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法上的按日连续处罚制度：历史发展、适用困境与完善之道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以来,按日连续处罚制度在我国实施已近9年,有必要对其立法和实施情况进行全方位的检视。在立法层面,按日连续处罚制度在我国经历了“地方立法先行先试—国家立法逐步展开—地方立法积极回应”三个阶段,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在实施层面,执法数据表明该制度的适用率极低,究其原因既有重罚主义倾向下执法人员不敢罚的主观成因,也有该制度本身不合理的客观成因。有鉴于此,可以从立法和执法两条路径出发对其进行完善。在立法上扩大适用范围,简化法定构成要件,完善计罚方式;在执法上明确“要件裁量”和“效果裁量”以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同时为“可以不予”按日连续处罚的违法行为设计双轨制罚则。     

连续同类违法行为累加处罚问题探析

在我国航空运输、环境保护等领域,由于对一次性违法行为的法定处罚额度偏低,又缺乏针对具有连续性的违法行为的特殊处罚制度,导致处罚力度不足以制止违法行为,守法成本高于违法成本。为改变这一执法困境,有必要在立法层面寻求突破,建立连续同类违法行为累加处罚制度。     

处罚违章行人的可行性及其对策

由于对违章行人多疏于执法,习惯采用运动式执法方式,加之道路交通标识与设置不尽合理、行人交通地位边缘化等原因,致使在处罚违章行人时陷入一种执法困境.从人车道路权责不对等、大数法则、功利主义和滥用倾斜保护原则4个方面审视行人违章现象,找出行人违章的深层原因,进而分析处罚违章行人的难点所在,对处罚违章行人的可行性进行论证.执法部门应当通过设定执法缓冲期、加强执法取证、创新处罚手段等措施,改进执法方式;通过坚持处罚的最后性原则,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提升执法理念,使对行人的违章处罚更具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理性评价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颁布实施后,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南宁、厦门、大连等城市围绕城市管理中的问题展开了。在设计这一制度过程中,当初基于节约行政成本、减少多头执法、避免执法扰民,但由于未能对我国行政处罚领域里存在的诸如行政负激励膨胀、伦理道德、行政法律制度的扭曲等问题进行检视,也没有对现实法治进行理性思辨,引起法治的失语与悖论,这些问题实在有必要进行一番审视,以求得该制度勃发它应有的活力,更符合宪法规定的“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立相对集中处罚制度一定要有利于实现行政民主,要考虑到它在行政管理中的可行性,要有利于实现行政效率、节约行政成本,要考虑到行政处罚与法治的可容度等。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机制研究

文化市场执法领域确立综合执法机制,需要在学理上予以明确。确立综合执法机制首先要确定多层次、多部门、多类型综合执法模式的正当性,之后认真仔细地甄别这些模式的差异,以有效发挥各自制度的功效。目前的立法文本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实践中的一些焦点问题,如综合执法机制与独立执法的关系、综合执法机制中决定与执行的关系、执法手段问题等,这需要在学理上进行提炼并进一步反思。综合执法体制需要重点建设的制度领域为联合调查制度、联合处罚制度、联席办公会议制度、公务协助制度、重大案件督办制度、政策研究制度。综合执法模式的边界为公众参与和行业自律。     

生态环境“首违不罚”制度的现存问题与规范路径

生态环境“首违不罚”制度在我国尚处起步阶段,其不仅与“优化营商环境”“包容审慎监管”“追求执法效率”等制度基础价值取向相吻合,还是生态优先原则的应有之义、生态环境执法改革的内在要求、环境损害担责原则的具体体现,需在制度设计时予以充分考量。从现有实践来看,我国生态环境“首违不罚”制度存在立法规范层级较低、各地标准不一、“首违不罚”和“无危害不罚”相混淆、各方环境利益难以得到衡平、限缩行政裁量权等多方面的问题,亟须明确“首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及时改正”等构成要件的内涵,并从完善有关立法、厘清构成要件、明确裁量权限、规范执法程序等方面对其进行完善。     

