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前后期云南进士地域分布变化看汉文化在云南的兴起

明代云南科举初兴,共有进士256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来看,明后期云南进士人数和地域分布范围较前期都有明显增加和扩大,在下设府内部各州县情况也类似。明前期云南进士仅有60余人,集中于滇中的云南、大理、临安等府的部分州县、卫所。明后期进士分布范围由中心向边远地区扩散,但滇南、滇西、滇北的广大地区仍无进士分布。明代云南进士的地域分布在前后期呈现出的这种变化与该地区民族情况、学校及汉族移民等因素密切相关。通过对云南各府州县在明前后期进士人数的统计,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明代云南进士地域分布的变化,展现出明代云南汉文化逐步兴起的图景。     

甘肃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

明代甘肃有双籍进士48名,是甘肃进士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布于八朝13个地区,乡贯地涉及全国十二个省、直辖市、39个市县;双籍进士的分布不仅反映了明代移民迁出地和迁入地的一致性,而且显示明代甘肃军事的重要性和大量军事移民的存在。     

清代安徽进士群体区域分布之考察

清代安徽共有11 92名进士,进士群体的区域分布在省内府际和府内县际两个层次都呈现出鲜明的非均衡状态。安庆府、徽州府、宁国府、太平府是清代安徽科举发达的地区,其中尤以安庆、徽州两府为著。各府进士中心县的形成与存在,加剧了进士县际分布的不均衡,较之省内府际分布状态,府内县际分布的不均衡更为普遍和严重。清代后期与前中期相较,非均衡状态存有弱化趋向。     

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

明清时期，江南进士在全国数量最多，比例高达近１５％；而且其科试名次极为显赫，明代状元近四分之一和清代状元半数以上出自江南，榜眼、探花更不在少数，三鼎甲往往为江南人囊括。江南进士在全国的突出比重是不断变化的，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江南进士在地域分布上，府与府、县与县之间极不均衡，尤其集中在苏州、松江、常州、杭州等府的附郭各县的一些世代仕宦的簪缨望族，显示了个别地区和少数家族在科考中具有非同一般的竞争力。     

明代科举三级考试探议

明代科举取士实行三级考试制度,即所谓的乡试、会试和殿试。与三级考试相对应的秀才、举人和进士构成了古代中国独有的学历资格与选官资格。三级考试之间颇多差异,同时又具有极大的关联,尤其在第一、二级的乡、会试中,其各地取解的名额、开科的时间、考试的内容以及服务与服从于科举取士的贡院管理等众多内容,都是深入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必须和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对明代科举制度研究的许多相关问题的认识和评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对明代科举三考试问题的论述来展开的。     

明代四川解元群体的构成特点及其成因探析

明代四川应有解元88名,目前可确认姓名和户籍属地者共有68名。其地域分布极不平衡反映了各府、州、县科举实力的不均衡,是各地在人口、经济、交通、教育、文化、政治、家族等方面所存差异综合作用的结果。明代四川解元中式者几乎皆为地方学校生员,无社会上的儒士等成员,反映出其官方教育的发达和民间教育的落后。明代富顺、南充解元之多名列全省冠、亚,其本经分别以《诗》和《易》为主,反映了两县各自在《诗经》学和《易》学上的深厚底蕴。明前期四川解元进士出自上3代皆属平民家庭者占同期总数的70%,后期则下降至35.71%,这是主要由明中叶后出自官宦之家的解元进士和进士亲属中仅有功名、虚衔者不断增多等原因造成。     

明代西北科举与社会环境——以庆阳府进士与举人的时空分布、特点及成因为线索

明代中国科举走到了鼎盛阶段,西北的科举水平达到了它的较高阶段,地处西北近边的庆阳府一度走在前列,而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以各级官学教育为科举育才的基本支柱,建立了制度完备的府州县儒学教育体系;庆阳距西安较近,具有地缘优势,并且大部分州县文化基础较深厚,交通较方便;外来移民,主要是庆阳卫军籍移民为当地科举发达提供了新鲜血液。庆阳科举显示了不同于西北其他府州的发展特征,出现了较多祖孙、父子同为进士的现象,科举呈现家族化趋向。     

明代河南府进士区域分布研究

经统计,地处豫西的明代河南府进士总数为258人,仅洛阳一县就占126人,表明河南府一州十三县的进士分布存在严重的不均衡,并在府治洛阳县一地造成明显的地域性人才集聚现象。这种差异化的出现,与当时河南府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文化传统及教育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     

