动、提升边民综合能力、促进边民社会组织健康成长,是推进边境地区长效治理的可行路径。     

村规划和村基础设施现状调查——以重庆市合川区聂家村为例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以重庆市合川区聂家村为例分析了村规划和村基础设施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熟人社会的治理 ———以贵州湄潭县聚合村调查为例

文章通过对贵州湄潭农村的调查,发现熟人社会治理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拟亲化,即在熟人社会存在广泛的人情,人情的功能之一是界定熟人社会中的自己人,一旦成为熟人社会的自己人,则相互之间就要给面子,就要讲人情,讲感情.在新中国国家权力深入基层社会时,村组干部不仅凭借自己人来维持乡村社会的基础秩序,而且借此来完成国家任务.村组干部甚至主动通过扩大人情往来,将更多村民纳入自己人的范围,由此获得通过自己人治理的能力.     

试析农民离村与城市社会问题——以20世纪20-30年代的江苏为例

2 0世纪 2 0～ 30年代 ,江苏省的农民离村现象牵涉到了城乡社会的各个层面。本文以此为例 ,结合近代城市社会所出现的问题 ,重点阐述农民离村进城而引发的城市社会问题     

乡村生态建设的调查研究——以靖远县葛埫村为例

以靖远县葛埫村的生态建设为研究对象,采取调查问卷和访谈法的方式对当地生态建设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葛埫村生态建设仍然存在水资源缺乏、植被破坏严重、农业污染严重、农村文化越来越落后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落实"退耕还林"政策、搞好环境卫生工作、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等对策。     

村民对旅游开发的社会反应:冲突论的视角——以中山市崖口村为例

社会冲突论是指社会主体之间由于需要、利益、价值观念的差别和对立而引起的相互反对的社会互动行为.本文通过对中山市崖口村村民对旅游开发的认知和态度进行深度调研访谈,发现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由于行政强制、价值观差异、未来收益差别等原因,村民之间存在明显的社会冲突,形成彼此联系的群体博弈,最终对当地旅游开发呈现支持、集体抗议、被动接受或自愿同化的社会反应.     

社会资本视野下的"撤村建居"型社区治理——以杭州的实践为例

城市化进程使得城郊地区和城中村出现了大量‘撤村建居"型社区,这些社区尽管在产业结构和农民身份属性上早已实现了非农化,但其社区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袭了村庄的治理模式.本文以杭州的实践为例,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撤村建居"型社区治理,并提出社区治理的对策和建议.     

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生活管窥——以《成府村志》为中心的研究

旗人社会的研究是近来明清史学界的一大热点。文章藉助民国年间金勋所著《成府村志》,从社会生活、风俗礼仪的满汉差异以及庙宇与香会等角度入手,揭示成府村所体现的北京旗人聚落的变迁模式,从而进一步推动旗人社会尤其是旗人聚落的研究。      

村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和服务提供的调查分析——以连云港市为例

以江苏省连云港市为例,调查了解村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和服务提供的现状,发现经济环境和政府的扶持力度是影响村卫生室发展的重要因素,卫生院设点的村卫生室比非设点的更为重视预防保健工作,村卫生机构硬件建设提升明显,但还存在乡村医生的整体素质偏低＂、以药补医＂现象依然严重、卫生室人员工资水平和培训投入过低等问题。建议采取多种形式对乡村医生进行补助,加强村医继续医学教育和全科医生培养,积极支持乡村医生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现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加强村卫生室绩效考核等。     

清末民初晋水流域乡村社会的变迁：以“营村”为例

清末民初晋水流域乡村社会与华北其他地区共同经历着传统社会近代化的历程。其中＂营村＂地处汾河太原盆地晋水流域北段,南接太原县城,对于晋水的管理与利用尤具典型意义。清末由于本区社会动荡不安,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外国商品与新型经济作物出现,天主教势力也趁机扩张,地方政权控制力减弱,＂营村＂的社会矛盾空前加剧,一度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营村＂的主要矛盾表现为耕地频繁流转,但广大无地少地村民难以维持生存转而寻求其他生计手段;传统宗教民俗活动趋向繁荣的同时天主教势力膨胀并成为村庄新的地方势力。民国初年随着地方政权的下沉,传统社会中地方政权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转变成自上而下的控制,社区发展的动力受到抑制。通过分析营村的具体情况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些基本面向。     

拉祜西是母系社会吗? ———一项基于社会血缘的考察

在社会历史大调查中，拉祜西社会被认定为母系社会，其部分家庭经由双系变为父系，但是亲属关系人类学常识证明，三种血统制度在逻辑上无法同时共存于一个传统民族的特定区域。在对两个拉祜西村庄长期田野资料基础之上，通过详查其社会血缘及乱伦禁忌的覆盖范围，笔者得出拉祜西社会是不对称双边系的结论。     

三峡外迁移民社区的整合与发展研究——以丰峡村为例

作为一种“嵌入式”异质型社区,移民社区原有的文化特质(结构、功能等)不可避免地会与迁入地社区发生文化互动、冲突,其“嵌入”也必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三峡外迁移民区即是这种类型的异质型社区。从发展趋向看,移民社区最终要与迁入地社区达到相当程度的整合。移民社区的整合问题包括移民社区的内部整合、移民社区与迁入地社区的整合。对此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将有助于移民社区的发展和迁入地社会的稳定。以丰峡村作为对象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该社区的研究,总结出两种文化融合的规律,探寻两种社区的整合途径。     

民国时期农民离村的社会致因与社会救济

农民离村是民国时期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由于灾荒饥谨层出不穷、兵灾匪祸连年不断,加以人口与自然资源比例失调、土地兼并严重、失业现象广泛存在,成千上万的灾民与难民被迫离开农村。农民离村有的进入边疆地区,有的涌入城市,但更多的变成了无业游民。民国政府为了缓解农民离村造成的社会压力,主要采取了救济灾民、救济难民、安揖游民贫民以及移民垦殖等社会性救济措施。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以颍上县“村嫂”理事会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基层社会治理,看似简单的六个字,一方面关系着国家的安稳和谐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关系基层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因此,创新基层治理,激活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不断夯实基层治理的基础,才能有力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擘画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新图景。颍上县“村嫂”理事会的生动实践,为创新基层治理注入了柔性活力。     

族权、“伦常”道德与近代乡村的社会结合 ———以湘东南桥村为例

关于传统中国汉文化区乡村社会,老一辈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曾给出一系列经典概括,如村民重视祖荫、＂差序＂的社会结合模式,以及以伦理为本位的村庄道德秩序。文章试图进一步揭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差序＂的社会结合理想模式下更多丰富而具体的社会实践过程。本文所呈现的是除文化机制和权力机制之外,＂差序＂社会结合的内部动态关系,如纵向的分家与继替、横向的＂类＂与＂推＂,在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中主要是依靠以＂伦常＂为核心的道德机制造就的＂势＂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