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龙《湘真阁存稿》和《倡和诗馀》

陈子龙是明末清初云间词派的重要人物。他的《湘真阁存稿》作于甲申国变之后,是一部唱和之作,收在与其他五位云间友朋的唱和总集———《倡和诗馀》中。本文拟将陈子龙《湘真阁存稿》与其他词人的唱和词作对比分析,从词的意象、闺情词、咏物词三方面入手,研究其表现的共同倾向和相互的影响。     

从《吴会英才集》的选编看乾隆中后期的诗史景观

毕沅以封疆大吏身份同袁枚共主乾隆中后期诗坛,<吴会英才集>便是毕沅以其幕宾诗歌为主要编选对象的地方诗歌总集.本文通过对这一选本的编选意义、宗旨的分析以及其中所选黄景仁诗与翁方纲编<悔存诗钞>的比较,展现了乾隆中后期复杂的诗史景观,包括在性灵派冲击下庙堂诗人内部的分化、对诗歌传统兼容并包的多元化趋势、诗坛在朝野势力逆转的趋势中难以彻底摆脱庙堂势力的主导等.     

论“云间三子”文学群体的形成

“云间三子”是明末清初松江地区以陈子龙为核心、以李雯和宋徵舆为羽翼的一个文学群体。这个文学群体积极地展开文学活动 ,从诗到词 ,从创作到理论都多有建树 ,从而推进了松江地方文学的兴盛 ,使天下士子为之注目。“云间三子”文学群体于崇祯六年(1633)至崇祯十年(1637)逐步形成 ,尤其是崇祯八年(1635)、九年(1636)以及崇祯十年陈子龙奔丧归里之后至年底这段时间 ,陈、李、宋交往最为密切 ,文学活动最为频繁 ,作品频频结集。“云间三子”的形成在松江地方文学的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 ,它打破了几社社课诗的沉闷局面 ,促进了云间派诗歌的兴盛 ;其次 ,它创立了云间词派。“三子”词合集枟幽兰草枠的结集刊行 ,标志着云间词派的形成。经过“三子”的努力 ,云间词派成为明清词学革新的先驱 ,为清词全面复兴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国朝闺秀诗柳絮集》的地位和特色

清人黄秩模编刻的<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比汪启淑所辑<撷芳集>晚出80年,多收诗人96家、诗2314首,实为现存规模最大的清代女性诗歌总集.但是由于<撷芳集>的序者沈初将所收诗人虚报100余家,<国朝闺秀诗柳絮集>为清代最大女性诗歌总集的地位长期得不到公认.这部总集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在汲取<撷芳集>和<正始集>编纂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三个方面的特色:人诗并重、存没兼收的选录标准;消解流品、以韵系人的编纂体例;南方为主、群体为先的主体框架.这些特色既是其"最大"的成因,也反过来丰富了"最大"的内涵.     

“大小宋”与明末清初云间词派的勃兴

宋征璧为宋征舆从兄,号为"大宋",宋征舆则称"小宋"。他们是明末清初云间词派词学活动的最早组织与核心主持人,是云间词派词学理论的主要奠基者,也是云间词派创作成就最高的词人之一。由于陈子龙崇高的历史地位,广泛而深远的文学影响,以及大小宋名节有亏,清代与此后的诸多词论家多淡化或不提大小宋的重要词学贡献,而将陈子龙视为云间词派的开派宗主。     

《诗刊》与"上园派"的形成及其影响

"上园派"是20世纪80年代具有重要影响的诗歌理论群落之一,是继"传统派"、"崛起派"之后形成的具有中间道路特征的诗学流派.它的形成、发展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和<诗刊>的诗歌观念、<诗刊>举行的一些诗歌活动、<诗刊>的有关编辑人员等有着密切关系,是文学期刊推动文学观念发展的典型案例之一.<诗刊>这个阵地将这些诗论家集中在一起,又通过这个阵地将他们的诗学主张推向读者.     

《诗经》中“词头”的民歌文化意蕴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对<诗经>中的"词头"这一语言现象,历来有多种解释方法.<诗经>中的大部分诗歌是对<诗经>时代民歌的记录整理,具有民歌的特色,从民歌的特点出发,可以对<诗经>中的"词头"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柳洲词派中魏氏家族词人新考

柳洲词派是明末清初的一个重要词派,地处嘉善魏塘.依据一是戈元颖、陈谋道等编<柳洲词选>所收的词人词作,二是明末清初以"柳洲八子"称名的活跃于魏塘的词人唱和群体.柳洲词派最有特点的传承方式就是以典型的江南望族文化为主环链进行词学上的相互影响和承续.     

