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系统观念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研究

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作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思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系统观念的生成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启迪,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中整体思维的滋养,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坚持以系统观念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演进逻辑中。系统观念下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要有正确的思路方法,坚持加法增绿与减法去污相统一,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统一,系统谋划与久久为功相统一,多元主体与多手段治理相统一。要将系统辩证的思维方式应用于以“六个坚持”指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实践中,汇聚起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强大力量。     

数字乡村治理多主体冲突问题研究

数字乡村治理稳定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根基,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基层智慧治理中的体现。随着数字乡村治理趋于复杂化,多主体利益交织,有效缓解主体间冲突问题有助于促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根据数字乡村治理多主体冲突关系构建冲突分析图模型,模拟了其内部决策主体的策略选择过程,求解多主体利益冲突均衡解,并进行稳定性分析。为实现冲突均衡、解决数字治理多主体冲突问题,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议做到“四个坚持”:坚持政策引领,实现政府善治;坚持以人为本,深化全民参与;坚持政企合作,推动技术赋能;坚持统筹兼顾,构建治理共同体。     

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的营商环境治理研究

营商环境治理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突出表现,彰显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因此,要牢牢把握营商环境发展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性成果和经验为基础,将营商环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文章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营商环境治理的方向引领,以大国经济发展理论、新新贸易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支撑,剖析了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的内在机制,即大国经济理论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出发,从人口规模多样性和市场多样性的现实角度,揭示了构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意义;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与新新贸易理论中基于企业异质性、挖掘企业潜力、关注企业参与度与社会责任感、最终实现产业整体效益的逻辑相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的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目标,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角度,诠释了“和平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内涵。其次,文章基于三大理论基础,解析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多维动态逻辑,即基于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要素市场化配置逻辑、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产业链供应链升级逻辑与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逻辑。最后,文章将营商环境治理的多维动态逻辑融入中国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取向和战略选择中,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的市场化改革路径、创新驱动路径和“放管服”改革路径,三条作用路径相辅相成、协同发力,以制度创新为新发展格局经济体系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数字化助力乡村振兴的机理与策略——以湖北潜江等市县的实践为例

以数字化驱动乡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对于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乡村发展史是一部农业文明发展史,经历了从“靠天吃饭”“靠技吃饭”到“靠数吃饭”的转变。数字化包括“数字生产”“数字营销”“数字服务”“数字追溯”“数字治理”等方面。数字信息化为农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流动提供了条件,数字经济使得传统经济理论下的信息不完全问题得以纠偏或改善;数字资源成为农业增长中重要的生产要素,拓展了传统农业经济增长理论的内涵;数字技术带来了农业营销模式创新,新业态不断涌现;数字化拓展了企业的范围经济,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数字治理节约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乡村治理效率。由此,提出推进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升级、加强数字农业技术研发、大力培育乡村数字人才、发展数字农产品品牌战略等政策建议。     

河长制助推流域治理的困境及出路

河长制是生态文明背景下为加强河流治理而探索出来的创新机制,党政领导担任河长统筹负责、跨区域跨部门协同合作的治水模式与流域治理现代化的理念相契合。随着河长制的全面覆盖,流域治理正从“九龙治水”的分立式格局向高度统一的整体性格局转变。但立足于现阶段的国情水情,河长制的推行仍面临着法律缺位、组织架构不合理、运行条件滞后及考评标准不明确等难点堵点。为了肩负起新发展阶段推动流域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使命,必须运用法治思维,从立法健全、组织协同、运行保障和考核评价四个方面对河长制进行制度变革,激发河长制在流域治理领域的效能,加快构建现代化治水格局,描绘“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     

