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中后期清政府对“啯噜”的严厉镇压与社会恐慌

乾隆中后期,四川及其周边地区"啯噜"活动频繁,已经严重地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清政府下决心铲除"啯噜"这一黑社会组织。但是,清政府面对着这一困境:将真正的"啯噜"与被怀疑为"啯噜"者、被裹胁入"啯噜"者区别开来,以打击真正的"啯噜",而不致造成大的社会恐慌。而事实上,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几乎是办不到的。"啯噜"镇压活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恐慌,后果很严重。     

“啯匪”和“会匪”:哥老会起源的新思考

在中国秘密社会研究中，学者几乎都认为哥老会是由啯噜演化而来。但是从啯噜到哥老会的演变轨迹，很难建立起逻辑的和有说服力的联系。在清朝的档案中，啯噜和哥老会的区分是非常清楚的，啯噜被称为“啯匪”,从乾隆初期便已经存在了；哥老会被称为“会匪”,在同治以后才开始流行。把两者联系在一起的学者，应该说都是有一定的史料根据的，这些史料主要来自清代官方或者官员对啯噜和哥老会的描述，但是几乎都是只言片语。如此就认为哥老会来自啯噜，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接受了清官方的一种对边缘人群的话语表达。而那些表达不一定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其在很大程度上是歧视、愤恨、污蔑的结果，或者就是为镇压这些反叛者寻找理由。由于对哥老会的镇压无力，而且这个组织还有扩大的趋势，因此污名化或许是一种策略，或者是利用道听途说的信息进行的武断的推测。     

明清之际徽州清丈人役的承充、组织与田土处置

明清之际,徽州经历了三次时隔较短的土地清丈,地方实践方式有较大的延续性。清丈人役的佥选依托图甲,具有多层的承充结构,每一差役名目背后的实际承担人员众多。为了协调整个清丈组织,钱款筹措、宴席和盟誓活动必不可少。清丈人员利用掌握土地税粮信息的优势,能够规避和解决田土纷争,亦可从中牟利。因而站在民间社会角度评估,清丈活动对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利用民间惯例的同时,也强化了地方势力。     

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人名贱称与佳称考

人名是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化学的重要研究资料。古代文献人名中的贱称和佳称,学界至今重视不够。本文以吐鲁番出土文献为例,拈出三例以作尝试,文章考证"■(■)"即"■",亦即"粪",常常用于人名中,属于贱称;"■(■、■、■)"即"零",通"令"或"灵",意思是"美好","■子"即"令子",用在人名中,字面意思是"好孩子",是与贱称相对的一种佳称;"奴"与"子""儿"同义,用在人名末尾,来源于中古时期汉语或民族语言(比如粟特语)的贱称。文章同时对吐鲁番出土文献中与贱称和佳称有关疑难俗字和俗语词进行了考释。     

商南蛮子话同音字汇

商南县位于陕西省东南部,县境内方言状况十分复杂,主要有三种方言即本地人所谓的"蛮子话"、"奤子话"、"爪子话"。清初,伴随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广填陕南运动",大量的安徽、江西、湖北等江南人移居于此,形成了商南人口的主体。这批移民及其后裔讲的是南方"蛮子话",与县城奤子话区别很明显。文章描写了商南蛮子话的语音系统,列出了同音字汇。     

清代“回疆协办大臣”奏折制度研究

清代"回疆协办大臣"奏折有联名会奏和单衔具奏两种。一般而言,八旗"回疆协办大臣"与维吾尔"回疆协办大臣"联名会奏言事范围不同,八旗"回疆协办大臣"言事范围仅限于本城和属城,维吾尔"回疆协办大臣"言事范围则限于本地维吾尔人事务和临近藩属事务。奏折的言事范围所反映的本质问题是权力分配,故八旗、维吾尔"回疆协办大臣"与参赞大臣会衔联名具奏言事的范围与其本职权限基本一致。其单衔具奏,分为循例具奏和秘密参奏两种。当回疆参赞大臣携印"出差",其协办大臣暂用旧储办事大臣印信办事,此间单衔具奏言事仅限本城与属城"寻常日行事件",重要事件与参赞大臣会商联名具奏。乾隆四十四年,经西成奏请,准许回疆协办大臣专折密奏,有利于回疆协办大臣监督牵制正办大臣。清代新疆大臣公事奏折准许驿传递送。嘉庆以后,为免徒劳驿站,又规定了一些细节问题,如循例奏折先后规定五折发递、临城转递,紧要事件、参奏仍准专折驰递。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改造游民的策略

