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北魏太武帝的文化政策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继承道武、明元两朝传统,基于北魏的文化国情,汲取汉民族的统治经验,为进一步推动北魏政权的汉化采取了一系列文化政策,如正定文字、发展官学教育、尊崇孔子、诛杀史官、毁灭佛教等。这些政策或宽明或严酷,具有明显的双重性特征,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主客观因素所致,对北魏社会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化认同视角下的北魏平城时期贵族佛道信仰变迁

平城时期是北魏少数民族政权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在社会变革的推动下,文化碰撞与融合共存。在信仰文化上,北魏政权改变了原始的自然崇拜状态,转而尊崇代表当时主流信仰文化的佛道,故信仰文化的认同加快了鲜卑族汉化的步伐。佛道间的根源性差异、北魏上层的认同性取向等因素致使二者在北魏平城时期实现了历史性的变迁,使得佛道信仰文化发展更趋于成熟。     

献文帝拓跋弘与北魏封建化

献文帝拓跋弘是北魏封建化进程中一位承前启后的较有作为的年轻皇帝 ,其执政年间 ,在以往道武、太武诸朝的基础上 ,励精图治 ,整顿内政 ,增强国力 ,四出征讨 ,致力统一 ,保卫了北魏封建化的既有成果 ,并推进了北魏的封建化进程 ,为孝文帝改革和北魏封建化进程的最终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浅议北魏“子贵母死”制度的原因

北魏实行“子贵母死”制度绝非偶然,也绝非是对汉武帝“故事”的简单模仿。它是拓跋氏早期为防止外家部落篡权而采取的政治举措,也是拓跋魏为了加强皇权和推进封建化进程的重要措施。这一制度虽然实行在道武帝时期,但它不是道武帝的突发奇想,而是在拓跋鲜卑民族长期发展的过程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它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从拓跋鲜卑早期妇女的社会地位、外戚部落势力对王权的影响以及道武帝早期的遭遇,可以发现北魏实行“子贵母死”制度的原因。     

北魏地方官吏考课制度述论

北魏地方官吏考课制度述论杨钰侠（宿州师专历史系）北魏地方官吏考课制度的发展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１．从道武帝拓跋到文成帝拓跋时期，为制度的草创阶段早在道武帝拓跋时，史籍上就有了对地方官吏考核的记载，拓跋在天兴元年八月曾“遣使巡郡国，举奏守宰不法者，亲...     

洛阳太学与东汉经学教育

洛阳太学的设立促进了经学教育的空前繁荣。光武帝刘秀对洛阳太学博士官的选拔非常注意 ,并不断完善对博士官的选拔制度。太学的发展 ,使京师洛阳形成了浓厚的经学文化氛围。东汉末“风俗之美”的形成、党锢之祸中党人的种种表现和太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等 ,无不体现了洛阳太学经学教育的社会效应     

论北魏"孝文改制"的历史特点

本文主要从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改革政策连续性、班禄酬廉严惩贪污等几个方面论述北魏“孝文改制”的历史特点。     

许衡在元代理学官学化中的地位

元朝成为理学发展和变为官学的关键时期,许衡在其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对程朱理学的继承、改造和传播,推动了程朱理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而他帮助元世祖忽必烈施行“汉法”政策和“兴儒”方略,则为将程朱理学推向全国和成为官学创造了条件,并最终使理学在元代实现了官学化。     

汉代对经书的整理成绩及其原因

经过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两大学术流派对《诗》、《书》、《礼》、《易》、《春秋》的长期研究,到汉代末年,经书和经说的整理提上了日程。首先是随着儒学生员的增多,经书的解释日趋繁琐,需要有学者对纷纭的解说加以提炼。汉武帝时,儒学弟子50人,汉昭帝时,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年又增加了一倍。元帝时,曾为博士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又增太学弟子达3000人①。这种情形继续发展,到东汉质帝(公元146年)时太学生竟增加到三万余人②。受利禄的驱使,学者们在解经时勇立新说,一经说至百余万言,且一经内部,又分门派。班固曾指出:古…     

试论北朝关中造像记祈愿对象及内容所见文化意义?

北朝关中地区造像记中为皇室祈福之辞实质上是对北朝政权强化皇权统治的一种间接反映,同时也与北魏“太武灭佛”有着密切关系。北朝关中造像中存在大量混同佛、道的现象,这与民间信仰轻教理、重实践从而具有一定实用性和灵活性的特点有关。与此同时,北朝关中造像记中所反映的世俗信仰则保持了某种基本的稳定性,其时间可以一直追溯到汉代的铜镜铭文。     

北魏时期中原(河南)教育管窥

北魏自孝文帝迁都洛阳后 ,中原 (大致相当于今河南 )地区的官学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尤其是地方官学在政府的提倡下 ,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地方官学体制 ,为隋唐教育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 ,中原地区的私学也方兴未艾 ,实施不坠 ,呈现出新的特点 ,对我国专门学科的研究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 ,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论北魏社会经济的性质问题——评李亚农先生关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的理论

