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旅游中的文化中心主义与族群认同研究——基于大理双廊白族村的田野调查与研究

民族旅游中文化中心主义夹带着经济利益侵入族群社区,引致族群文化急剧变迁,从而影响族群认同.文化中心主义首先是一个经济现象,通过经济诉求来实现文化影响,其中旅游舞台文化展演是文化中心主义的集中体现,常常沦为旅游开发商取悦游客的工具.族群旅游社区只有提振经济,掌握经济话语权,复兴传统文化,取得文化主体地位,才能真正克服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提升族群认同,使族群文化健康、生态地传承与发展.     

边境民族心理、文化特征与社会稳定实证研究——基于滇越边境10个民族的调查问卷分析

边境社会稳定与边境民族心理、文化特征紧密联系.问卷调查显示,在直接与越南北部接壤的滇越边境民族地区,当国家所实施的边境政策能够比较充分地满足边境民族的物质需求抑或文化诉求时,滇越边境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意识都会得到逐渐增强.滇越边民基于国家惠边政策所培养起来的双重心理,往往通过其极具鲜明族群文化特征的群体生活行为充分表现出来,激励着滇越边民积极参与和创建有序边境社会秩序.     

民族旅游村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基于川西北上五村的田野调查

村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层单元,民族旅游村寨中少数民族居民与外来游客频繁互动,形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间场域,探讨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有助于从基层视角做好新时期的民族工作。本文以川西北一个羌族村寨为田野调查点,通过考察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具体做法,从坚持党的领导、推动文化创新、做好场景营造、注重深度互动等方面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人类学视阈下的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探析——基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田野调查

民族地区形成了独特的族源、语言、宗教和习惯等,国家法当进入这些特殊"乡土社会"之时,其与当地习惯法的冲突自然不可避免。在社会转型、价值多元的当代中国,如何实行避免脱离本土资源的"法治"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本研究从法人类学角度出发,在对西北某一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分析国家法与习惯法在民族地区的冲突,探讨西北民族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     

运河纽带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基于通州北运河流域的田野调查

在对运河漕运与商贸活动的共同参与中,随军定居通州北运河流域的回族民众基于行业分工,与汉族民众结成了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在外敌入侵、漕运中断的背景下,北运河沿岸回汉两族的互动交融从对运河漕运的共同参与转变为对侵略者的共同抵抗与危机关头的互助,回汉两族的关系也从原生形态的依赖与协作转变为对共同命运的承担。在继承运河遗产的当下,北运河沿岸的回汉两族将族际交往的规范内化,在实现文化共享的同时,以族际收养和族际通婚的方式推动着民族的交融,延续、丰富和发展着回汉两族互动交融的实践。     

对"民族大调查"与"社会历史调查丛刊" 的再解读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于2005年启动了对《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进行全面修订再版的计划,笔者作为《社会历史调查丛刊》修订组的工作人员,有幸参与了此计划一年多来的修订工作。本文所进行的“再解读”立足于当代人类学的理论视野与关怀,尝试使用民族志书写和解读的“历史还原法”,对在中国民族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族大调查”和《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进行简单回顾和批判性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四种阅读“五丛”的全新维度。     

湖南维吾尔族族际通婚与民族关系——基于桃源枫树回维村的调查

族际通婚是衡量民族关系的重要指标,能够反映民族关系的深层次状况,是研究民族关系的重要切入点之一。本文以桃源枫树回维村为例,回顾了湖南维吾尔族不同历史时期族际通婚的状况,分析了族际通婚对当地民族关系的重要影响。     

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村寨文化保护及传承比较研究——基于贵州、湖北两省三个民族旅游村寨的田野调查

以贵州、湖北两省三个民族旅游村寨为典型个案,从共性与差异性两个视角分析了三个村寨旅游开发模式的异同,提出了两个核心命题: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实质是文化开发;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利弊并存,但利大于弊。提出实现民族文化开发与保护良性互动的对策为:构建有效的社区居民参与机制;从文化产品与文化空间两方面把握好文化开发的"度";因地制宜地选择实地民族文化村模式或异地民族文化村模式。     

全球化与地方性:认同的全球化话语——基于同仁县"五屯"地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个案分析

本文以人类学视野借助田野个案来侧重考察广义的"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尤其是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对相关的一些身份认同,诸如族群/民族身份认同、国家认同和国民身份建构以及公民认同等的影响。     