“少不了”与“免不了”的功能表达与历时演化

近义构式“少不了”与“免不了”在功能表达及情态特征上具有不同特征,这需要从事件的模态性、语用的偏向性、时体的实现性等方面进行研究。从意义的虚化过程来看,“少不了”由表客观状态发展到表主观评注,“免不了”由表客观强调发展到表主观评注,都是副词情态化和主观化不断增强的具体体现。       

论中国治理企业违法的和解合规模式

现代国家治理企业违法存在严格处罚模式、裁量不罚模式与和解合规模式三种.中国目前属于严格处罚模式和裁量不罚模式的二元共治,存在执法的社会负效应大、执法的后期效果不佳、难以适应国际经贸发展要求这三大主要问题.中国的执法理念正在经历由报应性正义到兼容恢复性正义的转变,引入和解合规模式能够更有效治理企业违法.在制度层面,应当建立企业犯罪暂缓起诉程序,全面推行企业违法的行政和解制度,明确合规在和解中的核心地位.     

交警实行“零容忍”好

报载：成都市交通管理局要求全体交警对所有交通违法执法,在执法区域,违法行为、执法手段全面实行“零容忍”,绝不放过一个轻微细小的交通违法。为强化对交警执勤执法行为的动态监督,这个局同时对交警实行“违规提示单”、“违规通知单”的“两单”制度和对处级单位挂“黄牌”的制度。对三次收到“两单”的交警给予下岗、辞退等行政处分。     

公众参与在环境保护法治中的作用

中国各省2010-2014年的GDP、环境投诉量、环境犯罪案件惩处力度,可以反映环境治理活动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虽然立案和逮捕环境违法者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明显,但政府受理和处理的环境投诉量与地区GDP产值高度相关。这说明,环境治理的重心不在于刑事处罚的严厉性,而在于环境执法的严格性和频繁性;环境执法短期内可能造成失业、罚款、减产等问题,但从长期来看有利于经济发展。研究也发现,不同地方对环境污染案件处理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如:环境保护刑事司法地区差异严重,环境保护执法不重视公众投诉,案件公示的透明度低,环境监督信息化水平低,环境污染事件处理缺乏刚性等。研究建议,继续加大环境污染事件处理的公开化,增强人民群众诉求渠道,全方位监督和采取司法手段处理环境污染事件。     

论我国《反垄断法》的责任制度完善

我国《反垄断法》中的法律责任制度存在诸多疏漏,有必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增加惩罚性赔偿责任、扩大反垄断执法机关对行政垄断的认定权和处罚权、对垄断行为进行必要的刑事处罚等。这样,能够促使《反垄断法》更好的起到“经济宪法”的作用。     

互联网平台经营者集中:风险、挑战与应对

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平台因为其网络外部性和双边市场的特性快速发展.大型互联网平台经历了从依靠创新开辟市场,到使用"价格战"抢占市场,再到利用并购拓宽市场的过程.然而,互联网平台的并购行为因数字市场的特点存在反竞争风险,其中初创企业并购可能消除竞争和创新,而跨领域并购则强化了互联网平台的市场力量.现行反垄断法经营者集中制度在规制互联网平台并购行为时存在着申报标准不合理、竞争效果评估困难和处罚力度过小等诸多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应当从立法层面建立综合性申报标准、推定互联网支配地位企业并购行为违法制度和提高处罚力度,在执法层面革新竞争效果评估方法,以完善互联网平台经营者集中控制制度.     

交通强国建设背景下中国“双碳”法律制度构建探析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双碳”目标，既是交通强国建设下的绿色交通发展新要求，也是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从立法、执法与司法层面指出当前我国现行法与政策间缺乏对“双碳”目标协同增效、法律制度体系不完善、智慧执法能力不足、执法主体权责不明、司法审判机制建设不完备等问题。对此，提出我国有必要建立法律与政策的衔接，制定专门法搭建法律框架；提高执法人员的智慧执法能力，建立健全执法制度；强化审判体制机制建设，提高司法专业化水准，培养信息化智慧司法服务能力；多元并举保障“双碳”目标顺利达成。     

我国劳动保障监察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完善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从充分体现立法为民的精神、扩大劳动保障监察的范围、完善相关的几种制度等六个方面发展和完善了我国劳动保障监察立法;从政府角色定位、执法效率和对非法用工主体进行监察三个方面,指出劳动保障监察存在的问题;从政府应该明确角色定位、进行专项监察立法、关注企业发展趋势、取消对非法用工主体的监察条款和增加刑事处罚条款五个方面,提出发展和完善我国劳动保障监察制度的建议.     

