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与元散曲的虚幻意识

元代道教盛行,对当时的文人创作影响甚大,在元曲特别是散曲作品之中,体现出极为浓厚的虚幻意识。表现在对历史兴亡更替的透视与淡漠,对功名富贵的消解与否定,对避世隐居、学道求仙的追求与向往,以及对纵情声色、及时行乐的认可与肯定等几个方面,反映出了元代的社会环境、文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     

论元散曲中的青楼词兼论元代妓女特点

通过比较元散曲中妓女所作之曲与男性所作青楼之曲,论证了前者更真实地反映了她们的从良愿望、凸现了她们的文学才华,审美品位也更高尚.论述了为何元妓人数倍多于唐宋妓,而有文学才华的却最少.从元代重武轻文、统治者不通文墨、元妓普遍文化水平低下三方面探索了原因.以<青楼集>等文献和元杂剧妓女戏为据,论证了元妓比唐宋妓更有自觉争取人权的抗争意识,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元散曲家“四时之绘”中审美情趣的外现

元散曲家在怅惘情怀之下,于大自然中寻求精神的寄托。大自然周而复始的推移变迁,也唤起了他们对自然美深入细致的观赏、品味和感受。元散曲家按照季节推移的自然顺序,从不同观赏角度,感受方式,描绘出了一幅幅具有诗情画意的四季图。使人从中欣赏并感受到大自然在循环往复的季节推移中呈现出来的丰富多彩的美,也揣度并感受着曲家的心境。这一类作品另有其独特的审美特征和审美价值。     

道教与唐五代仙道艳情词

仙道艳情词指受道教影响的艳情词作。在唐五代文人曲词和敦煌曲词中,有许多曲牌、词牌暗含仙道艳情本事,许多艳情词作通篇或有意象与道教相关,本文就此种文学现象的成因、文化内涵和文学价值作了探讨,以期充分发掘其研究价值。     

古本散曲文献整理与散曲研究的深化——以散曲家冯惟敏的《海浮山堂词稿》为例

古本散曲文献整理是一项做好我国传统文化继承与保护的重要工程,做好这项工作有利于人们对曲集版本的了解与认识,纠正曲作选本中一些词句的谬误;有利于人们了解曲作中记录的一些历史史实与历史人物;有利于把握曲文中透露出的古代文人的某种心态与生活情趣;有利于人们加深对某一地域文化的了解,等等。同时,古本散曲文献整理也为古本散曲文献数字数据库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以剧曲为曲与以词为曲——马致远与张可久散曲之比较

从各体文学的角度分析马致远与张可久散曲的差异可以看出,马曲以剧曲为曲,张曲以词为曲,代表了元散曲创作中两种不同的创作方向,体现了元杂剧和元词对元散曲创作的影响。另一方面,马曲俗中有雅,张曲雅中有俗,张曲对马曲又有继承之处,马、张二人成为元前期通俗生动的俗曲和后期文雅守律的雅曲之间过渡性的作家。     

论丘处机的道教词

根据相关文献资料，结合丘处机的生平及宗教活动，对其道教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认为其词作主要表现了全真道内修心性，外修功行，三教合一等宗教思想。通过对丘词某些具体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出丘处机对全真道宗教思想有所发展。     

唐玄宗泰山封禅与道教之关系

开元十三年的唐玄宗泰山封禅活动,没有道士的参与,道教色彩淡薄,成为封禅历史上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这与开元前期唐玄宗强调儒家政治、怀疑道教神仙方术、有节制地发展道教的政策等因素相关。然而,唐玄宗崇道和以道修身治国,泰山是道教名山,封禅又与道教有天然的联系,使此次封禅又不可避免地染上了道教文化的色彩。唐玄宗的泰山封禅,对于道教的发展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略论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散曲之爱情婚姻及两性关系描写

元代中外文化交流非常活跃,当时的民族文化交融特别是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的冲突、交流、融合,对元散曲的创作产生了明显影响,包括对元散曲爱情婚姻及两性关系描写之影响。     

