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 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发布的2011-2018年中国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分维度指数,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法分别考察了其分布动态与地区差异状况,之后利用构建的空间自相关模型和MLE估计法实证考察了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成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总水平以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的发展均主要呈现单极化现象,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则存在微弱多极分化现象,不同区域具有一定异质性。同时,数字普惠金融总水平以及各维度发展的总体差异、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均呈下降态势,其中,造成其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都是区域间差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及各维度发展均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表现更显著。另外,财政分权、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变迁、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人口密度、传统金融规模、城镇化率、经济增长目标和创新水平等一系列考察因素对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及各维度发展的影响各有不同,同时因地区不同,其影响效应也具有明显差异性。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共富效应及空间分异

基于2011—202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共富效应及其传导机制,揭示了不同省域之间的共富效应空间分异特征及空间边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信贷融资渠道、缩小产业间收入差距,显著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来提升农民共富效应;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共富效应明显好于使用深度,且乡村产业融合功能越广,其带来的共富效应也越大。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共富效应在区域层面也存在空间异质性,呈现出东部和西部地区偏高而中部地区偏低以及南方高、北方低的分布特征;随着经济距离和地理距离的扩大,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产业融合发展的共富效应呈现出先提高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且存在450公里的地理空间边界。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并进一步对其影响效应的异质性进行研究,最后运用门槛模型检验了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显著;机制检验则表明融资约束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说明,共同富裕水平受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维度的影响更为明显,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效应大于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水平的促进作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其作用大小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据此,提出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加大数字化建设投入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升居民基本金融素养等建议。     

金融普惠逻辑、数字化转型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的普惠逻辑,使用中国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实证发现,数字化金融普惠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不同维度与功能间具有异质性,数字支付、小额保险、网络信贷缩小差距显著,而小额理财、小额投资、信用服务等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单门限效应,当城镇化率低于0.862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反之亦然。由此提出通过农村数字化转型深化普惠金融服务深度、优化基础性金融服务的数字化普惠水平、增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与城镇化的对接等政策性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为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文章选用全国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且该作用通过促进就业、增加收入和升级产业结构等机制产生;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在中西部和低城镇化水平地区更强。这进一步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良好的普惠性和抑贫性,能够有效提升金融帮扶效应,起到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双碳”目标背景下农业碳减排的实现路径——基于数字普惠金融之验证

依托数字普惠金融实现农业"双碳"目标是可行的数字化路径。利用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验证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担起农业碳减排"重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降低了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运用解释变量替代法、面板分位数回归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后,结果依然稳健。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可通过农民创业效应和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实现,而城镇化发展水平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但效应大小存在差异;相较于"胡焕庸线"以西地区,该线以东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侧面反映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还未突破"胡焕庸线";与粮食主产区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在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碳减排效应更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能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吗?——以安徽省为例

数字普惠金融有望打破金融业“二八定律”,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金融机会和服务。基于2013-2020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能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并利用DEA方法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果进行效率评价。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有效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教育投资力度提升对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消极作用;地区城镇化率程度与政府支出比重增加能有效收敛城乡收入差距;高、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均能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且高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收敛作用更强。因此,应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借助其普惠性与便利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带来全体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有效性研究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进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稳定脱贫、防止返贫成为我国贫困治理、实现共同富裕中亟须攻克的难题.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分析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缓解家庭贫困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缓解家庭的贫困状况,但减贫效应随着区域、受教育程度和城乡差异而存在显著差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这三个分指标均显著降低家庭的贫困发生率.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的减贫作用显著大于对西部地区的作用,需要重点关注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在高学历群体中的减贫作用显著大于对低学历群体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在微观层面,通过增强居民主观选择金融服务意愿缓解居民融资约束;在宏观层面,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提升减贫效果.     