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历程、实践逻辑与历史经验

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推动政府行政实践的不断变革。随着信息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及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数字政府已逐步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形态,因此,从“全过程”视角揭示政府信息化发展的建设历程、实践逻辑与历史经验尤为必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数字政府发展先后经历了政府信息化筹备与普及阶段、电子政务建设阶段以及数字政府建设阶段,在政府信息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数字政府建设目标更加清晰,信息技术实施架构和制度基础日益完善。以信息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先试点、后推广”的政策行动、设置“规划式”发展议程是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全过程所遵循的实践逻辑;而党和国家重视数字政府建设、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并重、坚持“渐进式”发展则是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实践所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     

融媒体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及应对

融媒体的迅速发展,一方面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教学内容、教育方法及其话语权构建等实现新发展;另一方面,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传统教育教学模式的融合以及思政人才队伍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要坚持责任导向与制度保障相统一,营造风清气正的融媒体教育环境;要坚持需求导向与趣味引领相统一,搭建融媒体育人重要阵地;坚持政治思维与互联网思维相统一,推进融合型思政人才队伍建设。     

共享数字文明的福祉——习近平关于发展数字经济重要论述研究

数字经济是现代科技革命的重要成果。习近平敏锐地捕捉到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规律与趋势,超前提出发展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和数字政府,把握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习近平强调,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全局上来谋划数字经济发展,做好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充分掌握发展数字经济的自主权,建设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注重规范和防范数字经济风险,筑牢数字安全屏障,构建良好的数字生态;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合作与治理,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共建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习近平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数字经济的地方法治试验: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

数字经济的异军突起,给作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重要依托的法治秩序带来了挑战,也产生了全新的法治需求。面对新出现的“治理赤字”,如何提供优质的“法治产品”,构建有助于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的法治秩序,成为当务之急。但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高度依赖科技创新,处于不断创新、发展与变化之中,具有创新性、跨界性、虚拟性以及平台性等典型特征,由中央层面进行统一的法治供给面临诸多现实困难,也无法有效激活地方数字经济创新与发展的动力。为此,中央通过《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选择在部分地方进行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与治理的试验,鼓励试验区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地方性法规探索。此背景下,数字经济领域的法治建设,除了由中央统一推动诸如《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基础性法律制度的供给外,地方政府以法治试验的方式接入部分法治供给在理论层面何以可能,在实践层面是否具有现实基础、面临那些挑战以及如何克服,便成为不得不重视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借助逻辑推理和实证分析方法,对数字经济领域地方法治试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地方法治试验,是一种有效回应数字经济法治需求的经验性治理方式。其...     

数字经济赋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作为新科技革命中诞生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深刻重塑了原有的经济活动形式,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了全面准确了解数字经济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能够发挥的积极作用,在阐述数字经济与新发展格局基本概念和科学内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数字经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逻辑机理和实现路径。研究认为,当前经济循环活动中生产、流通、分配、消费4个环节均存在堵点,阻碍了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而数字经济发展在通过推动产业升级、激发内需潜力、聚合区域市场、助力创新驱动进而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同时,通过推动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机制转变、创新国际贸易模式促进了国际大循环的畅通;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增强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联动效应,有助于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研究表明,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积极作用,需要进一步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建立自主创新体制,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在国际市场中加快数字产业“走出去”的步伐,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数字贸易竞争力。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依规治党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有关依规治党的核心要义是：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的政治优位论,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自我革命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道路论,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法治二元论,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的德规共治论,坚持“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高效的党内法规制度实施体系、有力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保障体系”的党规体系论,坚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人民至上论。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城市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

城市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引擎,中国式城市现代化孕育着巨大的科技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创造。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重塑了城市现代化的实现模式,培育了城市现代化的新动能,还为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机遇。从理论层面看,数字化转型能够赋能“创新城市”建设、数字基础设施能够赋能“智慧城市”建设、数字文化能够赋能“人文城市”建设、数字技术能够赋能“韧性城市”建设、数字生产力能够赋能“宜居城市”建设。从实践路径看,应当因地制宜推动新型基础设施的集约建设,打破城市内部数据流通壁垒,加快城市中“数实融合”水平,提升城市智慧化治理能力,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对城市现代化的赋能作用,提升我国的城市现代化水平。     

