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日本人类学的转型和发展

本文首先对日本人类学的早期发展,特别是对日本的殖民主义人类学做了考察。在此基础上,围绕战后日本人类学的反思和转型,介绍和讨论了日本现代人类学的海外调查与异文化研究、对异文化与自文化研究的反思、移民与越境的人类学以及现代日本人类学的中国研究等,并对全球化背景下日本人类学的学术转型、问题意识和学科建设等问题做了梳理。现代日本人类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与欧美人类学的海外社会研究形成呼应,并对周边国家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城中村农民社会研究的人类学维度与限度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城中村的农民、农业、农村社会变迁和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文化移植或嵌入,共同构筑了城中村农民社会的文化多样性.人类学独特的理论视角和方法技术,可避免其他学科可能出现的“文化解释”谬误.文章分析了社会情境影响下的中国人类学发展状况和人类学参与城中村农民社会研究的学科优势,从都市人类学、工商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等8个分支学科讨论了人类学的研究维度,也讨论了人类学参与研究中存在超域性、局部性和相对性限度,揭示了人类学参与城中村农民社会研究的重要意义.     

多彩的民族画卷——读《瑶族的历史和文化》

由民族出版社组织出版的外国学者中国民族研究文库丛书,最近又推出一部新作。这就是由日本民族学者竹村卓二教授编著的《瑶族的历史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一书。该书由中国学者金少萍、朱桂昌两位先生翻译和审校。此书与由日本学者冈田宏二先生所著的《中国华南民族社会史研究》堪称姊妹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学者率先采用了历史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开拓了对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新路。他们把运用文献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书共分为:第一篇 序论——瑶族社会的生态学…     

当代中国的性人类学研究及其发展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领域涉足性人类学研究的几位实践者都是研究少数民族婚姻家庭问题的代表性人物.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不同领域的性学研究者开始看到,性存在是多元的,在批判生物决定论的同时,提出了性的社会建构理论,这与人类学对性的研究不谋而合.中国的性学研究逐渐形成了"性人类学"这门崭新的边缘交叉学科,学者们开始对性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进行探讨.     

中国象征人类学理论的突破与创新——评瞿明安等著《象征人类学理论》

象征人类学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逐渐成为西方人类学领域一种举足轻重的理论思潮,通过研究象征符号以及人们的社会行为和象征意义之间的紧密联系,把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继结构主义之后又一影响深远的人类学理论. 中国的象征人类学研究在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在众多学者不断的辛勤努力下,已经崭露头角,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经验教训,如对西方象征人类学理论缺乏系统认识和深入研究,中国象征人类学的发展在借鉴和运用西方象征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同时,仍需突围,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体系和学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象征人类学的研究,但遗憾的是,未能有一部既融合西方象征人类学的理论精华,又适用于中国象征人类学研究特色的理论著作.     

人类学来到中国

西方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 民族学也称文化人类学,西方文化人类学最初介绍到中国的主要是进化学派,翻译出版的有摩尔根、泰勒等人的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后,传播学派、历史学派、社会学年刊学派等相继传入。传入比较晚的是功能学派,但其影响较大。有些大学开设了民族学课程。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民族学研究者们曾分别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农村作实地调查研究,出版了一些专著和报告,迄今还有参考价值。1934年冬,由于全国各地区学者们的努力,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会。抗日战争期间,许多民族学学者集中在西南地区,对当地各民族进行调查研究。并办有刊物,发表不少民族学方面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建国初期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影像表达

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赴此区域进行影像人类学研究。在建国初期所拍摄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16部影片中,有9部聚焦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为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影像素材。而对这些影像素材的分析,能帮助我们进一步掌握影像叙事所建构的"边疆想象"的文化本质,以及文本内部结构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建国初期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影像表达

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赴此区域进行影像人类学研究。在建国初期所拍摄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16部影片中，有9部聚焦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为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影像素材。而对这些影像素材的分析，能帮助我们进一步掌握影像叙事所建构的“边疆想象”的文化本质，以及文本内部结构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吴泽霖先生的苗族研究