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

实现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需要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利用2008—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经济不但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而且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通过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提高农村金融效率等渠道降低了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如果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以及农村金融效率持续提升,数字经济对缩小各地区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的作用将逐渐减弱;从空间效应来看,各地区数字经济不能直接缩小本地区的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但能够缩小周边地区的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 数字经济能缩小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但不能缩小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因此,东北地区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地区应与中部地区建立数字经济协调发展联动机制,东部地区应抢占全球数字科技战略制高点,全力推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     

数字金融能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吗?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业态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其迅速发展必将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重大影响。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2013—2019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并从金融监管视角检验其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但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结构性差异;数字金融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异质性,中部地区最高,东部地区最低;门槛效应回归发现,数字金融对于中部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金融监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呈U型特征,且在数字金融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明显的U型调节效应。     

广东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来自广东省21个地级市2011—2020年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1年至2020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广东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21个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呈现不平衡、差距大的特征,数字化程度是驱动省内21市差距的主要指标。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地促进当地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助缓解广东区域经济不平衡问题。从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维度上看,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均能显著促进地区实体经济的发展,并且使用广度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大。此外,研究发现技术创新能够明显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传统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抑制作用。     

文化消费、区域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新经济地理视角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以中国2008-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文化消费、区域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研究显示:(1)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显著缩小了我国各区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但作用效果相对薄弱;(2)东、中部地区文化消费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较为显著,而西部地区则尚未发挥出来;(3)经济干预程度和文化产业人力资本水平则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其中,东部地区文化产业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中、西部地区这一效应并不显著,而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干预程度均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重要原因。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缩小城乡多维差距吗?——基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中介效应的视角

实现城乡全面缩差是破除乡村振兴发展阻碍、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文章采用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在测算各省城乡多维差距水平基础上,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多维差距的作用,并考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各维度均具有显著缩减作用,作用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公共服务差距、基础设施差距、居民生活差距、产业经济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子维度对城乡多维差距的收敛效应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多维差距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和非线性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缩减城乡多维差距。基于分析结果,围绕如何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多维差距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新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宏观经济理论构建新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多元分析框架,并借助空间计量模型从城市化水平、政府财政干预、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地理位置特征等维度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新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呈现高高—低低聚集的空间特征,南疆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略高于北疆地区,而北疆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带动效应要优于南疆地区;提高城市化水平有利于促进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却会抑制邻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强政府财政干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都有利于促进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基于2010—2021年福建省九设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且主要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发挥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影响较大,而数字化程度促进共同富裕的红利尚未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因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一般区域和较低区域的影响效应大于较高区域,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小。据此,提出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优化数字金融服务、实施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等对策,以共享数字发展红利,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理及实证分析

数字技术进步与运用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新契机,该模式具有传统普惠金融所不具备的诸多优势,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新路径。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双重门槛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且在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仍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不但有利于当地农民增收,还能促进邻近地区的农民收入增长。（3）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存在双重门槛,且在分别跨越两个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均得到提升。（4）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化程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存在一定抑制作用。     

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一个U型关系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对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利用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指数与县域经济统计数据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出先缩小后扩大的U型效应,这一结果经过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从各维度看,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处于扩大阶段,而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及乡村生活数字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处于缩小阶段。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影响显著,对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在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均呈U型影响效应。机制研究显示,技能溢价是阻碍数字乡村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为更好发挥数字乡村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需进一步保障数字乡村发展质量,提高农村居民数字技能水平,促进资源在区域间的合理配置。     

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地区异质性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引起人们广泛关注.运用系统GMM估计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及其地区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其影响程度按东、西、中部地区的顺序依次递增;金融规模对中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有针对性地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对城乡居民收支差距的影响与机制研究

数字金融为缩小城乡居民收支差距提供了新路径。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城乡收支差距的影响;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支差距;数字金融每提高1个单位,城乡收入之比和城乡消费支出之比分别缩小0.0012和0.0015;数字金融通过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扩大农村居民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进而缩小城乡收支差距。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应在农村地区进一步推广发展数字金融,引导鼓励农民使用数字金融,同时在发展过程中注意城乡协调,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丰富农村消费市场。     

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减贫效应 ——基于区域演进和空间溢出的实证检验

在我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阶段,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将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31个省市2008—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系统评估我国普惠金融、农业保险与减贫增收的发展状况,测度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基于核密度函数观测两者协调发展的区域动态演进特征,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增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一步分析其非线性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样本期间我国整体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耦合协调度不高,但呈现显著增长趋势.2)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各省耦合协调度高,但省际差异较大;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总体相仿,中部地区各省差异最小,西部地区省域间差异明显趋向缩小.3)总体上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减贫增收效果,其中东部地区减贫成效最为显著,西部次之;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增强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作用.4)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对减贫增收效果在空间上存在正向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