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30年代刑法学的中西之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刑法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西法东渐”的过程中,德日刑法学的引进与西方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的入华成了一时之特征,也造成了一定程度内的中西之争,在这些争论内,民国刑法学的集大成者蔡枢衡先生倡导的建设中国新概念法学,在时下中国现代刑法学吸收大陆法系刑法学的“化西”进程中仍有其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毛泽东与"古今中西"之争

"古今中西"问题是近代知识界争论的主题。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本就有超越时贤之处,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专就"五四"前后的"古今中西"之争作了科学总结,批判了形式主义与教务主义和对待传统文化上的虚元主义与保守主义,提出了既符合历史必然性又符合民族价值目标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观。他在建国后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这些指导性原则对于实现新时期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极为重要。     

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中的晚清海防战略嬗变

晚清海防战略嬗变是近代古今中西之争的产物。从中西之争看,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在师夷之“技”“学”“道”的过程中,海防战略经历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塞防与海防并重”“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务”“海权论指引下重建海军”的嬗变历程。从古今之争看,与“师夷”相伴的是对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维护,既有改良派、洋务派及维新派在“器变道不变”“中体西用”“道器兼备”及“由器进道”的思维框架中吸纳西学以维护传统,也有顽固派通过抵制西学以维护传统。古今中西之争既促进了海防战略嬗变又制约其西化的彻底性,进而对晚清海防成败产生了深远影响。     

全球抗“疫”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与价值意蕴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人类的生产生活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威胁与挑战。面对“疫情黑天鹅”的出现,人们很快意识到携手共建命运与共的生命共同体是当今世界共克疫情的首要任务。为深刻了解新的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蕴,本文将从其理论渊源入手,在深层次剖析其内在涵义的同时,从推动全球抗“疫”的合作与共赢、提高中国话语权及国际社会影响力、推动“后疫情”时代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促进世界历史进步和文明发展的范式创新四个维度思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义。     

中西之争视阈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学定位研究

合理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进行定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阶级分析法与历史分析法相结合,合理地对西方政治思想史进行课程名称定位、起止时间定位、传播空间定位和教学内容定位。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全球治理价值的时代契合性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环境,以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为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提供的科学价值指引。全人类共同价值从人类普遍追求的价值诉求出发,生成于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共同的理想追求、共同的利益诉求与共同的责任要求,包含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共同目标、建立公平与正义的秩序愿景、实现民主与自由的权利追求。在实践路径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以团结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以文明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历史不断融合发展的趋势下,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全球治理价值在生成逻辑、目标取向、实践路径等方面具有高度的时代契合性,为推动构建体现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科学的价值引领。     

全球生态治理的困境与中国方案的构建

近年来,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各国都加强了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全球生态治理仍然面临着环境治理理念亟需加强、诸多主体利益冲突和全球生态治理法制合法性与权威性不足等困境。面对这些困境,中国提出了培塑全人类共同价值、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建立普遍认同的环境治理体制机制和构建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的治理新方案,为世界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了中国智慧。     

全球背景下中西传媒的价值取向比较——兼谈中国新闻奖与普利策新闻奖的比较

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作品难以进人中国主流新闻研究的视野,更少有人将之与中国的新闻奖做对比.新闻奖值得研究的内容很多,该文另辟蹊径,从中国新闻奖和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的新闻价值、报道题材、思维方式、写作特点、奖项设置等方面入手,为我们打开一扇独特的视窗来探析中西传媒新世纪的价值取向选择.     

塑造普遍安全的世界：“全球安全倡议”的多维论析

“全球安全倡议”是将世界普遍安全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中国方案。“全球安全倡议”是“两个结合”的代表性成果,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最新理论结晶之一。“全球安全倡议”通过推动政治对话与外交谈判,加强大国互信,倡导构建区域安全新架构,引领各国携手应对跨国危机,为我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主动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更好维护开放安全,推动发展与安全深度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具有促进世界安全发展的时代价值。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

