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俄罗斯小说中“苏联”记忆的建构框架

苏联解体后的20余年来,俄罗斯从思想界到文学界对前苏联历史进行深刻反思,重构"苏联"记忆成为当代俄罗斯小说的重要内容,文学由此变成诠释"苏联"形象的特殊话语方式。由于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的缠绕,在小说中如何重构苏联记忆成为一个复杂的文化问题。面对同一个苏联"文本",出现了几种迥异的文学诠释路径,由此呈现多重的"苏联"面。小说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政治祛魅化的"苏联"、日常生活化的"苏联"、情感符号化的"苏联"。从集体记忆的理论视角对新俄罗斯小说中的"苏联"历史书写问题进行系统爬梳、审辨,可追踪考察当代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新态势,以及俄罗斯民族如何运用文学叙述策略建构"苏联"的历史记忆。     

美国犹太文学“第三代”现象研究——犹太叙事中的民族身份建构

自美国犹太文学产生以来,一直备受世人关注,其不仅是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犹太民族社会生活的精神产物。在经历了"第一代"和"第二代"美国犹太作家作品的平寂、发展与颠峰时期,"第三代"美国犹太作家更加注重犹太性的特征描写与宣扬犹太的伦理道德观念,进入了犹太性的回归阶段,思考犹太人身份建构的历程,无不体现了新生代美国犹太作家对于犹太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     

历史记忆与身份建构——以雷霆超的《吃碗茶》为例

历史记忆对自我身份建构有着极大的影响。学者普遍关注的历史记忆对自我身份建构的积极作用,然而历史记忆对自我身份建构的消极作用却鲜有人提及。以美国亚裔文学评论家和作家公认的一部划时代的作品---雷霆超（Louis Chu）的《吃碗茶》（Eat a Bowl of Tea）为例来阐述历史记忆对自我身份建构的消极作用,并说明只有忘记历史才能实现移民真正的身份建构。     

《最后的礼物》中的记忆书写和身份建构

古尔纳的长篇小说《最后的礼物》以非裔移民的回忆为故事线索,揭示两代移民之间代际记忆的断裂现象和身份建构危机。父辈的刻意遗忘与缄默不语造成子女的记忆危机和身份认同缺失,两代移民在沉默的记忆中都陷入了身份建构危机,既无法回溯过去重寻原生身份,又无法安于当下建构新的伦理身份,他们在复归和同化之间痛苦挣扎。古尔纳将言说与交流视为解除记忆危机和身份建构危机的有效手段,通过言说唤起个体记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交互作用促成了非裔移民对伦理身份的不断建构。     

身份建构中的历史叙事——以白先勇、严歌苓两代移民作家的历史叙事为例

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白先勇和严歌苓,是北美新老移民两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他们以历史叙事的方式来展现各自不同的故土记忆,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建构历史的使命感与解构历史的现实感、演绎历史的轨迹与边缘立场的书写。从作家的身份出发,探索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和历史叙述方式形成的不同创作风格以及由此呈现的族性书写的多样性。     

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

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属于诗性记忆、群体记忆、流动性记忆与固化性记忆。民间文学中历史记忆的四方面性质,使它区别于一般的史学著作与作家文学,也规定了民间文学解读方法的不同,也就是说要理解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需要独特的视角与方法论。     

历史记忆的传媒表达及其社会框架

大众传媒作为建构历史记忆的重要渠道,拥有三种表达历史记忆的模式(1)报道历史,以见证人的身份进行历史记忆;(2)再现历史,以复述者的视野建构历史记忆;(3)重塑历史,以艺术家的想象丰富历史记忆.这种表达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框架之中的,而且,媒体建构的历史记忆与历史真实具有不同的特点.     