一事不再罚原则及其适用——兼析《行政处罚法》第24条之规定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行政处罚法的原则之一,这一点已为我国行政法学界所公认。界定此原则应侧重“一事”为同一事实和同一理由,以此明确行政机关之间的职权关系,避免出现执法中的相互推诿。同时,也会防止某一行政机关徇私对一违法事实作过轻处罚,又以“一事不再罚”原则拒绝其他机关进行处罚     

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职权化”运行与规范化发展——基于对100余名实务人员的访谈研究

《监察法》确立从宽处罚建议制度为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调查中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精神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并有助于提升反腐败效率。该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构成“特殊与一般”、前后衔接的关系。访谈研究发现，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适用率总体偏低，并存在自由裁量权过大、程序和权利属性不足等“职权化”运行特征，不利于实现反腐败效率价值及其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衔接。上述现象的深层致因是从宽处罚建议制度未得到准确、严格执行以及相关配套规定尚不健全。实现该制度的规范化发展转型，应坚持效率与公正有机统一的理念，遵循“双向衔接”、证据裁判、罪责刑相适应、权利保障、监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等原则，并据此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     

宋代笞杖刑罚制度论略

宋代刑罚在法律规定上仍援用隋唐以来的五刑制度。同时,随着宋代社会形势的发展,刑罚的具体内容也有所变更,表现出新的特征,其中笞刑和杖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笞刑和杖刑是五刑中两种较轻的刑罚,是统治阶级用来作为对轻罪犯人的处罚手段。执行方式是用竹板或荆条拷打犯罪者的肌体,使人身受到痛苦和损伤,达到处罚、惩戒目的。因此,这种刑罚又称为“体刑”。对宋代笞杖刑罚制度的演变及其特点进行论述,是全面系统地认识宋代刑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行政处罚权下放的法治进路——兼论《行政处罚法》第24条

《行政处罚法》第24条促进了行政处罚权的适当下放,是推进行政执法重心下移的一项重要举措。针对《行政处罚法》第24条,通过规范分析的方法,从主体和性质两个方面对条文涉及的省级单位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权力进行分析。省级单位具有处罚权下放的决定权,处罚权下放未使镇街具有处罚权能,应由组织法对处罚权下放进行回应。实践中应充分发挥省、自治区、直辖市在行政处罚权下放中的作用,引入“行为主体”被告论,变革组织法实现制度供给,促进行政处罚权的下放。未来应把握统筹规划和下移执行的平衡,结合《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精神规范执法,多方面实质化解决执法矛盾。     

我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制机制建设及其改革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实施十年来,我国已建立了较完备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系和执法辅助体系,行政执法程序和标准得到一定程度的完善,行政执法力度加强,行政执法的部门协作、跨地区协作和海关执法取得成效。从效果看,行政执法能力不断增强,但过于分散;权利得到有效保护,但处罚力度仍有欠缺;专项行动取得成效,但运动式执法存在弊端。未来应集中授权/登记机构,分离和加强行政执法机构,加强外贸知识产权监管机构和海关保护;进一步完善执法程序,统一执法标准,增强处罚力度,减少运动性执法;完善多元化救济途径的分工和配合,将行政部门的审批职能、行政执法职能、调解职能和一般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同时扩大仲裁收案范围。     

法治视野下的警察刑事执法制度改革——以不规范执法制度的成因及其规制为中心

我国警察刑事执法实践中面临着诸多问题,现有刑事执法活动存在制度缺陷,如刑行交叉,缺乏独立性及严格科学的用人绩效保障机制等。改革刑侦体制、构建现代警务制度、规制违规执法,需要针对公安机关刑事执法权,建立买单制、问责制,明确责任倒查和追究的主体,变注重“事后监督”为注重“过程监督,”变注重“阶段性审查”为注重“一事一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