随着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加重,以往被寄予克服全球化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期望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治理失灵的窘境。在当前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治理主体层面的治理权分配存在合理性争议,治理机制层面的平台代表性、合法性、决策力存在缺陷,治理议题层面的应用层议题日益复杂,使得全球互联网治理难以实现提升全人类福祉的治理初衷。中国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互联网空间中的各类行为体理应成为发展、安全、责任、利益共同体。该理念回应了互联网治理领域的现实困境,并指明互联网环境下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蕴含了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在该理念关照下,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实践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在治理主体方面不断提升国家政府参与治理的权重,在治理机制方面进一步拓展对话协商的平台与方式,在治理议题方面修正特定议题的治理理念并拓展议题范围,从而促进全球互联网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为推动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它以增进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为根本目的;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主要目标;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主要方式;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指导;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为保障,开启了全球治理新时代。在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搭便车"国家增多、传统治理机制"失灵"、安全困境尚未走出、国际组织种类繁多且兼容困难的背景下,中国要循序渐进,从打造区域经济一体化入手,借共建"一带一路"之际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升中国的战略引导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坚实贡献。     

全球公域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以人类共同利益的变化为标志,全球公域及其治理体系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在西班牙与葡萄牙主导的早期海洋治理阶段,人类共同利益处于缺失的状态;在海洋自由进入与主权封闭阶段,国家间共同利益的出现,向着全球公域中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全球公域扩展阶段,极地问题凸现了人类共同利益的亟需性;在全球治理阶段,人类共同利益在全球公域中得到进一步扩展,并内嵌于全球公域治理之中。尽管人类共同利益观念在全球公域治理中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全球公域治理依然面临困境,这种困境的背后是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协调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协调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并最终为构建全球公域人类命运共同体、增进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提供了新的路径:首先应降低目前大国之间在公域领域的权力斗争势态,将国际组织建设成为全球公域治理体系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其次应通过强调共同利益,寻求新的全球公域治理路径;再次,应构建公域治理的责任共同体,促使民族国家及其公民的全球主义转向;最后,迈向"人类公域"这一全球公域治理体系的理想图景。     

“土洋之争”与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

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是一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声乐不断碰撞、文流、出新的历史。从上世纪20年代的土洋之争,到近些年原生态与学院派之间的争鸣始终没有停止过,正是这种争鸣影响并推进着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     

美国“退出主义”导致的全球治理话语权变化以及中国的机遇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全球治理体系的存续和重构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聚焦点。特朗普主政后,凭借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超然”地位,肆意退出多边条约和国际组织,“退出主义”是其在“绝对霸权”减弱背景下作出的外交战略选择,延续美国“孤立主义”历史传统,暴露了“美国优先”的国家思维。从长时间轴来看,美国外交收缩必然会使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不断丧失。与此同时,中国可能会迎来全球治理体系重新建构的机会,助力全球治理体系从“竞争型”转向“合作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资本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治理的反思、批判与超越

金融危机以后,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达到其内在张力的极限,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亟待变革。通过对资本逻辑的内生性缺陷进行反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价值和治理目的进行批判,能够发现只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才能建构一种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内容全面、治理价值正义、治理目的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才能够更好地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及其核心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地包含着某种全球正义意蕴,全球正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构成要素和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本身也要遵守全球正义的基本原则。世界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高度契合性,因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正义意蕴的诠释进路应当是世界主义的,而非社群主义的。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制度是建设较高形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回避的问题,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则是引导和调节全球基本结构与全球基本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全球制度的首要美德,而不仅仅是作为国际行为体的民族国家在相互交往时应当遵守的国际交往规则。作为全球制度伦理的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包含三个核心理念——规范个体主义、伦理普遍主义、平等主义的全球分配正义,为评估和评判全球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准则。倡导世界主义全球正义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助于缩小各国在价值观层面的分歧,也有助于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的四重意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习近平高屋建瓴地提出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积极促进全球安全合作协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发展中形成了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其科学内涵包括四重意蕴：在时代意蕴上,维护中国发展与国际和平的全球安全秩序;在理论意蕴上,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世界观;在实践意蕴上,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公道正派的中国方案;在价值意蕴上,推动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不仅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保驾护航,也反映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全球担当,积极引领和推进全球安全治理,为推动解决全球安全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