毛泽东认为,游民来自于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游民具有两面性,即集革命性与破坏性于一身。这种认识也决定了他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时改造游民的策略：一是通过给予游民以土地和适当职业解决他们的生计需求,从而把他们团结到革命队伍的阵营之中,同时在生产劳动中改造其游惰习气;二是从思想和组织等方面对游民进行整肃,使他们的破坏性降到最低值。在毛泽东这种策略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下,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根据地都对游民进行了改造,且成效比较显著,其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为建国初期改造游民、解决游民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论西周王朝中的齐太公后裔

史籍中关于周公、召公以一子就封,另有子"世为王臣"的史实比较明确,但对于同为开国重臣姜太公是否有子"世为王臣"则文献无征.通过近来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师钟、师鼎、即簋、师臾钟铭文考求其世系可知:姜太公确有两子世为太师,留侍王室,同周公、召公家族情形相似.     

大学生失业群体的游民化及其社会干预

由于多年累积,大学生失业人员呈现出"群体化"、"游民化"的特征,共同的教育经历、就业挫折和负性的心理感受使其成为一种特殊的"心理群体",他们在承受生活窘困、身心痛苦的同时也可能对社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建立失业大学生的应激管理、社会支持、心理疏导体系与机制.     

汉代“复作”徒考辨

"复作"是汉代的一种刑徒。传统认为"复作"即女刑徒,或是"弛刑徒",都不能成立。根据汉简,可知男刑徒也被称为"复作",证明"复作"徒中也有男犯。"复作"徒虽然在不带刑具方面与弛刑徒相似,但在汉简中"复作"徒是吏民因犯罪所判处的一种刑徒,而不像弛刑徒是刑徒获大赦而除去刑具的结果。此外,在刑期、身份上,两者也有明显差异。"复作"徒实际是汉代刑徒中最轻的一等,并无性别特征,也不佩戴刑具,其刑期较短,要在徒官监督下服三月到一年的劳役。     

论我国传统教化之"风化"特征

在学校教育尚未普及的古代,传统教化被赋予了"风化"之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入",扰及万物.即传统教化在学校教育之外,还浸润至家庭、社会生活,从而在社会层面形成了一种整合性的影响力;二是"伏",化物无形.即传统教化具有行不言之教与从细处修身的特征;三是"顺",顺调其心.即传统教化有刚中不过与以"顺"化物的主张.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伞头秧歌”表演形式和舞蹈动作特征分析

"伞头秧歌"是流传至今的一种古老的民间歌舞艺术,其表演分扭秧歌和唱秧歌两个方面,且扭时不唱,唱时不扭。扭秧歌有"过街"、"掏场子"、"小会子"三种主要舞蹈表演形式。"伞头秧歌"几种角色富于变化的舞蹈动作特征主要表现在:"伞头"的道具运用及步伐和肢体动作;"鼓子"的道具运用及击鼓的动作;"拉花"扇舞的"绕"和"甩",步伐的踢与吸,体态的扭倾含腆。     

依循自然的精神自由——庄子“逍遥游”解读

"逍遥"的本义,并非通常所以为的"安闲自得",而是"苦闷"、"无所事事",在庄子那里引申为"无为"。"逍遥游"之"游",亦不等同于西方所谓之"游戏",其本义是"在水中或陆地上活动",在庄子那里引申为"精神空间中的一种行进过程"。"逍遥"与"游"在庄子那里都指向自然与自由。所谓"逍遥游",即依循自然的精神自由。     

好古与忠信:先秦儒者子张与申祥的威仪从政论

子张之儒,是先秦儒家重要一派。他们重视历史,因此看重《尚书》,对于其中所记载的古圣先王之身体威仪亦尽力模仿,其"禹行而舜趋"的外在表现,亦可看作是对孔子"不践迹,亦不入于室"的"善人之道"的身体力行。子张之后,其子申祥(颛孙子莫)成为该派儒者之主要代表,他把子张的从政君子威仪修养论概括为"执中",并主张君子有"三去",强调从政君子之修养不仅要"摄威仪",更要"主忠信"。这与"郭店楚简"中《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三篇文献将"忠信"凌驾于"仁义"之上的学理倾向若合符契,我们认为这三篇文献可以归于以申祥为代表的子张后学。     