论“西陵十子”对云间派的承变

"西陵十子"是明清之际活跃在杭州西湖畔的一个文学群体,他们结社雅集,积极开展文学活动,推动了清代杭州文坛的兴盛。"西陵十子"与密迩杭州、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往来密切,彼此以同盟视之,共同将明末清初复古运动推向高潮。在诗学方面,"西陵十子"与云间派多有一致,主张宗唐复古,提倡温厚和婉,同时提倡文采华艳,并将六朝与晚唐纳入宗法对象,拓宽了诗学视野。"西陵十子"在继承云间派的同时亦有修正,如散文方面主张不拘家门,博取秦汉散文与唐宋散文之长;词学方面不满云间派专取晚唐北宋婉媚之境,对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风多有肯定。     

《诗经》的教化功能及诗学解读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作为一部文学巨著,它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人们从不同角度对<诗经>的接受和解读,又奠定了我国古代诗学的基石.本文从哲学层面,对<诗经>的社会功能与文本意义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阐述.     

诗意与诗译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存在极大的差异,加之中国古典诗歌所特有的音韵美、意境美等特点,使得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道路显得尤为艰难。本文试图从中国古典诗歌的特点出发,借鉴前人研究的理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     

从宋诗选本看唐宋诗之争

宋诗选本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宋代的始兴期、元明的中衰期、清代的复盛期，这与唐宋诗之争中宋诗历史地位的变迁是一致的。而综观宋诗选本的发展史，可以看到：宋诗总体上不如唐诗，宗唐、宗宋派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对立冲突之后，到清代逐渐走上了融通唐宋、不拘一家的道路。     

新诗旧诗之辨与废名的新诗观念

从"辨明新诗与旧诗的性质"入手,探讨"新诗的前程",是废名《谈新诗》的问题和方法。废名从"诗的感觉"入手,把新诗的源流上溯到晚唐的"温李"乃至六朝,为新诗发展寻找源头活水。废名标举"诗的内容",是希望打破对旧诗形式的迷恋,同时为1930年代现代派诗歌正名。废名以"内容"为本体的诗学观,颠覆了传统诗学的形式本体观。废名的"散文的文字"、"诗的内容"的新诗观念,体现了新诗发展的历史趋势,他和朱自清所见略同,但早于朱自清。     

早期新诗中的"自然"论与新旧诗之争

早期新诗的"自然"之说既已发生,其话语迅速衍生,成为新诗的重要观念.一方面,在早期新诗人的信札、文章中,"自然"论被广泛应用于理论表达和批评实践;另一方面,对"自然"论的阐释和辩驳,事实上关涉到新旧诗之争等重要话题:其一,关于"自然"一词的论证,即是新诗、旧诗争夺的话语场所.其二,关于"写"与"做"的争论,从强调其对立转化为申明其并列和统一,其价值优劣甚至呈现某种程度的颠倒,并都被整合到"自然"论中.其三,新诗与旧诗之争,表现在"有韵"与"无韵"、"自然"与"格律"的争辩上,其所指实际在于新诗是否具有"合法性".新诗、旧诗的维护者运用相似资源,却得出了不同结论.     

皎然《诗式》与中国诗学之转型

中唐诗歌是中国诗歌由唐音入宋调的关键。皎然《诗式》的诸多理论和范畴所揭示的意义昭示着唐诗从创作构思方式到批评观念的转型,并深刻地影响着后世诗学的发展变化,可视为中国诗学转型的理论界标。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韩山诗群与《九月诗刊》的互动共生

韩山诗群依托高校的诗教资源,聚合了诗歌的民间力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诗歌制度,从而打破了官方与民间的诗歌分野,使地方诗歌文化有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韩山诗群在生存策略上所体现出的前瞻性、探索性、多元性等,在诗歌整体风格上所表现出的纯净、细腻、典雅等,显示了诗群的独特价值,对于当代诗群文化建设也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九月诗刊》与诗歌创研中心的联手,完善了诗群所必需的诗歌制度。它对内培育发掘诗人诗作,让分散的诗人们有了归属感;对外拓宽合作交流对话的渠道,打破地域局限,使韩山诗群从校园、从地方逐步走向广东,走向全国。     

新诗的传统与新诗作为传统

刘金冬强调了新诗与传统的联系,指出新诗本身就是传统的产物,新诗的发展已构成了自己的传统,即新诗的诗形与诗质就是中国新诗自己的传统.     

晋宋之际山水之兴与赠答诗的诗体解放

诗歌中题材与诗体是一种辨证互动的关系,新题材的出现对诗体的发展变化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晋宋之际山水作为诗歌表现范畴的确立、山水描写艺术的发展,使赠答诗经历了一个显著的诗体解放过程,突破了西晋以来四言体赠答诗的发展困境,同时确立抒情体物的新的诗体内涵,形成了新的赠答诗艺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