陶渊明、谢灵运与道教关系之再审视

陶渊明、谢灵运其人其文深受道教的影响。以往的研究者常常只强调陶、谢对于道教的虔诚皈依,事实上皈依之路,艰难而执着。陶渊明和谢灵运作为道教徒在艰难的求仙之途领悟到了生命的真谛,使其在异常昏暗的政治环境中仍能保持超然、自由的心灵境界。另外,道教教义对于天命的敬畏与对于自然的亲近也深刻地影响到了陶、谢的世界观,使之形成了一种对于自然与天命双向认同的态度。这一点对于准确理解陶渊明的“委运任化”观和谢灵运“守道顺性”观具有积极的意义。     

先秦道家元典中的人文精神初探(二)

先秦道家的艺术人文观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审美观;具体的艺术样式;艺术境界寓于艺术人生。先秦道家的文化教育观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主张身教或合规律的教育;无视经验教育,强调实践性教育。先秦道家的社会政治观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处理社会问题的基本准则;责任与形象相结合的处世态度;理想的社会政治模式。先秦道家的宇宙自然观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人类是宇宙自然的要素,各要素各有价值;人类应该向宇宙自然学习,最终达到天人合一;如果人类破坏大自然就会遭遇灾难。     

唐代采诗制度及其与元白新乐府创作的关系

唐代存在太常卿采诗和风俗使采诗两种形式的采诗活动,盛唐和中晚唐可能也存在太常卿采诗制度,唐无采诗之说不确。元白创作新乐府,其直接背景即是初唐既已存在的采诗制度,白居易希望在中唐恢复采诗制度,以使其新乐府在流传到民间后为朝廷所采集,从而起到讽谏的作用。但元白新乐府最终未曾入乐。     

赋体与诗体之关系论略

纵观赋的发生与发展,从“赋者,古诗之流”开始,继而发展成独立的文体,与诗的关系始终是相分又相合。赋不断从诗体中吸取养分,使体物铺叙和诗意抒情相融合,推动自身向更为完善的形态发展。同时,赋所具有的铺陈手法及俳偶特点也给了诗以影响,从而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段。     

五福太一信仰与元代道教格局

五福太一信仰在元代达到巅峰,对元代道教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五福太一道的产生既和五福太一祭祀有关,又和元初北方太一教、全真教和南方正一教的活动息息相关。五福太一道的产生既是元代统治者统治意愿的体现,也是相关道派主动迎合国家宗教意图的结果。     

袁枚诗论及其评价

袁枚的诗论冲心是性灵说。诗来源于性情,然而没有性灵的性情流于直;诗的流传在于创新,然而没有性灵统摄,诗就难出个性、难以创新。本文从诗之源、诗之魂、诗之传三个方面分析袁枚的诗论。在此基础上,分析袁枚诗论的积极意义及其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原因。     

再论张衡与七言诗之关系

东汉时期的张衡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不仅在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方面做出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文学上也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作为中古文学史上的一大转关人物,张衡对七言诗的形成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对于研究中古文体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谢灵运与慧远交游考论

谢灵运是晋宋之际的名士兼佛学家,慧远乃庐山高僧。谢灵运“志学之年”便崇拜慧远,发愿“希门人之末”,而且也曾游庐山,见慧远,为檀越,凿池筑台植白莲,应邀撰《佛影铭》。其庐山情结不为不笃挚,但“诚愿弗遂”,最终没有成为慧远的弟子。他与慧远的交往情形比较复杂和特别,若即若离的深层原因乃在于谢灵运诸端“心杂”的个性与思想特征。     

从命名礼透析屈原人格的双基建构

在古文化中,名字与人格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联.据此,从命名礼切入,是研究屈原人格构成的新视角.<离骚>篇首,屈原在自述名字的由来时,涉及命名礼这一古文化内容.通过对屈原命名礼的分析,清晰见出屈原名字的综合内涵存有"巫"与"圣"两种文化因子.这两种文化因子预置了屈原的心路历程,预置了他的价值体系与审美取向.也正是这两种文化因子的并存互渗、相摩相荡,使屈原的人格蕴含着宗教精神和理性精神,呈现为多彩的双基建构.     

论元代道教审美文化之雅

由于特殊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以及道教自身的发展,元代道教审美文化呈现了具有时代特征的雅,对于时代审美文化乃至于对道教本身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元代道教审美文化之雅,体现为庙堂之上忧国忧民道义之高雅、馆阁间文人相呼应的形式之文雅以及处江湖之远的隐士道人心态之清雅,反映了元代道教独特的时代心理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