清初顺治朝巡抚之属籍

清朝于顺治元年入关,至十八年基本统一中国内陆.其所依靠的统治地方的军政首脑,主要是来自与满洲贵族利益关系密切的八旗汉军.清朝沿用"明制",以总督、巡抚掌管地方大权,其中巡抚以民政为主,至关重要.据统计、考证,顺治朝出任巡抚者125人,其中97人为汉军旗人,占78%,余22%为汉族籍.汉族籍出任巡抚,主要是清朝入关之初,满洲贵族出于拉拢汉族官僚士大夫及地方汉族势力的需要.随着清朝统治日趋巩固,汉军旗人几乎垄断了巡抚之职,汉族籍巡抚寥若晨星,且受到汉军督抚的节制、监控.因此可以说,清朝入关与汉族政权角逐,化劣为优,最终取得开国胜利,与其利用汉军旗人出任督抚,争夺掌握地方大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苏瓌有子 李峤无儿”小考

李峤与苏瓌为武后、中宗朝重臣,"苏瓌有子,李峤无儿"之说,见于各种杂史笔记,有三种不同说法:中宗召二子问"所通书",苏颋之应答颇令中宗满意;苏颋为其父苏瓌守制,坚不起复;同在朝为相,李峤子不及瓌子颋有才能。根据两《唐书》、李峤长子李畅《墓志》等史料,对此三说逐一详加考证后可知,同在武后中宗朝官居要职,峤子不及瓌子颋有才能之说,当为三说之中最为合理的解释。     

歌圩的地方性表现及其意义——以广西西部德靖一带壮族民间节日“航单”为个案

歌圩作为壮族传统文化的象征,是历代文人学者对流传于壮族地区民间一种聚会对歌传统的汉语表述。其在各地壮族民间有不同的称谓和表现形态,流传于广西西部德靖一带壮族社会的"航单"是其中的一种。在总体把握时间、空间、实践主体等特性的基础上,描述其结构网络,进而考察其主要活动。从中可知,这个节日与男女两性的聚会对歌活动确有密切关系,但也包含着宗教、经贸等方面的内容。近年来,随着自发性歌唱活动的日益衰落,有组织的对歌比赛在"航单"中的地位得到强化,显示了歌圩对"航单"传统自上而下的建构作用。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馆藏书画赏析（四则）

一、古朴清新意境深邃--陈子庄<古柏图> 陈子庄(1913-1976年),号兰园,亦号南园、陈风子、石壶、十二树梅花主人,四川永川人.工诗文、篆刻,善山水、花鸟.生前一直寓居成都,潜心作画,创造了高逸超妙而又朴拙稚真的"子庄风格".他的作品曾得到过潘天寿、李可染等国画大师的高度评价,生前却一直默默无闻.在他离世之后,中国画坛、新闻界乃至世界画坛都出现了"子庄热",一时间声名遐尔,有人甚至把陈子庄称为"中国的梵高",逐渐为世人认识、接受和熟知.     

《西游记》陈元之序言揭密——论陈元之即阎希言大弟子舒本住的文本证据及其它

《西游记》第一二回已经用隐喻暗示方法,透露出其"最终定稿人"是明代万历时的茅山乾元观全真道士阎希言师徒。在《西游记》文本中,由于在姓名方面对镇元子所居五观庄即"舒本住"的隐喻暗示,在辈份方面和形象描述上对镇元子形象即舒本住化身的暗示,以及对两者均是金陵籍贯的明说,可知"镇元子"形象同时就是阎希言大弟子舒本住在文本中的艺术投影。另一方面,按"最后定稿人"口音,"镇元子"与"陈元之"发音大体相同,含义也大体相同,故知"陈元之"与"镇元子"虽为两人而实为一身。此外,《西游记》文本借"华阳洞主"东方朔与孙悟空开玩笑的"闲笔",又暗示了作为校者的"华阳洞天主人"与镇元子-陈元之-舒本住同类同辈,"华阳洞主"实际是舒本在文本中的另一艺术化身。于是,在《西游记》文本中,我们看到了横跨文本中的镇元子艺术形象、序言作者陈元之和《西游记》出版前夕的"最后定稿人"舒本住三者之间的一种互相对应、互为化身的"三位一体";如果再加上"华阳洞天主人",可知"最后定稿人"舒本住在文本中有三个艺术化身,于是就形成了"四位一体"。从这种"三位一体"或"四位一体"看,陈元之序言即舒本住所写,是这位"最后定稿者"的"自白",其主要内容包含了对阎希言领导《西游记》最终定稿的再暗示,对《西游记》定稿文本启蒙主旨和丹学内涵的突出强调等。