李亚农先生在所著“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一书中,对北魏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北魏的土地制度,做了相当详细的分析。李先生认为北魏社会不是封建制社会,而是前封建制社会。理由是:“北魏的土地制度,又不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是氏族制社会的土地公有制。”至于“封建的士地占有,在北魏还是有的,不过,没有在经济生活中占主要成分。”李先生又认为:“由奴隶制社会而封建制社会——中国的阶级社会,发展到北魏的时代,已经有了两千年左右的历史。由于落后民族的入侵,中国北部的经济生活竟倒退了两千年。”为什么会倒退呢?因为“均田制的生产力比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生产力还要差。均田制降低了当时的生产力。北魏普遍地以预备休耕的倍田授给农民,就是土地生产力大大地降低了的铁证。”以上就是李先生在分析研究北魏社会经济之后所得出的主要结论。我认为李先生对于北魏社会经济性质的诊断,是值得商榷的。以下我将根据历史的事实阐述我个人对于北魏社会经济性质的一点粗浅的意见,请李先生和同志们多多指正。     

论汉武帝在经学史上的作用与影响

汉武帝“罢黜百家” ,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立太学 ,建立以经术取士为核心的察举制度等 ,对儒家经学的兴盛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经学从此成为官学 ,成为统治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与文本依据。武帝在对经学的政治作用的定位上 ,注重的是经学的“缘饰”功能 ,即在政治运作的显性模式上确认了经学的地位 ,而在隐性模式上坚守刑名法术为根本原则 ;这一方面直接影响了后世帝王利用经学的态度 ,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儒家经学失去原始儒学独立思想的特质 ,转向以解经为主的解释型的学术了 ,这不能不说是武帝尊儒崇经的一大流弊     

“帝师”与“佐命”：张良形象与南北朝初期的政治实践

西汉以后，张良的形象不断发生演变，从佐汉的谋谟之臣变成集天命与神仙于一身的历史偶像。晋宋之际的天师道建构张良与张道陵的血缘关系以契合刘裕的汉室苗裔身份，为刘宋“与道结缘”制造祥瑞，以达成便于传道与影响政治的双重目的。北魏的寇谦之则利用崔浩“自比张良”的行为，制造了一套“符箓受命”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汉代以来张良“授命”说的改造。天师道利用已非历史原型的张良形象，涉入南北朝的政治活动，也塑造了刘宋、北魏政权中长期存在而又沉浮不定的共同文化意识，并推动南北分裂的政权向着共同的文化目标前行。     

平城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北魏文学的复苏

天兴元年七月,北魏王朝迁都平城。此后平城(今山西大同)作为北魏的都城,前后存在了94年。在这近百年时间里,北魏的农业、工商业、对外贸易等经济形式相互补充,共同发展,促进了平城时期经济的繁荣。在思想文化方面,拓拔氏一改前期仇视、惧怕汉文化的心理,逐渐接受汉族文化,儒、道、释,以及外来文化相互交融,共同促成了北魏平城时期文学的复苏。     

太学生找不到工作活该！

太学生就业难根源何在?谁该为就业难承担责任?董仲舒博士接受专访首次就太学生就业难问题发表看法——7年前,长安太学教授董仲舒博士一篇关于教育改革的论文《贤良三对策》,改变了大汉高等教育的格局。此后我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太学大举扩招,长期困扰青年学子的上学难问题得以缓解,高等教育进入产业化时代。然而时隔7年,     

北朝道教论略

道教在北朝经过寇谦之改革之后,曾一度成为北魏的国教,其后楼观道在陕西兴起,形成新的道派。 道教的发展引起了佛道之间的激烈斗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先后两次发布诏令,禁断佛教,史称“二武 灭佛”。     

北魏平城旅游形象设计及实施策略研究

大同成功地申报了“大古都”,而与其他古都相比,大同没有鲜明的旅游形象。因此,本文将从北魏时期大同的历史、文化、民族交流上挖掘其独有的旅游价值,对北魏平城予以“北朝先锋,开放魏都”的旅游形象定位,并围绕这一形象开展一系列的形象设计。     

远游无穷，近观生面：潘雨廷论船山思想历程

除范畴研究与方面研究以外，船山研究还应再现其心路历程，深入把握其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才能领会船山思想之精蕴。潘雨廷作为著名的易学家和道教学家，从易学时空观、三才观、道教身体观的角度，紧密结合船山出入险阻、辨章三教的一生经历，对船山思想的发展加以审视，深入完整地呈现了船山始终追求“行己有本末”,先历地道、天道、人道之“远游无穷”,后经“反身体认”,终归六经而“近观生面”的心路历程。该历程具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是由地道而天道，救世而究理的阶段；第二是从社会学的人到生物学的人，“远游无穷”而体认“造化在我”的阶段；第三是诚合内外之道，回归六经而近观生面的阶段。开六经之生面是船山“行己有本末”,落实“诚合内外之道”的自我选择。     

把握新发展阶段历史方位的多维透视

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应当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阶段理论的一般性规律出发，在普遍性与特殊性、螺旋性和上升性、必然性与可能性的辩证关系中加以把握。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定历史阶段，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历史阶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历史阶段。同时要深化对新发展阶段的认识，必须着力在“立足中国”和“借鉴国外”“两个大局”的交互叠加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变”与“不变”等几个方面来加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