民族地区社会成员的地位流动与国家认同——基于云南省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与以往的文化论和制度论国家认同生成逻辑不同,本文基于共同利益与共享机遇的逻辑,从微观层面考察了社会地位流动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在社会结构空间中的机会获益(代际地位上升、代际教育程度上升、未来预期地位上升),还是在居住空间与户籍身份上的地位改善(农民进入城镇且获得城镇户籍),均能显著提升流动者的国家认同意识,且这一效应在少数民族聚集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突出。从KHB中介效应分解来看,地位上升流动的获益性既对国家认同产生直接效应,也通过提升流动者的生活满意度、生活控制感、社会公平性认知、少数民族优惠政策评价等间接路径产生效应。今后应在畅通社会上升流动渠道、保障教育和就业公平、有序实现农村人口转移及流动人口市民化、提升民众获得感等方面着力,让更多民族地区社会成员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地位提升、机会获益及生活改善,这对夯实各民族成员国家认同的共同利益基础,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意义。     

我国少数民族村寨生育行为与理性选择的分析

本文基于云南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村寨调查资料,对少数民族人口生育行为的微观机制进行了 分析,对宏观人口政策导向下构建的“现代生育模式”以及现代生育文化理论进行了评议,提出应 在传统生育理性命题下认识少数民族生育行为的现实存在,并基于个人生育理性实现从传统到现 代转变的观点。     

论传统客家村落的纷争处理程序 --闽西武北村落的田野调查研究

传统客家村落的纷争处理程序是客家研究中一个重要而饶有兴趣的问题,但迄今尚未见有专文论述.本文试图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历史文献,以闽西武平县北部村落为例,就传统客家村落纷争处理的几种形式、程序及其背景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文章认为,传统客家村落的纷争处理程序反映出,其社会管理主要依靠民间组织,实行的是基层自治,宗族领袖、地方精英在村落社区事务中发挥着组织、协调的作用,体现了村落社区内部高度的调控能力.另一方面,客家村落社会控制还存在着部落社会的种种痕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客家社会文化中的非汉族因素及其法律发展的文化背景.     

食物、权力与田野调查:西敏司人类学思想简评

本文结合文本分析和自己作为西敏司教学助理的经历,阐述了他有关食物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思想,及其他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反思,力图说明他在人类学理论等方面打破了人类学只是局限于某个地方社区的民族志研究的现象,而开始了对全球资本主义的人类学研究和批评。     

甘青民族走廊民间信仰多元特征及族际研究模式初探

甘青两省民族走廊地区的民间信仰种类繁多。处于不同族群文化边界的民间信仰在保持文化差异基础上实现了信仰共建。这种"族际性"民间信仰的研究为我们分析跨族群社会整合、宗教共生等问题提供了资源。民间信仰"族际研究模式"强调在以往分析模式的基础上增加族群间互化互动的分析视角,注重其所处的族群边缘时空局域与文化涵化场域,注重分析民间信仰在族群边界建构与跨越中发挥的作用。     

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保护存在问题及制度完善——基于对贵州的田野调查

本文通过在贵州民族地区的访谈,重点探讨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保护中存在的四个问题:传承人的认定程序可能存在不公平、不透明;传习人的培养困难,传承人"无徒可教";不区分传承人类型的整体保护措施存在极大局限性;传承人文化身份逐渐模糊甚至与乡土社会产生冲突。这些问题都对"非遗"及其传承人保护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为此,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民族自治地方可以通过地方自治立法将上述措施加以规范化。     

西部民族地区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演变与发展——基于四次经济普查数据的分析

厘清西部民族地区制造业发展现状并了解其比较优势的演变,对于发展当地制造业,缩小地区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四次经济普查数据,运用静态、动态区位熵指数进行分析,研究发现,2004年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制造业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向好,正向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低技术制造业营收持续下降,中、高技术制造业营收上升,低、高技术行业用工人数上升;食品制造、酒饮料茶制造、木材加工、化学制品、黑色金属加工、有色金属加工等行业比较优势显著,且持续增强;纺织、文工体娱、化学纤维、电子设备、仪器仪表等制造业虽仍处于比较劣势,但呈现追赶态势。西部民族地区可以通过夯实产业基础,融入“一带一路”建设、RCEP等区域经济合作,参与国内区域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发展数字经济等方式推进制造业优势产业集群化发展,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