明代西北地区人才地理分布初探

西北地区由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以及社会风气等因素的影响,在有明一代,人才地理分布呈现不平衡的特点,以往的研究者缺乏从区域视角对这种分布差异进行深入的探讨。通过对明代西北地区科举进士以及正史列传人物数量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明代西北地区的人才分布呈现明显的地域集聚特征,其中分卷制、解额、自然环境以及外来移民和学校数量是影响当时西北地区人才地理分布的重要因素。     

关于明代科举研究中几个流行观点的商榷

明代科举在宋、元科举三级考试的基础上,又进而形成了包括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在内的五级考试体系,不仅进一步提高了科举考试的难度和规范程度,而且为提高选才质量提供了条件。明代"童生"考试只是决定童生即未入儒学的士人能否成为府、州、县学生员的入学考试,而非参加科举必经的一级考试,故严格意义上不属于科举考试。明代科举并非"必由学校",其考生除主要来源于"国子学生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外,还有"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和"吏员"、"医士"、"军士"等"杂流"入试。崇祯十三年"赐特用"仅为赐予破格任用,而非赐予出身,故不应称之为"科"和"出身"。     

中德文化差异比较—从中德称呼语的不同谈起

本文从比较汉语和德语中对称呼语的不同定义以及两个文化群体对家庭称呼语,泛亲属称呼及家庭称呼语社会化的不同运用出发,并通过研究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探讨其根源文化的差异.而这种文化的差异又是和教育传统的差异紧密相连的.文章指出,在研究跨文化交际的今天,只有扬长避短,找到两国教育的正确融合点才是至关重要的.     

1891年热河金丹道起义中的蒙、汉民族冲突

对1891年的热河金丹道起义,早期学界研究认为,是长江领域的反洋教斗争在辽西地区推向高潮的一次斗争,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但是在笔者们梳理史料过程中,发现事实非如前所说,而实为蒙、汉民族间的一次血腥仇杀。蒙、汉民族为此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怎样看待民族冲突,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大学数学分层次教学探析

“大众化教育”的来临对过去“精英教育”的教学模式提出了挑战,大学数学作为高等教育中几乎涵盖所有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在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能再维持过去单一的教学模式,它应采用分层次教学模式,即从学校层次、学科层次及学生层次上进行分层次教学。     

关于新形势下高校科研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

社会的发展 ,科技的进步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 ,高校不仅肩负着人才的培养重任 ,同时也是科技发展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本文探讨了加强科研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以及目前科研队伍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几点建议     

心润之策--论中国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学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模式;中国普通高等学校的理论艺术教育学也应有独特的学科结构及其理论内涵.     

清代江西溺女风俗中的"奢嫁"问题

奢嫁之风是清代江西社会奢靡风气的一种表现,也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嫁资越昂贵;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嫁妆是女儿在诸子平均析产方式下间接参与娘家财产分配的最常用的方式,因而富裕人家为了防止女儿分割财产,更愿意采取溺女这种方式来维持他们原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奢嫁"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富裕阶层溺女的主要经济原因.     

关于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四个问题

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既要求我们加快人口的城镇化和区域的城镇化,更要实现经济意义上的城镇化;传统的城市化道路可以说是一种失败,因此应该扬弃;至于国外比如美国、英国等国的城镇化道路可资借鉴但不可照搬.     

“新民族主义”的中日比较

对中日两国的“新民族主义”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了两者在产生根源、表现特征和所发挥的政治功能上的异同，认为，中日两国的“新民族主义”都具有狭隘、非理性的特征，但由于中国的新民族主义与国家当前的整体利益不符，所以它并没有成为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而由于日本的“新民族主义”与日本右翼力量相融合，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已上升为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从而更具有危险性和危害性。     

《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中的性别政治

《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是奥地利作家利奥波德·莫索克的代表作,它讲述的是一段关于男性受虐倾向的故事。小说中男性带着强烈的受虐倾向,自愿成为女性的奴隶,被女性鞭打、虐待。有人说在这个小说中男女之间的性别关系发生了改变,女性终于成为了男性的主人。然而,通过对小说人物和情节等的分析,就会发现,小说表现出的依旧是男权文化下的男尊女卑性别关系。     

清代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现状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教案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地区性教案的研究又是近代中国教案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内蒙古地区因其在清朝独特的地位和清政府对此地区有别于内地的管理方式,其教案的发生又有其特殊性,因此对于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将更具典型意义。通过对内蒙古地区教案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希望以此为基础为日后内蒙古地区教案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