托尼·莫里森文学创作与文化记忆的建构

由于在历史上经历的文化剥夺和白人文化同化的危险,加上白人的选择性遗忘与黑人的选择性失忆,黑人的文化记忆遭遇着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危机。针对这种境况,莫里森在小说中矢志不移地建构黑人文化记忆,她的努力体现在其文本的三种功能当中,即文本的记忆媒介功能、见证功能和唤起艺术感染力的功能,这对黑人族裔身份认同及黑人文化与黑人历史的传承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延安作家群的“抗战记忆”述论(1978—2020)

作为抗战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延安作家群的战时记忆具有“史实”和“心灵史”的价值。延安作家群通过对自身抗战记忆的回顾，叙述了在抗战时期个体的心路历程与精神轨迹。他们在长期的身心体验、跨域流动、思想改造以及革命实践中完成了对自我主体性的重构。面对新时期以来创作者对革命的批判与反思，延安作家群以革命作家的身份自觉，通过对苦难伤痕的自身超越深情地告白革命，打破了这一时期新启蒙话语形态下有关革命与伤痕叙述的二元对立方式。在对革命意义的一路追寻中，抗战记忆所赋予的意义空间也提供了他们对于自我定位和群体身份的确认。就其实质而言，延安作家群的“抗战记忆”是对于其自身革命一生的真诚告白。     

性别的记忆：“八女投江”事迹的革命叙事与记忆塑造

革命叙事中的性别特质是刻意建构的。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八女投江”事迹作为具体案例,提出了性别的记忆(gendered memory)分析框架,分析“讲述者”“记录者”“演绎者”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记忆生产主体在记忆塑造过程中的反复叙述和多元重构,梳理了这一历史事件如何从一则日记中简短的原始记录生产成为现行通用的革命英雄版本。嫁接、渲染、再考证、性别对焦是性别的记忆塑造当中的四种机制,前三种机制提供积淀过程,第四种机制将性别视角引入。在此基础上揭示出性别意识与被建构的女性革命精神、女性身份与英烈形象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进而在社会记忆层面塑造出“中华的女儿”“英雄的姐妹”等革命英雄典型。     

论《终结的感觉》中的记忆与身份问题

朱利安·巴恩斯在《终结的感觉》中探讨了个体记忆与身份的关系。主人公托尼出于身份建构的需求,受情感、心理定势和时间等因素的影响,虚构了自己的记忆,建构出与现实自我不同的个人身份。但记忆的虚构性意味着托尼的记忆漏洞百出,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身份在自己和他人的记忆中同时被解构。巴恩斯通过托尼身份建构、解构和重构的复杂经历,揭示了记忆的虚构性和身份的不确定性,探讨了个体如何认识自我和接受自我。     

宋元话本中的东京想象与记忆

话本小说中的东京想象与记忆是凭借文字而展开的。从作为话本故事场景呈现的纪念碑性实物记忆,到象征皇权、选拔人才和多种狂欢式节日等政治精神文化记忆,再到追求前途的士子、发迹变泰的下民、乐善好施的商贾、司法公正的清官、辛酸悲戚的歌妓等市民日常生活记忆,话本小说中的东京承载了远比地理空间丰富得多的政治、精神文化及各种类型人的活动,呈现出多维的特性,此特性不仅极大地影响了话本小说对东京的书写,激发了小说叙事的多样性,而且塑造出东京意象,这个东京意象是阅读群体在阅读话本小说时共享的精神记忆和文化生活。     

莫迪亚诺《青春咖啡馆》的记忆叙事

法国作家莫迪亚诺的小说《青春咖啡馆》以庄严、伤感的情绪书写了神奇的巴黎与迷失的主题,甫一问世就备受关注。借助哈桑"后现代主义"批评视角来审视之,莫迪亚诺通过不确定的时空、不确定的身份以及不确定的叙事者的叙事策略,树立起"记忆叙事"的不确定性;亦通过找寻家、找寻生活与找寻幸福的主题设定,构筑起女主人公露姬不断探究人生价值的深刻内涵。不仅如此,莫迪亚诺还借助"记忆叙事"策略,在面对"虚无主义"的危机之际不断超越内外、生死、自我与他者的绝对界限,试图建构起自我乃至自我世界的宏大愿景。     

以色列建国叙事与集体记忆——重读伊兹哈尔的《黑泽废墟》

以色列建国与希伯来语复兴、大屠杀一样,在民族构建进程中占据着制高点之位。对于以色列人来说,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是一场保家卫国的生死存亡之战;而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来说,这场战争无异于“大灾难”。作为战争的亲历者,第一位以色列本土作家伊兹哈尔面对大批流离失所的阿拉伯难民,不免遭受良知拷问。在其发人深省的中篇小说《黑泽废墟》中,他描写了以色列士兵对阿拉伯村民的驱逐,以及叙述人在驱逐阿拉伯人的过程中产生的内在冲突,且在巴勒斯坦难民的苦境与历史上犹太人的流亡经历之间建构关联,对塑造以色列人的集体记忆产生了重要影响。     