吴泽霖先生作为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奠基与发展时期的重要学者,一生所研究涉及领域较多,成果卓著,特别以苗族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从吴泽霖教授所撰写发表的苗族研究论著、调查报告中看出,既有综合性研究,也有专题性研究,还特别关注婚姻、家庭、服饰及其它礼俗方面。从吴泽霖先生的学术研究生命历程和研究成果看,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理论方法的探索：倡导民族平等,服务社会的理论探索;对婚姻家庭的理论研究;源自苗族研究的“小集体的认同”族群理论;基于苗族服饰等研究开始的民族文物与博物馆理论及实践。综观吴泽霖先生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既是一个将在海外学习掌握的人类学理论方法应用于中国研究实践的过程,也是基于一个族群或一个区域的具体实践为起点,逐渐形成工作模式,推而广之触及更多族群、更广区域的研究,最后获得具有学科普同性意义的理论观点的过程。     

乡土中国人类学研究

农民社会及其社会文化变迁乃是现代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重心之一.整体上来讲,乡土中国人类学研究可区分为经济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汉人家庭家族制度、农民的心态、信仰与认同、回访等五大研究视角,形成了关于农民社会变化变迁的平衡论、新平衡论、盛衰循环论等几种理论解释.但由于长时期以来对农民文化的"落后"定位,导致对农民文化的无情肢解,相应,在新的历史时期,人类学家也应站好自己的立场,以有效关注农民社会.     

《民族学刊》编委简介

Brief Introduction of Members of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Ethnology     

南京回族社区的消失与回族文化传承的思考

南京是东南沿海城市中回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城市,早在明代就形成了回族伊斯兰文化社区。然而,近年来随着南京最大、最典型的“七家湾回族社区”的拆迁,引起了人们对回族社区的消失与回族文化传承问题的思考。“七家湾回族社区”的消失,除外界因素外,其内部经济生活方式、社区组织形式、婚姻情况、受教育的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也是其重要原因。实际上,回族社区的保存和回族伊斯兰文化的传承,一方面需要政府有意识地加以保护,另一方面,更需要回族自身的“文化自觉”,通过不断反思、不断总结、不断汲取优秀文化精华,并不断创新的方法来解决。而伊斯兰文化核心价值观和伊斯兰文化发展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极其有用的思想工具和途径。     

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与壮族和谐社会建设--壮族和谐社会建设研究之一

重构社会控制体系,完善、加强对社会失范行为的社会控制,是建设当代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任务。壮族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先进理念,为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构建新的社会控制体系的过程中,应注意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以及国家赋予的自治权和立法权,注重从当前壮族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来制定适合壮族实际情况的法律、法规,为当代壮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论锡伯族萨满神歌的心理医疗功能

在漫长历史中 ,锡伯族创造了与自身的生产方式和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相适应的萨满教 ,并不断发展丰富 ,萨满教成为锡伯族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萨满教延续千百年 ,其主要功能和价值之一是治疗疾病 ,保障氏族的生存繁衍。锡伯族萨满治疗患者是在歌、舞、乐三者浑然一体的场景中 ,即在“跳神”场景中进行的。歌、舞、乐三者是古老时代集体创作的产物。在萨满“跳神”过程中 ,他和助手及众人共同吟唱的神歌 ,对患者产生了心理医疗功能。     

《格萨尔》史诗的集体记忆及其现代性阐释

《格萨尔》史诗是藏族牧业文明的代表作,叙述的是关于部落的历史。本文认为,在《格萨尔》史诗产生的早期阶段,尚没有专司史诗演述活动的职业化艺人。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其建构和传承由全体部落成员共同完成。职业或半职业化的《格萨尔》艺人的出现,当是后来藏族地区社会文化生态变迁的产物。集体记忆时代的《格萨尔》史诗,不仅呈现出从历史化向传说化和神话化过渡的文类特征,也具有集体记忆所承载的时空要素及其与群体传承的关联性等结构形态。     

15世纪萨迦派人物传记提要——藏文历史著作总目提要之二

文章选取15世纪萨迦派代表性人物的传记,包括桑杰贝、班钦·释迦却丹、绒敦·释迦坚赞、俄尔钦·贡噶桑波、古格班智达扎巴坚赞、贡噶南杰、果沃热绛·索南僧格、达仓译师等著名萨迦派大师,介绍各传的作者、成书年代、资料来源、主要内容、版本等。这些传记反映了萨迦派各支系的兴起及萨迦派在15世纪的中兴历史,是研究萨迦派历史的重要文献。所收传记之顺序按人物生活年代编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