论邓小平政治发展观的和谐思想

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以“辩证、理性、法治、动态”的现代和谐思维，坚持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坚持政治发展与执政党建设、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坚持政治发展原则与模式的和谐统一，坚持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和谐统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     

数字经济推动全域高质量发展的机理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

数字经济作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赋能者，能够从工业制造、金融、消费服务及社会治理等领域承担和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本质要求。我国应科学构建数据要素价值化的理论体系和实现路径，凝练国内数字经济的创新和竞争属性，发掘数字经济潜在红利，使数字经济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利器。同时也要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构建当代数字经济体系，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经济撬动全球化健康、平等与可持续发展的外延使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与国内外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多方力量一起，使世界走向崭新的数字文明发展阶段。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辩证思维、历史流变及其现实启示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最鲜明的品格,是自我扬弃、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自我提升的积极主动的革命性行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历程中,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彰显出自我革命的辩证思维。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法宝；坚持辩证思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是应对社会变革和改革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以自我革命应对国内外新形势新局面,以自我革命完成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一是坚持能动性与客观性相统一；二是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三是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四是坚持目标导向与解决问题相统一。     

新时代高校“三全育人”的理论蕴含与深化路径

作为新时代高等教育领域改革创新的重要命题,“三全育人”指向高质量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和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凸显新思政观、全局意识和治理思维,历经从离散片面到系统科学、从低频表达到固定范畴、从概念设想到体制机制等多条嬗变轨迹,其理论内涵蕴于思想政治教育时空维度构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之中。深化新时代高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在主体互动中推进具体实践。     

有为政府与活力社会:数字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国家有秩序和社会有活力两大治理目标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对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基于“秩序-活力”的分析框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类型学划分,提出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遵循“有为政府-活力社会”的基本框架,推动形成国家高秩序和社会高活力的治理新格局。研究认为:国家有秩序意味着保持社会稳定、法治环境良好、公民权利得到保障,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借助数字技术打造信息共享秩序、构建跨域合作秩序、形成协作共治秩序来赋予国家治理新秩序,从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坚实基础;社会有活力则表现为社会创新能力、公民参与度和社会凝聚力的增强,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通过数字赋能促进不在场行动的再嵌入、高流动社会的再整合和多治理主体间的再连结来激发社会治理新活力,从而确保社会整体更具活力和韧性。实现国家有秩序和社会有活力是衡量治理有效的两个关键维度,在“有为政府-活力社会”的基本框架下,构建数字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键是通过数字赋能促进秩序与活力相融,在顶层设计层面创新数字治理体制,在中层应用层面构建多元化数字场景,在底层框架层面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中国式现代化形成发展的内在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对百年奋斗历史进行深入思考和总结的基础上提炼得出的重大论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目标、具体内涵、实现路径等认识的深化中不断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形成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始终坚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在“两个结合”中塑造中国特色、坚持问题导向创新推进路径、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统一。在历史与现实、本土与世界的贯通中来理解和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内涵、新特征,对于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的布局难点与战略突破

对标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任务，推动“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布局优化是应对西方数字霸权、契合“一带一路”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诉求、构建国内国际市场循环畅通新发展格局等的现实方案。但是在实践中也存在“一带一路”沿线支撑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数字经济基础薄弱、“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布局优化有待对标好新发展格局的具体任务、“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布局优化面临的主要风险制约新发展格局构建等难点。基于此，拟提出如下破解方案：一是筑牢“一带一路”支撑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数字经济基础；二是构建凸显新发展格局目标任务导向的“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布局优化新格局；三是推动形成有利于新发展格局构建的“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布局优化的风险应对共同体。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基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和难点所在,而“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必须回溯到城乡关系的时空对话之中找寻答案。梳理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流变,剖析城乡失衡背后的乡村现代化困境,对于探索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特色方案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坚持以系统思维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凝聚乡村振兴的制度合力;坚持以辩证思维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提升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坚持以创新思维推进治理体系升级,增强乡村振兴的组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