档案与共同体记忆建构

共同体是基于共同特征联结而成的人类群体，它可为个体提供身份感、安全感及意义感，也可促进社会秩序的维系与社会整合。共同体的形成需植根于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共享记忆。共同体档案是共同体的过去媒介化后的记忆文本，因而是共同体记忆建构的重要媒介和工具。档案参与共同体记忆建构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包括档案的形成、捕获、组织、展演与聚合五个维度。共同体成员形成的记录需被捕获并被纳入共同体框架，经组织形成共同体档案，通过对共同体档案信息的挖掘、情感的传递，形成共同体档案叙事，并实现共同体过去在共同体内部的共享，从而建构起共同体记忆。不同共同体的档案也可相互聚合形成更大范围的共同体档案，通过对这些档案的展演，也可建构起更大范围乃至人类共同体记忆，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和发展。     

《末世之城》：大屠杀的历史记忆

保罗·奥斯特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犹太作家之一,继其成名作《纽约三部曲》之后,他发表了小说《末世之城》。在这部作品里,奥斯特以“二战”时的犹太人隔离区为原型,塑造了一座被排斥、封锁的城市,构成一种禁闭空间。在这一空间里,“二战”大屠杀的历史史实与虚构的景观相融合,虚实相间,意蕴层叠。奥斯特借末世之城的禁闭空间再现了“二战”时期犹太人的苦难经历,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反犹势力的暴行。正是在反犹暴君的统治下,犹太人想要通过空间建立秩序的希望变成了一种虚妄。在小说中,奥斯特通过对大屠杀文学主题的探讨,表达了对历史和民族身份的记忆。     

莫迪凯·里奇勒创作中的民族身份和道德主题

莫迪凯·里奇勒是加拿大犹太作家中最具争议的一位。他的作品主要涉及加拿大犹太人的生活，特别是对蒙特利尔的犹太人进行了全景式的真实描述，采用悲喜剧结合的写作手法，极富戏剧效果。里奇勒的作品不论是否以犹太人为主角，通过对文本和人物地探索和分析都会发现其中映射出两大主题：犹太民族身份（或民族身份）和道德主题。     

回望母国的独特意蕴——美国华文女作家严歌苓的“中国记忆”小说研究（二）

将严歌苓融合中西文化视阈的＂中国记忆＂小说置于比较文学领域进行跨文化解读,发现作者在流散语境中以双重文化视角回望母国的态度具有多种内涵,其作品蕴含独特意蕴。流散作家的身份使严歌苓在中西两种文化的选择与运用上格外自如,她在作品中努力实现中西文化的沟通和融合,即以西方文化中的人性观念反观中国历史,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建构对应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女性想象,以中西互渗的生态意识来构筑理想的生态家园。这一跨文化选择不仅为作者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对象视阈,同时极大深化了作品的内涵意蕴。     

集体记忆与历史重述——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

左翼作家对“左翼文学”的回忆蔚为大观,构成现代中国不容忽略而又意味深远的文化景观。其重构历史的强烈意图,与当下政治生态、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层互动,使其足以作为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的转向”的典型样本。左翼作家通过个人史、“左联”史和左翼文学史的叙述,完成形象重塑、身份认同、重构历史、接续传统等多种意图,充分体现话语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左翼文学”回忆对社会框架十分依赖,呈现出明显的“集体记忆”特征,打上了社会主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深印记,但“个体记忆”又常常逸出“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构成冲击与反抗,使得左翼作家的回忆呈现出微妙的张力。然而无论如何,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度影响了我们对左翼文学的认知。     

记忆·语言·死亡：卡夫卡《失踪的人》解析

对“记忆、语言和死亡”问题的探究是理解卡夫卡长篇小说《失踪的人》的关键。小说主人公卡尔失去了记忆、被剥夺了历史;语言在现世中的缺席使他无法融入群体;死亡作为每一个生存个体的归处,卡尔却欲死不得。一个没有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只能沦为“失踪的人”。卡夫卡通过聚焦“人的失踪”问题,触及了现代社会中个体人的生存困境以及犹太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